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来斌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摘要：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需要把握相关重要前提。就科学知识体系而言，原理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稳定性、层级性等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展开、本质显露以及人们对规律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发展是可能且必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文化课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阐发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文化主体性原理、“两个结合”原理、共同价值原理、文明交流互鉴原理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贡献。突出的问题导向、科学的理论思维、深厚的人民情怀、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是我们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会越来越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98页）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研究阐释原理性理论成果提供了基本遵循。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进而把中国理论上升到一般原理的高度，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必然要求、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亟待思想理论界进行深入研究。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认知前提

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需要首先探讨一些认知前提，如原理的基本特征、原理的创新性发展是否可能等。

（一）原理的基本特征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原理意指对事物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概括。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基本原理是对其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原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研究者曾先后提出各种社会改革方案，先验地提出若干抽象“原理”，试图以此来规定现实的社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致卢格的信中强调：“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45页）从理论上讲，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判断和具体结论相比，原理具有自身鲜明的基本特征。

其一，普遍性。作为一种认识成果，原理在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要超越具体的感性材料、经验范围，突破经验思维的时空局限性，穿透经验对象的外部特征和表面联系，从特殊中认识一般，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发展规律。因而，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根本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二，基础性。在一定知识体系内，原理对其他理论认识有支撑作用，可以衍生出其他具体规律、理论结论。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得掌握它的基本原理，掌握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有了这种看家本领，我们就有了洞察宇宙的望远镜、观察事物的显微镜，就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把握现实、前瞻未来，把握规律性、增强预见性。

其三，稳定性。一般来看，个别判断和具体结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而也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其特定的真理性。原理则与此不同。由于经过理论的高度抽象、实践的反复检验、历史的长期积淀，原理具有不易受适用环境影响的稳定性，能够对时空条件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超越性。这就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坚持原理，正所谓“老祖宗不能丢”。

其四，层级性。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相互作用的系统。因此，对其内在本质、发展规律的原理反映，也是一个理论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基于认识对象的大小范围、包含关系，原理表现出不同的层级。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它围绕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原理构成。（参见陈曙光）而唯物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物质观、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世界物质统一性等方面的原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原理的创新性发展是否可能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最初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提出和阐发的。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蕴含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页）。1899年，列宁撰文号召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275页）。这些论述，特别强调了原理在结合实际中的创造性运用问题。那么，原理、基本原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创新性发展是否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看，从他们一贯强调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来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这是当前思想理论界的共同认识。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发展是可能且必需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过程。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类社会也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3页）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规律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矛盾、运行规律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其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质的显露有一个过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列宁全集》第55卷，第132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是在其自身展开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的。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都会经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复杂矛盾交织的过程。换言之，“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列宁选集》第4卷，第591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一般而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经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列宁全集》第55卷，第191页)的深化过程。具体到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0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有过科学设想，但未能开展制度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以文化革命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在短期内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在十月革命的积极影响下，彼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些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展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因此，反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相关原理，无疑也需要随着新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6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深刻阐发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基本结构、发展动力、发展目标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付诸实践，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基本任务等重要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批判继承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自由平等是文化交往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等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实践遵循，也必须在实践中增补新的时代内容、实现创新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肯定原理的创新性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已有原理，而是强调在坚持已有原理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化，增加新的内容、丰富具体的层次。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原理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稳定性、层级性等基本特征，相比一般层面的理论发展而言，原理的创新性发展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反复的理论概括。

近年来，思想理论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着力揭示其蕴含的普遍性、规律性的内容，有助于充分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其长远的指导作用。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理论内容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文化实践，深刻把握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在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重要的原理性贡献。

（一）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等基本原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谁来领导文化建设、如何领导文化建设等重大文化问题。其中，党的文化领导权相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创新。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必然要求、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并在其领导下推进自己的事业，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思想引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思想观念活跃，价值取向多样，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新的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85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凸显了文化领导权对其他方面领导权的重要引领作用，对这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有所论及但不够系统的问题作出明确而系统的论述。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高度重视并善于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大优势。列宁系统阐发的“灌输论”表明，对于意识形态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领导权角度提出的有关理论，反映出他们对有关问题的深刻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就许多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的立场与人民立场的一致性。就文化工作而言，列宁在1905年指出，自由的写作“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列宁选集》第1卷，第666页）。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同样蕴含着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驳了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深刻指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6页）。只有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地反映人民愿望；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更加鲜明地体现党性要求。提出并阐发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体现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原则要求。

