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大爷一生无婚，兄弟姐妹不联系，死前花完600万，谁别想继承

秦望津把存折上的最后一笔钱转出去的时候，银行柜员提醒他：“秦先生，您这张卡里还剩三块六毛钱，需要销户吗？”

他把存折从窗口里抽回来，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存折是红色的，封面上的烫金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边角卷曲，像一片被风吹干了的树叶。他的手背上有几块老年斑，指甲盖泛着灰白色，指节粗大，是年轻时候干体力活留下的印记。

“不销了，留着吧。”他说。

柜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好奇。她大概很少见到一个老人把几百万花得精光，最后只剩三块六毛钱，还笑得出来的。秦望津确实在笑，嘴角往上翘，连眼角的皱纹都跟着往上走，像秋天被风吹起的湖面，皱巴巴的，但透着光。

他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秋天的阳光正好打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不热不冷。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摸了摸左边口袋里的那张器官捐献卡，又摸了摸右边口袋里的那一小瓶安眠药。安眠药是上个月去医院开的，医生只给了七颗，说一次只能吃一颗，吃多了会出事。他把七颗药片从铝箔板里抠出来，装进一个小小的棕色玻璃瓶里，拧紧了盖子，瓶子放在口袋里，走起路来能感觉到它沉甸甸的，像一个微型的秤砣。

他在路边的包子铺买了两个肉包子，一块五一个，用塑料袋拎着，一边走一边吃。包子皮有点厚，肉馅不多，但热乎乎的，咬开来有一股葱姜的香味。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走到人民公园门口的时候，两个包子吃完了，他把塑料袋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垃圾桶的侧缝里，然后拐进了公园。

人民公园他是常客。自从三年前退休以后，他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早上八点来，坐在湖边长椅上，看老头们下棋，看老太太们跳广场舞，看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在石子路上走，看孩子们在草地上追着泡泡跑。他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坐着，有时候坐一上午，有时候坐到下午三四点才走。公园里的长椅他坐坏了三把，不是他重，是他坐的时间太长了，木头的椅面被他磨得发亮，最后裂开了，园林管理处的人换了一把新的，过了一段时间又被他坐裂了，再换，再裂。后来园林管理处的人认识他了，每次看见他就说：“秦大爷，您能不能换个椅子坐？这把椅子都快成您的专座了。”

他也不恼，就换个椅子坐，但坐不了几天，新的椅子又开始发亮。

今天他走到湖边那把最熟悉的长椅前，坐下来，把后背靠在椅背上，两条腿伸直，脚踝交叉，双手交叠放在肚子上。湖面上有几只野鸭子在游，游得很慢，身后拖着一条人字形的波纹，波纹荡到岸边，打在石头上，碎了，变成一圈圈细小的涟漪，慢慢消失。岸边的柳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哗啦往下掉，有的落在湖面上，像一只只黄色的小船，有的落在草地上，被环卫工人扫成一堆一堆的，像一座座小小的坟。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拧开盖子，把七颗白色的小药片倒在手心里，数了一遍，一颗不多一颗不少。药片在阳光下白得发亮，表面光滑，像七颗小小的鹅卵石。他看了几秒钟，又把药片装回瓶子里，拧紧盖子，放回口袋。

还不是时候。

他还要等一个人。

秦望津这辈子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跟兄弟姐妹十几年不联系了。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父母早就不在了。哥哥叫秦望海，比他大四岁，在老家种地；姐姐叫秦望梅，比他大两岁，嫁到了隔壁县，听说后来跟着女儿去了南方；弟弟叫秦望河，比他小三岁，在县城开了一个小饭馆，后来饭馆关了，听说去了外地打工。

他们不来往的原因很简单——钱。

秦望津的父母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套老房子和几亩地。那时候秦望津还在外省打工，他哥他姐他弟三个人把房子和地分了，等秦望津回来，什么都没了。他没吵没闹，收拾了几件衣服又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回过那个村子。他的户口后来迁到了城里，落在单位的集体户上，跟那个村子彻底断了关系。

说不恨是假的。但恨这个东西太累了，他恨了几年就恨不动了，不是因为原谅了，是因为他觉得恨他们不值得。他有更值得恨的东西——命。

秦望津年轻的时候有个对象，叫赵玉兰，是他在工厂上班时候的同事。赵玉兰比他小两岁，圆脸，单眼皮，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不大，浅浅的，像针尖戳出来的两个小坑。两个人处了两年，感情很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赵玉兰家里不同意，嫌秦望津穷，嫌他没有房子，嫌他兄弟姐妹多负担重。赵玉兰哭着跟他分手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他站在赵玉兰家楼下的那棵梧桐树下，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浑身湿透了，发着高烧，被工友抬去了医院。

后来赵玉兰嫁了别人，嫁的是个做小生意的，听说后来生意做大了，搬去了省城。秦望津再也没有谈过对象，不是找不到，是不想找了。他觉得谈对象太累了，心累，比在工厂里扛大包还累。扛大包累了睡一觉就好了，心累了睡多少觉都好不了。

他就在那家工厂干了一辈子，从临时工干到正式工，从正式工干到班组长，从班组长干到车间主任，最后在车间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工厂是国营的，后来改制成了股份制，效益不好不坏，但工资一直按时发，社保一直按时交，退休以后每月有四千多的养老金，够他一个人花了。

