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听相声从不笑出声，侯宝林却编了4句歪诗，逗得他哈哈大笑

194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北平刚刚解放，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机关礼堂内灯火通明。北平市主要领导为中央领导人组织了一场文艺晚会，当毛泽东得知晚会节目里有侯宝林的相声时，当即表示：“好，我去！侯宝林是个人才，我很想听听他的相声！”

当天晚上的压轴节目是侯宝林与搭档郭启儒合说的新段子《婚姻与迷信》，段子讲的是旧社会婚丧嫁娶的繁文缛节，言语间充满了对新旧社会的对比。毛泽东听了侯宝林的相声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侯宝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研究家。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

侯宝林（右）

这次演出开启了侯宝林与毛泽东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艺术交往。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经常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表演相声，毛泽东了大约看了他150段相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后来感慨道：“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

毛泽东听相声时有个特点：通常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的脸常常憋得通红。但有一次例外——侯宝林在表演时念了一首自己编的“歪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四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诗，让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张开嘴纵情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来。这是工作人员记忆中，毛泽东听相声时唯一一次如此开怀。

在中南海演出，规矩其实很细，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特意叮嘱过侯宝林：“演出的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不能让毛主席仰着头看，那样颈椎会疲劳。”

毛泽东会见曲艺界人士，左三为侯宝林

更大的规矩在于“握手”，每次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按惯例是要和侯宝林握手的。为了让毛泽东不必起身，工作人员教给了侯宝林一个诀窍：“看准时机，在毛主席欲起未起之际，抢先一步上前握手道别。”这个分寸极难拿捏，但侯宝林每次都做得极其圆满。这不仅仅是技巧，更是一种深植于那个时代的朴素情感。

1966年“运动”爆发后，侯宝林被迫停止演出。1968年，侯宝林受到了批斗。毛泽东听说这个消息后大惊，秘书谢静宜连忙解释说：“没事，没斗成，听说侯宝林当时一点儿也不紧张，还像说相声时那样，逗得红卫兵直乐。”

原来当红卫兵闯进侯宝林家时，看见他们一家人站成一排，每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小包袱。红卫兵问这是干什么，侯宝林回答说：“准备扫地出门。”

红卫兵本想让侯宝林戴高帽子，他马上从自己背包里拉出一个活动式帽子，竟比红卫兵的还长，逗得所有人捧腹大笑，批斗会最终没开成。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好不容易才停下来，他问谢静宜：“斗侯宝林什么呀？”

毛泽东和谢静宜

谢静宜回答说：“有人说他演的都是封、资、修的东西。”

毛泽东突然严肃了起来：“什么封、资、修？他不就是一个演员吗？他演得很好嘛，每个人都喜欢听他的相声，我也多次听过。侯宝林是个好人啊，他没什么问题！”

毛泽东发话以后，侯宝林得到了保护。1974年，毛泽东又亲自将侯宝林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

1975年1月，侯宝林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为病中的毛泽东录制相声。当时侯宝林已经将近10年没有正式登台演出了，当他从单位的服装箱里翻出那件灰色大褂时，发现上面全是虫蛀的小窟窿眼儿，他只能凑合着穿。

侯宝林（左）

更让人唏嘘的是，由于太久没说相声，侯宝林担心忘词，只好让人把台词写成大字报，挂在摄像机旁边提词。为了配合现场效果，录制组临时调来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充当观众，但这些小战士大多是农村兵，很多人根本听不懂传统相声的“哏”在哪里，场面一度很尴尬。最后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找个懂行的明白人，手里举着一面小旗，镜头切到哪儿，需要笑声的时候，旗子一举，大家就跟着笑。

就这样，在“人工指挥笑声”的奇特氛围中，侯宝林录制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十几段影像资料。如今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几段侯宝林、郭全宝的录像——《卖布头》《戏剧杂谈》，正是当年他们专门为病榻上的毛泽东录制的。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与我”的大型征文活动，侯宝林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毛主席听我说相声》，该文后来获得了一等奖。只可惜举办颁奖仪式时，侯宝林已经去世了，女儿侯錱替他去领取了奖品和证书。奖品是一块有8个角的长方形镀金手表，表盘上绘有毛泽东的头像和“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的铭文，据说此表只做了100块，十分珍贵。

晚年的侯宝林

从1949年初见时的“语言学家”，到1975年病榻前的影像，毛泽东与侯宝林的交往，折射出的是一代文艺工作者与领袖之间那种亦师亦友、既严肃又松弛的关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综艺的年代，正是这些笑声，陪伴一位老人度过了无数个为国操劳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