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得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要求，而且对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建设工作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

（二）文化主体性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群众史观原理、普遍交往原理，对新时代为什么要巩固文化主体性、怎样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系统阐发文化主体性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理性贡献。

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明确系统地论述文化主体性问题，有关思想蕴含在他们的普遍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是该民族在同其他民族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基于自身发展状态而表现出来的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自信程度，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基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过程中生成并得以巩固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45页）。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关于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但提供了相关的理论资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表明，归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文化，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并且对后两者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我确证、坚定信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起始于文化自觉，立足于文化自主，彰显于文化自信。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一波三折，“经历了从‘俯视’‘仰视’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心路历程”（邹广文）。如何重拾文化主体性、挺起民族精神脊梁，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求索。经历了痛苦与彷徨、碰撞与斗争、比较与选择，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使之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91页）众所周知，文化即人化，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化主体性的论述，是对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精神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0页）走自己的路，既要保持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它就立不住、走不远，“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39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普遍要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无法自我主张，难以实现精神自主。从世界视角来看，“依附论”对二战后拉美国家如何摆脱依附地位、获得自主发展的深刻反思，为我们坚定独立自主原则提供了国际借鉴。强起来的中华民族，需要强起来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0页），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

文化主体性原理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根基、重大意义、原则要求，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文化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

（三）“两个结合”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如何实现理论创新、怎样推进文化发展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系统阐发“两个结合”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贡献。

阐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曾反复强调。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也有过一些重要论述。例如，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又如，列宁批判波格丹诺夫等人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主张，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85页）在开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对利用传统文化的问题作过深刻的理论阐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理论创新经验，鲜明提出“第二个结合”，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参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29页）

揭示文化在思想解放中得到大发展的规律。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通过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来实现的。例如，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大力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打破了封建思想对中国人长期的思想禁锢。又如，延安整风运动作为党内第一次普遍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再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为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91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基于历史经验，直指现实问题。五四运动以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各种争论。这些争论，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凸显出来，甚至演化为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观点。“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有利于打破思想认识上的自我束缚，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现实路径。由此，“‘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上，第289页）。

“两个结合”原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源自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它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机理、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理学理哲理，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文化工作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

（四）共同价值原理

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加剧、国内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的新情况，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等原理，对当今人类需要怎样的价值共识、如何增进价值共识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突破性创新、原理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价值观虚伪性的过程中，强调价值观的具体性、历史性、阶级性。他们在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图景时，设想过未来人类的道德水平、价值理念，但并未明确论述过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超越社会制度差别、超越阶级矛盾的价值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从价值内容的共同性、共识性上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愿景、共同追求。这些价值反映了当代全人类的共同需要，生动勾勒出当代人类美好生活的应有景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重要依托。从价值来源的多样性上讲，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世界各国、各民族价值观中提炼出来的价值公约数，蕴含着不同文明关于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从国际交往层面反映了价值特殊性中蕴含的价值普遍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普遍价值追求，具有共识性、包容性；后者则以少数西方国家的特殊利益与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准绳，具有独断性、排他性。概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导向，有利于“在‘自主于行止进退’中实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美美与共’，这是当代人类的自我革命”（孙正聿，第30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当代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社会的复杂变革，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严重冲击，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较大的认知差异、价值观冲突，他们内心深处笼罩着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放逐者意识，并由此陷入难以名状的精神焦虑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提炼出来的价值公约数，蕴含着全体中国人关于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从国内层面反映了价值特殊性中蕴含的价值普遍性。

共同价值原理所阐发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反映了国际、国内的价值观共识，是价值特殊性与价值普遍性辩证关系的深刻彰显。

（五）文明交流互鉴原理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当，为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文化思想综合运用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对各种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等重大文化问题作出深刻回答，系统阐发文明交流互鉴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新的原理性贡献。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增殖的驱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广泛交流，预示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与此同时，资本按照自己的运行逻辑形塑世界，消灭异质文明，迫使其他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同上）。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指明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走向，展望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发展前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主导着世界秩序，操控着文明的话语叙事，推行西方“文明优越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其他文明的自主性遭到扼杀、世界文明格局呈现单色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60页）这深刻表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鲜明特征，人类文明的样态是复数而不是单数。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自我与他者构成一对矛盾，两者相反相成。一方面，自我在与他者的对立中得以存在，在主体的精神挺立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自我在与他者的统一中得以实现，在他者身上得到映现和确证。就一种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8页）世界各国相处，应该摒弃“文明冲突论”，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问题。例如，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立场提出，苏俄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二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文明发展道路时，面对西方文化大潮强势来袭，要么以脱钩断链、关闭大门来抵御，要么以放弃自我、全盘西化作妥协。结果前者因自我封闭而错失发展契机，后者因失去自主而落入依附境地。这说明，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模式带不来普遍文明、不利于人类文明总体发展。针对文明交往实践遇到的现实难题，从人类文明发展本质要求的角度系统论述交流互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同上，第469页）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概言之，文明交流互鉴原理以“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为直接批判对象，深刻揭示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8页）的重要规律，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往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重构人类文明交往模式提供了全新选择，具有普遍性意义。