那六百万是怎么来的？不是他攒的，是他一辈子都没想到会有的钱——老家的房子和地被征收了。

前年冬天，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老家那边来的，问他是不是秦望津，说他们家那块地被划入开发区了，征收补偿款下来了，要他回去签字领钱。他当时以为是个骗子，直接把电话挂了。后来那边又打了好几次，还寄了正式的文件过来，他才相信是真的。

他回去了一趟。二十多年没回去的村子，变得他完全不认识了。以前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以前的瓦房变成了小洋楼，以前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但树干上钉了一块铁牌子，写着“古树名木保护”，旁边用铁栏杆围了起来。他站在村口，看着那棵老槐树，看了很久。小时候他爬到这棵树上去掏鸟窝，从树上摔下来，磕破了膝盖，他娘用盐水给他洗伤口，疼得他哇哇哭。现在树还在，他娘不在了。

补偿款的事，他哥他姐他弟也知道了。三个人都来了，二十多年没见的兄弟姐妹，因为钱，又坐到了一张桌子上。他哥秦望海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左边歪，像是左边肩膀上扛着什么东西。他姐秦望梅也老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手背上全是老年斑，但说话的声音还是跟以前一样，尖尖的，像指甲划过玻璃。他弟秦望河比他年轻，但看着比他老，头发掉了大半，肚子很大，走路的时候气喘吁吁的。

四个人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中间隔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和几个纸杯。村支书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话很有水平，先把政策讲了一遍，又把补偿标准念了一遍，最后说：“你们家的地一共是六亩三分，加上宅基地和老房子，补偿总额是六百二十万。你们四个人每人一百五十五万，签字以后钱会打到各自的卡上。”

秦望海先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支书，这个分法不对吧？我是长子，父母的后事是我操办的，老房子也是我一直在维护，我理应多分一些。”

秦望梅接着说：“我虽然嫁出去了，但当年父母看病我出的钱最多，这笔账不能不算。”

秦望河也说：“我在县城开饭馆那些年，每年过年都给父母拿钱，你们谁拿了？这笔钱要算清楚。”

秦望津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他看着三个人的嘴一张一合，像三条在岸上挣扎的鱼，嘴巴开开合合，但发出的声音他一句都没听进去。他想起小时候，家里穷，一个馒头掰成四瓣，一人一瓣，谁也不会多拿谁也不会少拿。他娘说，你们是亲兄弟姐妹，要互相帮衬，别让外人看笑话。现在笑话就在眼前，他娘要是看见了，不知道会怎么想。

最后还是村支书拍了板：“政策就是这么定的，按人头分，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的话，钱暂时冻结，什么时候签什么时候给。”

三个人骂骂咧咧地签了字。秦望津也签了，签完站起来就走了，没跟他哥他姐他弟说一句话，甚至没看他们一眼。他走出村委会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他没带伞，就那么淋着雨走到村口，拦了一辆去县城的面包车，走了。

钱到账的那天，他去了银行，看着卡上那一长串数字，一百五十五万，后面跟着好几个零。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取了一万块钱现金，剩下的转成了定期。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他想了很多事，想他爹他娘，想赵玉兰，想工厂里那些老同事，想他这辈子走过的路。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结论——他这辈子什么都没留下。没老婆，没孩子，没房子（他一直住单位的公房），连一个像样的存款都没有。现在突然有了一百多万，他觉得这笔钱不是给他的，是老天爷在跟他开玩笑。

后来那笔钱从一百五十五万变成了六百万，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所有积蓄和拆迁款拿出来，在股市里搏了一把。他不炒股，他认识一个炒股的朋友，叫孙德茂，是他在公园下棋认识的。孙德茂比他大两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炒股炒了二十多年，赚过也赔过，总的来说是赚的。秦望津把钱交给孙德茂打理的时候，孙德茂吓了一跳：“老秦，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所有家当都给我，你不怕我赔光了？”

秦望津说：“赔光了就赔光了，反正我也没后人。”

孙德茂推了推眼镜，看了他好一会儿，最后说：“行，我试试。”

孙德茂确实有本事，赶上这两年行情好，一百五十多万的本金，加上秦望津原来的积蓄，一年多的时间翻到了六百多万。秦望津看着账户里的数字一天一天往上涨，心里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像是在看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数字游戏。

去年年底，孙德茂打电话给他，说：“老秦，差不多了，该收了。现在这个位置风险大了，再往上冲的空间不多了。”秦望津说：“好，收。”孙德茂把所有股票清仓，把钱转到了秦望津的卡上，一共六百二十三万。

秦望津去银行打了存折，看着那一长串数字，忽然笑了。他笑了很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旁边的保安以为他疯了，走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他摆了摆手，擦了擦眼泪，走出了银行。

他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秋天的风吹过来，吹得他头发乱飞。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瓶身已经被他的体温捂热了，摸着温温的，像一个小小的暖水袋。

他想，这笔钱他要花完，一分都不剩。不给他哥，不给他姐，不给他弟，不给任何亲戚。他这辈子没花过什么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住，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被别人分了，他不甘心。他要自己花，花得干干净净，花得痛痛快快，花到最后一分钱的时候，他正好闭眼。

