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苍蝇小馆，一窝砂锅上千元，仍人满为患，从不招待民工和学生

但你没有豪车你没资格踏入这个店，并且骑电动车过去你还会被拒绝，此店25年不挂招牌，从不招待民工和学生。

“叙利亚”风格的店铺，有着高昂的价格，两三个人吃饭随随便便吃个2000块钱。

但是还有许多人慕名而来，他破旧的店铺里摆满了茅台、五粮液等好酒。

此店究竟有何魅力能吸引如此多人呢？

难道他是歧视民工和学生么！为何从不招待他们？

老陈在这条巷子开店二十五年，从没挂过招牌。问他为啥，他点根烟：“来吃的自然找得到，不想吃的，挂金字招牌也没用。”

店里就六张桌子，白墙早就泛黄，地上铺着褪色的红砖。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价格后面跟着的零，常让新客倒吸凉气：野生甲鱼砂锅，时价，常常一千二往上走；野生黄鳝砂锅，八百；最普通的土鸡锅，也要四百出头。

可每张桌子上都热气蒸腾。

吃的人埋头苦干，额头冒汗，嘴里含糊地夸：“值，真值。”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下工路过，闻着香味挪不动腿，捏捏口袋里皱巴巴的零钱，鼓起勇气问老板能不能点个便宜的。

老陈探头看看后厨，往往摇头：“卖完了，下次早点来。”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结伴来找特色，老陈也是这套说辞。

时间久了，“不招待民工和学生”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网上有人发帖骂：“什么年代了，还搞三六九等！”老陈从不回应，照旧颠他的炒勺。

可你要是细心观察，会发现民工或学生打扮的人真坐下点菜了，老陈倒也会默默做出来，只是结账时，常抹掉个零头，或塞两瓶啤酒：“拿去喝，算我的。”

这店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老陈有一次被熟客问急了，才抹抹手，在厨房门口说了实话。“我不是嫌贫爱富。”他指着门外刚下工的民工，他们蹲在路边吃五块钱的盒饭。

“你看老李，在工地绑钢筋，一天挣一百多，汗珠子摔八瓣。我这一锅，是他一个礼拜的血汗。他吃了，心里是痛快了，可晚上躺工棚里，准后悔。”

他又说学生：“花着爹妈的钱，来我这吃一顿，可能抵他爹妈在老家忙活好几亩地。我要是赚了这钱，夜里睡不着。”

那这天价砂锅，到底贵在哪？老陈转身从水池里捞出一只甲鱼，青背白肚，爪子尖利。

“野生的，从丹江口水库那边收来，运费比菜市场的养殖货贵三倍。”他店里的食材，主打一个“野”字。

黄鳝是田间地野钓的，粗细不一；鲫鱼是湖里网的，鳞片泛黄；连炖汤的鸡，都是山里跑的土鸡。

“我的灶台上，没有鸡精味精。鲜味？全靠食材自己熬出来。”他做一锅甲鱼，处理干净，只加姜片、几个干香菇，用山泉水慢炖四五个钟头。

炖好了，汤色清亮，面上漂一层金黄的油。肉糯汤鲜，回味是甜的，那是食材本身的甜。

有食客说，在他这吃完，回家再吃别家的，总觉得一股味精味。老陈说：“我的菜，没本事，就是舍得给料，也舍得花时间。”

可这成本，终究是转嫁到了价格上。一份砂锅上千元，到底是物有所值，还是老板自抬身价的噱头？

走进老陈的店，会被墙边一长排架子吸引。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高端白酒空瓶。茅台、五粮液、国窖1573，有些是限量版，瓶子造型奇特。这些都是客人留下的。

“有的客人喝高兴了，说瓶子好看，留给我当摆设。一来二去，就这么多了。”老陈说，这算是一个无声的招牌，来来往往的，多是生意场上的人，谈事、庆功，舍得开好酒，也吃得起这口野味。

但他的常客里，也有例外。有个退休的老教师，每隔一两个月，必来吃一次黄鳝锅。他就一碗米饭，就着锅仔，慢慢吃，慢慢喝二两散装白酒。

老陈每次见他来，黄鳝给得格外多。“他不富裕，但就好这口。他说，吃我一顿，能回味一个月。这是知音，我得招待。”

老陈说他不是区别待人，是“看人下菜碟”——这“菜碟”，指的是心里的账本。

“我宁可少做一笔生意，也不想让人吃了后悔，背后骂我黑心。”有民工带着老婆孩子来，说老婆过生日，想尝尝鲜。老陈劝不住，做了个鸡锅，结账时只收了一半的钱。

民工非要给全，老陈虎着脸：“你再啰嗦，下次别来了！”那民工后来成了朋友，偶尔来帮忙搬点重物，老陈就留他吃个工作餐，有肉有酒。

老陈的店像个矛盾体：它用高价格竖起一道无形的门，却并非将人分等；它看似冷漠拒绝，内里却是另一种笨拙的体贴。

这或许提醒着我们，在简单的标签与义愤之前，世事往往有多一层的纹路。

而平等与尊重，有时不在于能否踏入同一扇门，而在于门里门外，是否都存着一份将心比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