1993年相亲，对方被嫌“太瘦”，第二年我嫁给了他堂叔

1993年夏天，我已经23岁了。

我蹲在地里拔草，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母亲站在地头喊我：“别干了！洗把脸，换身干净衣裳，下午你二姨带人过来相亲。”

我应了一声，却没动。

不是我不当回事，是实在没啥好紧张的。我上面三个姐姐，我是老四，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农村，女孩排行中间，跟地里长出来的玉米秆子似的不金贵，也不稀罕。

母亲常说：“你三个姐姐都嫁出去了，你也赶紧的，腾出地方来。”

我瘦，一米六的个子，不到九十斤。村里的婶子们见了我，总爱捏我胳膊，说：“这闺女，风一吹就得倒，能生养吗？”

我不爱听，但也习惯了。

下午两点多，二姨领着一个叫孙建国的男人来了。他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抹了发胶，梳得锃亮，一看就是镇上的人。

二姨嘴甜，进门就夸：“我这外甥女，别看瘦，干活利索着呢，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母亲赶紧倒茶、端瓜子，把我往前推。

孙建国看了我一眼，目光从脸上扫到脚上，又从脚上扫回来。那个眼神我不喜欢，像在集上挑牲口。

他问：“你平时在家都干啥？”

我说：“干农活，做饭，喂猪，带弟弟。”

他“哦”了一声，又问：“你会骑自行车吗？”

我愣了一下，说：“会。”

他说：“那就行。我开杂货店的，有时候需要去镇上进货，你要是跟我结婚，得帮着骑三轮车拉货。”

我说：“行。”

他又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他和二姨就走了。

三天后，二姨捎来话：孙建国嫌我太瘦了，怕干不动重活，想找个壮实一点的。

母亲气得摔了一个勺子：“瘦怎么了？瘦就不能干活了？你三姐生完孩子一百六十斤，倒是壮实，走两步都喘！”

我倒没生气，只是有点委屈。

那段时间，我开始强迫自己多吃，馒头从半个变成一个，晚饭加一碗红薯稀饭。可我就是不长肉，吃多少都那样。

母亲骂我：“你跟自己较什么劲？他又不是天底下唯一的男人。”

我嘴硬：“我没较劲。”

可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

第二年，大姐夫请我去他家帮忙收麦子。他们家人手不够，我去搭把手。

在大姐夫家，我认识了一个叫孙军的人。

他是大姐夫的朋友，年纪，比我大两岁。在镇上农机站修拖拉机，手上全是机油，指甲缝里都是黑的。

第一次见面，他正在院子里拆一个柴油机，满手油污。大姐让他洗手吃饭，他嘿嘿一笑，露出两排白牙，说：“等我把这个螺丝拧下来。”

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人挺憨的。

吃饭的时候，他坐我对面。他也不看我，闷头吃，一碗饭三口就没了。大姐又给他盛一碗，他还是不说话。

我大姐夫看不下去了，踢了他一脚：“你倒是说句话啊，人家姑娘在这儿，你就知道吃？”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子红了，憋出一句：“你……你太瘦了，多吃点。”

我差点笑出来。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快把这个人忘记时，大姐夫带着孙军来我家了，拿了几个苹果和一袋红糖，我刚好从菜地回家，手上，脚上全是泥巴，跑到天井想洗洗，孙军一个健步到天井，拿了一个盆，从井里打了一盆水给我。啥也没说又坐回原来的位置。

从这开始，他经常来我家，有时给我带几颗糖，有时带几个桔子，有一次还带了一只母鸡，说是他自家养的，让我炖汤吃。

我们处了半年，秋天就订了婚。

订婚那天，才知道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事，孙建国竟是孙军的堂侄子。

孙军父母老来得子，在家族里位份高。

也就是说，那个嫌我瘦的男人，以后见了我，得叫一声“婶子”。

我大姐夫更逗，把孙建国拉到我面前说：“建国，叫婶子。”

孙建国脸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半天，最后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婶子”。

我应了一声，心里那口憋了一年的气，终于顺了。

1994年冬天，我和孙军结了婚。跟公婆住在一起，公公是个不善言语，勤快，不爱管事的人，婆婆当家，做事麻利，性格爽朗，做人很有分寸感，对我们年轻人的事她从不多言。

婚后我才发现，嘴笨的人心最细。他不会说甜言蜜语，但冬天我手脚冰凉，他就把我的脚塞进他怀里暖着。也经常到各村接点修理活，补贴家用。

我生闺女那天，那时还在家里生产，大姐告诉我，孙军那天在门外急得满头大汗，说啥也不离开。

在我坐月子期间，婆婆晚上帮我带娃，要我90天不能出房间门，每天鸡汤，猪手，鱼，鸡蛋供着，把我养到110斤，白白胖胖的。

母亲也带来100斤黄酒，10只鸡，说：让我好好补身子。

这个时候，突然觉得我不再是玉米杆子了，我既金贵，又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