从那天起，他开始了一个人的花钱计划。

他没有挥霍，没有去买那些他从来不需要的东西。他只是在想，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一直想做但没做的，还有什么地方是他一直想去但没去的，还有什么人是他一直想见但没见的。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赵玉兰。

他打听了很久，通过以前工厂的老同事，辗转找到了赵玉兰的联系方式。赵玉兰现在住在省城，老伴前两年去世了，女儿在外地工作，她一个人住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秦望津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他听见她的声音，跟几十年前不太一样了，老了，哑了，但那个说话的调调还在，软软的，糯糯的，像煮熟的糯米团子。

“玉兰，是我，秦望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挂了，看了看手机屏幕，还在通话中。

“望津哥？”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你……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打听的。”他说，“我想去看看你，行吗？”

又是沉默，比刚才更长。他听见电话那头有轻微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像是在犹豫，又像是在哭。

“行，你来吧。”她最后说。

他坐高铁去了省城，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买了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花店里最普通的那种混合花束，有百合、玫瑰、康乃馨，扎在一起，用淡紫色的包装纸包着，系了一条银色的丝带。他抱着花束走在省城的街上，引来不少人侧目，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抱着一束花，确实有点扎眼。

赵玉兰家在省城的老城区，一栋六层的居民楼，没有电梯。她住在四楼，秦望津爬上去的时候有点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呼吸平复了才敲门。

门开了。

赵玉兰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紫色的毛衣，头发烫了卷，脸上化了淡妆，口红涂得很仔细，嘴唇的轮廓画得很清晰。她比年轻时候胖了不少，下巴圆了，腰也粗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

两个人站在门口对视了几秒钟，谁都没说话。走廊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了，又灭了，又亮了，反复了好几次，像是在催促他们快点说点什么。

“进来吧。”赵玉兰侧身让开了门。

秦望津走进去，把花递给她。她接过花，低头闻了闻，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转身去厨房找了个花瓶，把花插进去，加了水，放在茶几上。花瓶是个白色的瓷瓶，瓶身上画着几枝梅花，枝干是黑色的，花朵是红色的，画得不太精致，但看着很素雅。

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沙发是老式的木沙发，铺着海绵垫子，垫子上罩着碎花布套，布套洗得发白了，但熨得很平整。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苹果、香蕉、橘子，都洗过了，苹果上还挂着水珠。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赵玉兰跟她老伴的合影，两个人站在一座桥上，身后是青山绿水，笑得很开心。

秦望津在沙发上坐下来，赵玉兰给他倒了杯茶，茶是铁观音，泡出来颜色淡黄，闻着香，喝起来有点苦。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个茶几，茶几上那束花的香味飘过来，百合的香味浓得有点呛。

“你还好吗？”秦望津问。

“还行，就是老了，毛病多了。”赵玉兰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你呢？”

“我也老了。”他笑了笑，“一个人过，习惯了。”

赵玉兰低着头，看着茶杯里的茶叶在浮沉。茶叶是球形的，泡开了以后舒展开来，变成一片一片的叶子，沉在杯底，像一群挤在一起取暖的人。

“你……一直一个人？”她问，声音很轻。

“一个人。”秦望津说，“没结婚，没孩子。”

赵玉兰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把头扭过去，看着窗外，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有几只麻雀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啄着不知道谁撒的米粒。

两个人聊了很久，聊以前工厂的事，聊那些老同事，聊各自这些年的生活。赵玉兰说起她老伴的时候哭了，说她老伴是个好人，对她好，就是走得太早了，扔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秦望津递纸巾给她，她接过纸巾擦眼泪，擦完了擤了擤鼻子，鼻子擤得通红。

他没有问她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有些问题不需要问，答案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后悔也好，不后悔也好，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都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了，没时间去后悔了。

中午赵玉兰留他吃饭，做了四个菜，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空心菜、番茄蛋花汤。红烧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鲈鱼很新鲜，蒸的火候刚好，鱼肉嫩得像豆腐。秦望津吃了两碗饭，把桌上的菜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赵玉兰看着他把汤喝完，笑了，说：“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不浪费一粒米。”

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食堂吃饭的时候，他每次都把碗里的饭吃干净，一粒都不剩。赵玉兰问他为什么，他说小时候饿怕了，见不得粮食被糟蹋。她说他是个好男人，会过日子。他当时以为她说这话是在暗示什么，后来才知道，她想说的不是他会过日子，是他太会过日子了，过得太仔细了，仔细得让人心疼。

吃完饭，他帮赵玉兰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厨房收拾干净。赵玉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动，又像是遗憾。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动作熟练，井井有条。

下午三点多，他告别了赵玉兰。她送他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风吹着她的头发，几缕白发从染黑的头发里钻出来，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望津哥，你以后还来吗？”她问。

秦望津看了她一眼，想说“来”，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来了，不是不想来，是不能来。来一次就够了，来两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就会有一种错觉，以为时间可以倒流，以为一切可以重来。但时间不会倒流，一切都不可能重来。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们了，他不再是那个站在梧桐树下淋了一夜雨的年轻人，她也不再是那个哭着说“我没办法”的姑娘。

“玉兰，你保重。”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

他走出那条巷子的时候，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那是赵玉兰在追出来，但他不能回头，一回头就走不了了。他加快脚步，走到巷口，拐了个弯，消失在赵玉兰的视线里。