总体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政治保证、原则立场、根本路径、价值支撑、重要动力等方面，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贡献。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展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质。

（一）突出的问题导向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着社会制度跨越与文化相对滞后的难题，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出了实践要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党内囿于书本的抽象议论风气与崭新的实践要求相脱节的状况，列宁公开宣布，“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强调“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5页）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原创性的中国实践必然催生出原创性的中国理论。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不能坐在象牙塔内冥思苦想，不能囿于书本作逻辑推演，而是必须回到新时代生动的文化建设实践，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理论研究的“富矿”中发现真理、找到答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问题是认识产生的逻辑起点。一般而言，实践的发展会引发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即理论滞后性难题；理论的发展会引发新理论与已有理论的矛盾，即理论互洽性难题。“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96页）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胸怀“两个大局”，深刻回答了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期待、如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等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原理性贡献。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必须明确其实践指向、现实关切，重点领会这一思想对时代课题的深切回应、科学回答，感受其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时代魅力、实践伟力。

（二）科学的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主要通过科学抽象和理论洞察来穿透感性材料和经验对象，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本质和规律为主要任务，是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理论问题的理性之光。“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9页）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运用科学理论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其一，注重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认识的飞跃，“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页）往往伴随着理论的革命。而概念、术语的提炼离不开概括、凝练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抽象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并进一步指出“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27页）。可以说，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若干重要标识。其二，强调体系化学理化建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系统建构理论，先得通过抽象形成概念，然后进一步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页），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同上，第24页）。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在真切把握中国实际、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形成“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的过程。（参见同上，第25页）

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要注重其科学理论思维特点。1890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提醒，研究唯物史观，要“根据原著”，“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页）相比第二手的材料，原著最真实地呈现有关理论的原貌。“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19页）怎样才能从原著、原文中悟出原理呢？这就少不了理论思维的作用。“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页）全面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必须认真研读《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等重要文献，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系统把握著作的框架结构、专题安排、重点篇章及其层次关系，着力把握主要文献的时代背景、问题导向、思想内容、重要意义，找到其中的贯通处、递进层、关键点，把零散的感性理解上升为系统的理性认识，领悟文本蕴含的规律性认识。

（三）深厚的人民情怀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原理性贡献的逻辑起点、价值基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由谁来评判等重大问题的回答，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回答文化建设“为了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23-324页）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人民生活，着力用高水平的创造表现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着力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在文化制度设计上，党和国家要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着力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

回答文化发展“依靠谁”，强调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98页）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舞台上，人民群众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同上，第99页）

回答文化建设“由谁来评判”，强调要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22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的创作需要同时兼顾口碑和市场，但不能迎合低俗、炒作噱头。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服务群众和引领群众相结合。

（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文化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彰显了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95页）19世纪末，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伯恩施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将唯物史观歪曲为“历史宿命论”，将劳动价值论视为纯粹的思维构想，极力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的泛滥，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干扰。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打着改革的旗号，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实际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果葬送了苏联和苏共，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第103-104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信心和决心，又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94页）守正创新，体现了坚持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并阐发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文化主体性原理、“两个结合”原理、共同价值原理、文明交流互鉴原理等，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树立了守正创新的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

[1]陈曙光，2025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成果》，载《学习时报》7月30日第1版转第6版。

[2]《列宁全集》，20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201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2013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6]《毛泽东文集》，199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7]《毛泽东选集》，199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8]孙正聿，2025年：《人何以为“类”——“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载《哲学研究》第6期。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2017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2018年、2020年、2022年、202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

[11]《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2024年，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2]邹广文，2024年：《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审视》，载《光明日报》1月8日第15版。

原载：《哲学研究》

作者：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