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还不是时候。

从省城回来以后，他去了很多地方。他去了北京，看了天安门和故宫，站在金水桥上看五星红旗在风里飘扬，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下来了。他去了西安，看了兵马俑，站在那个巨大的坑道旁边，看着那些几千年前的陶俑一排排地站着，像一支永远不散的军队。他去了云南，在大理的洱海边骑了自行车，骑到一半骑不动了，把车停在路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看着远处的苍山，山上有雪，雪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他去了海南，在三亚的海边脱了鞋，赤脚踩在沙滩上，海浪涌上来，打湿了他的裤腿，海水是温的，沙子在脚趾缝里挤来挤去，痒痒的。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在当地的邮局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日期和地点，背面盖着当地的邮戳。回来以后，他把这些明信片按时间顺序排好，用橡皮筋扎着，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拿出来看一看，看一张，放回去，再看一张，再放回去，像在数自己走过的路。

这些旅行花了不少钱，但还在他的预算之内。他真正的花钱计划，是另外一件事。

他认识了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叫顾城北，是他去年在公园里认识的。顾城北是个程序员，二十六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乱糟糟的，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坐在公园的角落里发呆。秦望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连续一个星期坐在同一个位置，每天下午都来，来了就坐着，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坐着。

有一天秦望津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问了一句：“小伙子，你怎么了？”

顾城北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继续发呆。

秦望津没走，就那么坐着，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湖面上的野鸭子游来游去，柳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远处有人在吹萨克斯，吹的是《回家》，吹得不太好，有些音跑了调，但旋律还是能听出来。

“我失业了。”顾城北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公司裁员，我在第一批名单里。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四年，说裁就裁了。”

秦望津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我爸妈身体不好，我妈要吃药，我爸要定期去医院复查，我每个月要给他们打钱。我女朋友知道我失业了，跟我分手了，说我给不了她未来。”顾城北说着说着，声音开始发抖，“我现在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下个月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

秦望津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年轻人的脸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那种被生活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的绝望，他太熟悉了。他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个人站在雨里，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

“你老家是哪里的？”秦望津问。

“安徽的，一个小县城。”

“家里还有什么人？”

“就我爸妈，还有一个妹妹，在老家念高中。”

秦望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递给顾城北：“明天你来这个地址找我，我有事跟你说。”

顾城北接过纸条，看了看，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满是疑惑：“你要干什么？”

“你来就知道了。”

顾城北第二天真的来了。秦望津住在单位分的公房里，一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在六楼，没有电梯。顾城北爬上来的时候气喘吁吁的，额头上全是汗。秦望津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坐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在茶几上。

“这里面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六百万。”秦望津说，“这笔钱我打算花完，一分都不留给别人。但我一个人花不完，我想请你帮我花。”

顾城北的手停在半空中，水杯差点没拿稳，水洒了一点在茶几上，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瞪得圆圆的：“六百万？你说什么？”

秦望津把他的计划说了一遍。他说他这辈子没有老婆孩子，兄弟姐妹也跟没有一样，他不愿意把钱留给那些从来没关心过他的人。他要自己把这笔钱花光，但他老了，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花，所以他想请顾城北帮他一起花。不是白给，是合作。顾城北帮他策划花钱的方式，帮他实现那些他年轻时候想做但没做成的事，作为回报，顾城北可以从中拿一部分钱，够他交房租、吃饭、给父母寄钱就行。

顾城北听完，沉默了很久。他盯着茶几上的那个文件袋，像盯着一个定时炸弹。

“你就不怕我是骗子？我把钱拿了跑了，你怎么办？”顾城北问。

秦望津笑了：“你跑了就跑了吧，反正这钱我也不打算留给任何人。你要是跑了，说明我瞎了眼，看错了人，那也没什么，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顾城北的眼眶红了。他把水杯放在茶几上，低下头，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在哭。他哭得很克制，没有声音，但秦望津看见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茶几上，在玻璃台面上汇成一个小小的水洼。

“别哭了。”秦望津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帮我花这笔钱，我也帮你渡过这个难关，两全其美。”

顾城北从那天起就搬进了秦望津的家。不是同居，是借住。秦望津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一个人住也空荡荡的，多一个人热闹一些。顾城北把客厅的沙发当床，白天收起来当沙发，晚上铺开当床，秦望津给他买了一张折叠床垫，铺上去软了不少。

两个人开始实施花钱计划。顾城北发挥了他程序员的特长，做了一个详细的表格，把秦望津的愿望清单一条一条列出来，分类、排序、预算、时间安排，做得像一份项目计划书。秦望津看着那份表格，笑了：“你这个东西，比我当年在工厂做生产计划还细致。”

愿望清单上的东西五花八门。有物质的，比如买一块好手表，秦望津这辈子没戴过表；比如吃一顿米其林餐厅，他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比如住一次五星级酒店，他以前出差住的最好的就是招待所。有精神的，比如学一门乐器，他年轻的时候想学二胡；比如写一本自传，他想把自己这一辈子的事记下来，哪怕没人看；比如去看一次极光，他在电视上见过，觉得美得不像真的。

还有一件事，是他想了很久但一直没敢做的——找到他的兄弟姐妹，跟他们做个了断。

这件事是顾城北帮他做的。

顾城北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秦望海、秦望梅、秦望河的联系方式。秦望海还在老家，秦望梅在南方，秦望河在外省打工。顾城北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说秦望津身体不好，想见他们最后一面。三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秦望海沉默了很久，说“我知道了”，没说来也没说不来。秦望梅在电话那头哭了，说“他恨我们，我们都知道”。秦望河说“我没时间，回不去”。

最后来的只有秦望海和秦望梅。

那天秦望津让顾城北去菜市场买了菜，自己下厨做了几个菜。他的厨艺一般，但做得认真，每道菜都尝了好几次咸淡，咸了加水，淡了加盐，反复了好几次。红烧肉炖了一个多小时，炖得筷子一戳就烂；清炒时蔬炒得翠绿，蒜末炸得金黄，香味扑鼻；一条清蒸鲈鱼，蒸的时候火候正好，鱼肉嫩滑，淋上蒸鱼豉油，撒上葱丝姜丝，最后浇一勺热油，滋啦一声，香味全出来了。他还包了饺子，韭菜猪肉馅的，皮是自己擀的，有点厚，但包得严严实实，一个都没破。

秦望海和秦望梅来的时候，秦望津正在厨房里煮饺子。他听见门铃响，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去开门。门开了，秦望海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上次见面又深了不少，嘴角往下撇着，像一张永远在生气的脸。秦望梅站在他身后，穿着暗红色的棉袄，眼睛红红的，像是来之前已经哭过了。

三个人站在门口，谁都没说话。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暗了几秒，又亮了，白惨惨的光照在三个老人的脸上，把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

“进来吧。”秦望津侧身让开了门。

秦望海和秦望梅进了屋，在沙发上坐下来。顾城北给他们倒了茶，然后很识趣地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客厅里只剩下三个老人，和一个茶几上冒着热气的茶。

“你身体怎么样？”秦望海先开口了，声音沙哑，像是嗓子眼里有沙子。

“还行。”秦望津说，“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秦望梅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她用袖子擦了一下，擦得脸上的粉底花了，一道一道的，像干涸的河床。

“望津，我们对不起你。”秦望梅的声音带着哭腔，“当年那套房子和地，我们不该那样做。你哥你弟他们——我也糊涂，跟着他们一起糊涂了。”

秦望津摆了摆手：“过去的事别提了。今天叫你们来，不是翻旧账的。”

他站起来，去厨房把饺子端出来，把菜端上桌，摆了满满一桌子。红烧肉、清蒸鲈鱼、清炒时蔬、凉拌黄瓜、番茄蛋花汤，还有两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他给秦望海和秦望梅各盛了一碗汤，又把醋碟推到他们面前，醋是老陈醋，黑红黑红的，酸味很冲。

“吃吧。”他说。

三个人坐在桌前，开始吃饭。谁都没怎么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碟的声音和咀嚼食物的声音。秦望海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眼睛里有一点水光。秦望梅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韭菜猪肉的香味在嘴里散开，她忽然放下筷子，捂着嘴哭了起来。

秦望津没有劝她，没有递纸巾，就那么看着。他把碗里的饺子一个一个地吃完，把汤喝完，把碗筷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放在桌上。

秦望海和秦望梅看着那个瓶子，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秦望海好像猜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变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这里面的东西，等我死了以后再打开。”秦望津说，声音很平静，“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医生看的。我签了器官捐献协议，到时候你们把这个瓶子交给医生，他们会知道怎么处理。”

秦望梅哭出了声，哭得很响，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她用手背擦，擦不干净，越擦越花。

“望津，你得了什么病？你告诉我，你得了什么病？”她抓住秦望津的手，抓得很紧，指甲掐进他的手背里，生疼。

秦望津没有抽回手，让她抓着。他看着姐姐哭成那个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心疼，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被冻了很久的人忽然被人抱住，暖是暖了，但也疼，因为冻僵的皮肤被体温一激，针扎一样地疼。

“没什么大病，就是老了。”他说，“人老了总要走的，早走晚走的事。”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饺子剩下不少，秦望津让秦望海和秦望梅打包带走，又把他们送到楼下。秦望海走的时候，在单元门口停了一下，转过身来，看着秦望津，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说了一句：“望津，对不起。”

这句话他憋了几十年，终于说出来了。说出来的时候，他的眼泪也跟着下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站在秋天的风里，哭得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秦望津看着他，没说话。他伸出手，拍了拍秦望海的肩膀，那一下拍得很轻，像拍掉肩膀上的灰尘一样轻，但秦望海的身体震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秦望梅走的时候，抱了抱他，抱得很紧，他能感觉到她身体在发抖，能闻到她头发上染发剂的味道，能听见她在耳边说：“望津，你要好好的，你要活着。”他拍了拍她的后背，像小时候她摔倒了、他把她扶起来时那样拍，一下一下的，很轻，很慢。

车子开走了，消失在巷口。秦望津站在楼下，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风越来越大，吹得他眼睛干涩，他揉了揉眼睛，转身回了楼上。

顾城北从房间里出来，看见桌上的碗筷已经收了，厨房里水龙头开着，秦望津在洗碗。他走过去，说：“秦叔，我来洗。”秦望津没让，说：“你歇着吧，我自己来。”

水声哗哗的，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秦望津洗碗的动作很慢，但很稳，每一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冲得透透的，然后倒扣在沥水架上。他洗完了碗，擦了灶台，把垃圾袋换了新的，然后把围裙解下来，挂在门后。

“城北，剩下的钱还有多少？”他问。

顾城北打开手机上的表格，看了一眼：“还有两百多万。”

“够不够去一趟南极？”

顾城北愣了一下：“南极？”

“我想去看看企鹅。”秦望津说，“电视上看的，不如亲眼去看看。”

顾城北查了查去南极的费用，最便宜的也要十几万一个人，加上各种费用，两个人大概要四十多万。他说：“钱够是够，但你的身体能行吗？去南极要坐很久的飞机，还要坐船，海上风浪很大。”

“行不行去了再说。”秦望津说，“不行了就回来，反正钱花了就行。”

他们真的去了。

办签证、订机票、订船票，前前后后准备了一个多月。秦望津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心脏有问题，不建议长途旅行。他没听医生的，把体检报告塞进抽屉里，跟顾城北说：“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他们什么都怕，怕你死了他们担责任。”

他们先飞到了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了两天，然后登上了去南极的游轮。游轮很大，能坐几百个人，大部分是欧美游客，亚洲面孔不多。秦望津不会说英语，顾城北给他当翻译，走到哪儿都跟在他后面，像一个贴身的小秘书。

船行驶在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风浪很大，船晃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了，吐得一塌糊涂。秦望津也晕船了，脸色发白，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地往外冒，但他没有吐，硬撑着。顾城北让他躺着别动，给他吃了晕船药，用湿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他闭着眼睛，手攥着床单，指节泛白，嘴唇抿成一条线。

“秦叔，要不我们回去吧？”顾城北说。

秦望津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来都来了，回什么回。”

船过了德雷克海峡，风浪渐渐小了，海面变得平静如镜。到了南极半岛的时候，天晴了，阳光照在冰川上，反射出蓝白色的光，那种蓝不是天空的蓝，不是海水的蓝，是一种很纯粹的、像水晶一样的蓝，秦望津这辈子没见过那种颜色，站在甲板上看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换乘小艇上了岸，在企鹅聚居的地方走了走。成千上万的企鹅站在那里，有的在孵蛋，有的在喂小企鹅，有的在摇摇摆摆地走路。秦望津蹲下来，看着一只离他最近的企鹅，那只企鹅也歪着脑袋看着他，黑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光，眼睛圆圆的，亮亮的，像一个黑色的玻璃珠子。

他伸手想摸一下企鹅，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导游说了，不能摸企鹅，不能打扰它们的生活。他蹲在那里，跟那只企鹅对视了大概有十几秒钟，然后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第一次去动物园的孩子。

“城北，帮我拍张照片。”他说。

顾城北拿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秦望津蹲在雪地上，身后是成千上万的企鹅，远处是连绵的冰川和蓝色的天空，他的脸上全是皱纹，但笑得很灿烂，眼睛弯弯的，像两只月牙。

从南极回来以后，秦望津的身体明显差了很多。他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咳得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顾城北要带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说医院是给还有希望的人去的，他不需要了。

他让顾城北把剩下的钱按照他的要求一笔一笔地花掉。捐了二十万给村里的小学，那是他小时候念书的地方，早就荒废了，但校舍还在，他让村里把校舍修了修，改成老年人活动中心。捐了十万给他老家的那座寺庙，很小的一座庙，只有一个和尚，香火冷清，他小时候跟着他娘去庙里烧过香，他娘说庙里的菩萨灵，能保佑人。剩下的钱，他让顾城北买了一台钢琴，不是给他自己买的，是给顾城北买的。顾城北小时候学过钢琴，后来家里穷，买不起琴，就断了。秦望津知道以后，让顾城北挑了一台最好的，花了三十多万，送到顾城北老家的房子里，等他回去了再弹。

“你以后有了出息，别忘了我。”秦望津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吃一个橘子，橘子很甜，汁水从嘴角流下来，他用袖子擦了一下，袖子被染成了橘黄色。

顾城北的眼泪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的，掉在手机屏幕上，屏幕上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

“秦叔，你不会死的，你会长命百岁。”

秦望津笑了，把最后一瓣橘子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用纸巾擦了擦手，把纸巾叠成一个整齐的小方块，放在桌上。

“长命百岁有什么好？活那么久，把认识的人都送走了，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有什么意思？”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顾城北听出了那语气底下的东西，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十年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像墙角的青苔，悄无声息地长，等发现的时候，已经长满了整面墙。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秦望津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越来越厉害，走路开始喘，从一楼爬到六楼要歇三次。他不再去公园了，每天就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看着楼下的马路和行人，看很久，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顾城北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资不错，离秦望津住的地方不远，每天下班以后先过来看看他，给他做饭，陪他说说话。秦望津让他不用天天来，他不听，天天来，风雨无阻。

有一天，秦望津忽然说想吃烤红薯。顾城北跑了好几条街，在菜市场门口找到了那个烤红薯的老头，买了一个最大的，用报纸包着，跑回来的时候红薯还烫手。秦望津接过红薯，剥开皮，金黄色的瓤冒着热气，甜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咬了一口，很烫，烫得他嘶了一声，但没吐出来，含在嘴里，等凉了一点，慢慢咽下去。

“城北，我跟你说个事。”他把红薯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放在手心里，攥着。

顾城北看着那个瓶子，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秦望津早就告诉他了。七颗安眠药，每一颗都够一个成年人睡死过去，七颗加在一起，不会有任何意外。

“我打算今晚用。”秦望津说，声音很平静，像在说晚上吃什么。

顾城北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他伸出手，想抓住秦望津的手，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不知道该抓还是不该抓。

“秦叔，你别——”他的声音碎了，碎成一地，怎么都拼不起来。

秦望津看着他，眼神很柔和，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他这辈子没有孩子，但他觉得顾城北就像是他的孩子，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亲。亲生的兄弟姐妹都能为了钱翻脸，这个在公园里捡来的年轻人，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陪着他，帮他完成了所有的心愿。

“城北，你别难过。我这一辈子，值了。”他拍了拍顾城北的手背，那只手很凉，凉得像冬天的石头，“我去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风景，吃了那么多好吃的，还去了南极看了企鹅。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顾城北哭着摇头，眼泪糊了一脸，眼镜片上全是雾气，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擦完了戴上，又被雾气糊住了，反反复复好几次。

“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秦望津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器官捐献卡，递给顾城北，“明天你帮我打这个电话，会有人来处理的。我的眼角膜、肝脏、肾脏，能用的都捐了。我这个人一辈子没给社会做什么贡献，死了以后能帮几个人是几个。”

顾城北接过那张卡，卡片是塑料的，很薄，上面印着“器官捐献志愿者”几个字，还有一长串数字。他把卡片攥在手心里，卡片硌着他的手心，生疼，但他没有松手。

那天晚上，顾城北没有走。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秦望津躺在床上，两个人隔着一道虚掩的门。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和秦望津偶尔的咳嗽声。

“城北，你还没吃饭吧？冰箱里有饺子，你自己煮着吃。”秦望津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花。

“我不饿。”顾城北说，声音还带着哭腔。

“不饿也得吃。你这个人，一伤心就不吃饭，这样不行。身体是自己的，你不心疼自己，谁心疼你？”

顾城北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从冷冻室里拿出那袋饺子。饺子是韭菜猪肉馅的，秦望津上次包的，包了很多，冻在冰箱里，够吃好几顿的。他烧了一锅水，水开了把饺子下进去，用勺子轻轻推了几下，防止粘锅。饺子在沸水里翻滚，白色的皮慢慢变得透明，能隐约看见里面绿色的韭菜馅。

他把饺子盛出来，装在碗里，坐在餐桌前，一个一个地吃。饺子还是那个味道，韭菜猪肉的，有点咸，但很香。他吃着吃着，眼泪又掉下来了，滴在碗里，跟饺子汤混在一起，咸的加咸的，更咸了。

他吃完饺子，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他走到秦望津的房间门口，门虚掩着，他从门缝里看进去，秦望津躺在床上，被子拉到下巴，眼睛闭着，呼吸很均匀。床头柜上放着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瓶盖拧开了，放在旁边。

“秦叔？”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没有回应。

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回应。他的心跳加快了，手开始发抖，推开门走进去，走到床边，看着秦望津的脸。秦望津的脸色很平静，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很好的梦。他的胸口还在起伏，很慢，但还在起伏。

顾城北在床边站了很久，看着秦望津的呼吸一点一点地变慢，从一分钟十六次变成十四次，从十四次变成十二次，从十二次变成十次。他没有叫救护车，没有做任何事，就那么站着，看着，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砸在瓷砖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知道秦望津不会希望他叫救护车。他也知道，即使叫了救护车，也来不及了。七颗安眠药，不是一个老人脆弱的身体能扛得住的。

秦望津的呼吸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停了。停得悄无声息，像风吹过湖面，荡了几圈涟漪，然后湖面恢复了平静，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顾城北伸手摸了摸他的手，他的手已经凉了，但还有一点点温度，像刚熄灭的炭火，余温还在，但很快也会散尽。

顾城北在床边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漆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从灰白变成橘红。太阳升起来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照在秦望津的脸上，他的脸在晨光里显得很安详，皱纹舒展开了，法令纹变浅了，嘴角那个微微上翘的弧度还在，像一个小小的问号，又像一个小小的句号。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那个棕色小玻璃瓶，瓶盖拧开了，里面空了，七颗药片一颗都不剩。他把瓶盖拧上，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那张器官捐献卡从枕头下面拿出来，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一个女声说：“您好，这里是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顾城北张了张嘴，声音发不出来。他清了清嗓子，又试了一次，声音终于出来了，但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这里有一个人，他走了，他签了器官捐献协议，你们来个人处理一下吧。”

对方问了他的地址和秦望津的基本信息，说会尽快安排人过来。挂了电话，顾城北走到阳台上，推开了窗户。清晨的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他打了个哆嗦。楼下的马路上已经有了行人，有人在遛狗，有人在晨跑，有人在买早点，包子铺的蒸笼冒着白汽，热腾腾的，混着包子馅的香味，飘上来，飘到六楼的阳台上。

他看着那个包子铺，想起秦望津每天早上都要去买两个包子，肉包子，一块五一个，用塑料袋拎着，一边走一边吃。他想起秦望津说“够了，够买一个馒头”的时候，那个笑容，那个把塑料袋叠成小方块塞进垃圾桶的动作，那个坐在公园长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的习惯，那个蹲在南极的雪地上跟企鹅对视的背影。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拧开盖子，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药片的味道已经散了，只剩下一点点淡淡的苦味，像隔夜的茶水。他把盖子拧上，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在瓶身上，棕色的玻璃在阳光下变成了琥珀色，透亮透亮的，像一块被时光打磨过的宝石。

器官捐献中心的人来了，是两个年轻医生，一男一女，穿着白大褂，带着一个保温箱。他们很专业，也很安静，跟顾城北确认了身份和协议，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那个女医生看见秦望津脸上的笑容，愣了一下，转头看了顾城北一眼，顾城北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大概没见过走了的人还笑得这么安详。

秦望津的眼角膜被取走了，肝脏和肾脏也被取走了。医生说他的眼角膜很好，透明度高，没有病变，至少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肝脏虽然有点脂肪肝，但功能还行，可以用。肾脏有一个稍微小一点，但另一个很好，应该能救一个人。

顾城北听着医生说这些话，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但当他想到秦望津的眼睛会长在别人身上，继续看这个世界，继续看花开花落、日出日落，他的鼻子又酸了。

他按照秦望津生前的要求，没有通知任何亲属。秦望海和秦望梅后来从别的地方知道了消息，赶过来的时候，秦望津已经火化了，骨灰装在了一个普通的骨灰盒里，放在殡仪馆的寄存处。秦望梅抱着骨灰盒哭得撕心裂肺，秦望海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眼泪无声地流着，流到嘴角，咸的，他也不擦。

顾城北把秦望津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交给了他们——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一张纸条。纸条是秦望津生前写好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错了又划掉重写，像小学生的作业本。

纸条上写着：“哥，姐，弟，我走了。钱我花完了，一分没剩。你们别争了，也没得争了。我这辈子不欠谁的，你们也不欠我的。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吧。望津。”

秦望梅把纸条看了三遍，看一遍哭一遍，哭到最后哭不出来了，眼泪干了，眼睛肿得像桃子。秦望海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了拍，没说话，转身走了。

顾城北最后去了一次人民公园。他走到湖边那把长椅前，坐下来，看着湖面上的野鸭子。野鸭子比秋天的时候少了，可能是飞到南方过冬去了，只剩下几只还在，游得很慢，身后拖着人字形的波纹。湖边的柳树叶子全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垂下来，像一道道灰色的瀑布。远处的亭子里有人在唱戏，唱的是京剧，嗓音洪亮，穿透力很强，整个公园都能听见。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棕色的小玻璃瓶，瓶子里已经没有药片了，也没有纸条了，只是一个空瓶子，干干净净的，像刚买来的一样。他把瓶子放在长椅上，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湖水的腥味和枯草的气息。瓶子被风吹得在长椅上滚了一下，滚到了边缘，停住了，晃晃悠悠的，像在犹豫要不要掉下去。顾城北睁开眼睛，伸手把瓶子拿回来，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湖边，弯下腰，把瓶子轻轻放在了水面上。

瓶子浮在水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慢慢地往湖心漂去。阳光照在棕色的玻璃上，瓶身反射出琥珀色的光，一闪一闪的，像一颗在水面上跳舞的星星。野鸭子游过来，围着瓶子转了两圈，大概以为是什么能吃的东西，用嘴啄了一下，啄不动，又游走了。

瓶子继续往前漂，越漂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琥珀色的点，消失在湖面的尽头。

顾城北站在湖边，看着那个点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湖面上的风吹着他的头发，头发乱糟糟的，他也不理。远处有人在喊他，喊的是什么他没听清，也没回头。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转身走了。走出公园大门的时候，门口的保安老张冲他笑了笑，说：“小伙子，你秦叔今天没来啊？”

顾城北停下脚步，看了老张一眼，说：“他走了。”

老张愣了一下：“去哪儿了？”

顾城北想了想，说：“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走出公园，沿着马路往家走。路边的包子铺还在，蒸笼冒着白汽，老板娘在招呼客人，声音很大，中气十足，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他走过去，买了两个肉包子，一块五一个，用塑料袋拎着，一边走一边吃。包子还是那个味道，皮厚馅少，但热乎乎的，吃下去胃里暖洋洋的。

他吃着包子，眼泪又掉下来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哭，也许是为秦望津，也许是为自己，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哭。眼泪流到嘴角，跟包子混在一起，咸的，甜的，热的，凉的，各种味道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他把最后一个包子吃完，把塑料袋叠成一个整齐的小方块，塞进路边的垃圾桶里。垃圾桶是绿色的，上面印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标志，他把塑料袋塞进“不可回收”的那一边，拍了拍手上的油，继续往前走。

阳光很好，天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他走在人行道上，脚步不快不慢，背挺得笔直。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没看，继续走。又震了一下，又震了第三下，第四下，他都没看。

他知道那些消息是什么。公司发的，问他什么时候去上班。他不想回，至少现在不想回。他只想就这么走着，在这条秦望津走了无数遍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走到走不动为止。

路边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往下掉，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脚前面。他没有去拂，就那么顶着满身的银杏叶往前走，像一棵会走路的树，在秋天的阳光里，慢慢地、慢慢地，走向不知道哪里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