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最高等级的楚王墓，回答了“何以中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九鼎八簋，气度庄严；斑斓漆案，纹饰华丽；编钟编磬，清音犹存……近日，“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整个展览如同一部可触可感的立体史书，展示着2000多年前的楚国历史与楚人智慧。

武王墩大墓（即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古楚都寿春城东郊、淮河南岸，即今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大型墓葬。该墓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社会生活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系统性实物资料，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现场（2024年4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墓葬规划：

对礼制文化的执着坚守

在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的田野间，一座高达14米的覆斗状封土静静矗立，形如天然山丘。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土丘”之下，竟隐藏着一座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的宏大陵园，相当于20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自2020年9月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淮南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陵园中部偏北区域的武王墩主墓展开考古发掘。历时近5年，这座深埋于地下20米、整体呈“甲”字形的带封土单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得以重现天日。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虎形青铜钟虡。

令人惊叹的是墓室中央的椁室。椁室采用长条形方木垒砌而成，总体呈“亞”字形，中间是安放墓主的棺室，东、西、南、北各有两个分室，总共九室。这一国内首见、结构完整的“亞字形九室多重椁”，体现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尊贵。搭建椁室的1358根方木，用到了垒砌、平铺、扣接、搭接等多种工艺，仅榫卯类型就有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多种，完美展现了楚国工匠的精湛技艺。

结合墓葬规模、器物组合、铜器铭文及文献比对，考古工作者确认墓主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战国晚期楚国国君考烈王——熊元。楚考烈王，公元前262年—前238年在位，随着秦国的威胁不断加剧，公元前241年，考烈王率众“东徙寿春”，将楚国政治中心从江汉故地迁至淮河流域，在强秦压境的危局中艰难维系。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升鼎。

墓中遗物的摆放严格遵循周礼礼制要求：东室是“楚王礼器库”，集中放置用于宗庙祭祀的青铜礼器，如“九鼎八簋”等；南室为“楚王府库”，以卜甲、车马器、兵器、玉器、漆器为主；西室则等同于“楚王卤簿库”，多为车马出行木俑、乐舞木俑等；北室相当于“楚王乐府”，专门贮藏成套的编钟、编磬等金石类乐器和鼓、瑟、笙竽等漆木类乐器。诚如所见，楚国王室即便在国势渐衰、疆土日削之际，仍通过对墓葬空间的严谨规划，虽显奢华，亦昭示其对礼制文化的执着坚守。

器以藏礼：

展现楚国王室的物质世界

武王墩大墓礼容器的组合与摆放，深刻体现了战国晚期楚文化对周代器用制度的传承与演化。其中，由9件束腰平底升鼎与8件方座簋构成的核心器物，确立了墓主的王级身份；7件卧牛钮子母口盖鼎及3件箍口鼎，独具楚风特色；另有3件镬鼎，体型庞大，用于烹煮祭祀牺牲。与之配套的还有簠、豆、敦等多件青铜食器，共同构成一套完整而独具特色的礼器系统。这一方面昭示楚国王室对中原礼制的高度认同与主动融合，另一方面也在器物形制、纹饰与组合上注入楚文化特有的创新元素。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铜器（拼版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考古杂志社供图）

尤为重要的是，鼎内鉴定出的动物遗存为理解当时的礼制实践提供了直接证据。例如，考古工作者在镬鼎内发现了牛、羊、猪3种牺牲遗存，这一组合正合《公羊传·桓公八年》所载“太牢”之制，属周代祭祀的最高规格。部分鼎内动物数量多达9只，进一步凸显墓主身份之尊。除传统的“三牲”之外，墓中还出现了狗、雉、雁属等《周礼》中规定使用的牺牲，以及楚地特有的鹿类与鱼类，反映了楚人在周代传统礼制框架内融入本土特有物种资源的丧葬用牲特点。

武王墩大墓中出土的各类植物遗存，则为我们打开了窥见楚人饮食生活与资源利用的窗口。谷类包括数量众多的水稻及少量粟、黍，均包裹于槲树叶中随葬。瓜类有葫芦和甜瓜。果类则包含梅子、李子、枣和栗子。其中梅子常与动物遗存共同出土，推测或用作去腥提味的佐料，这一现象也佐证了文献中楚国“以酸调味”的饮食传统。香料类植物包含姜和花椒，既可能是调味之用，也可能用于防腐抑菌。这些动植物遗存的发现，为研究文献记载的鼎实制度提供了实物印证，不仅立体展现了楚国的生业结构、饮食文化与丧葬观念，也为重构战国晚期楚国王室的日常生活图景提供了珍贵的物质线索。

通过这些满带烟火气息的器物与遗存，我们仿佛看到2000多年前楚考烈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活，也由此对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兼容并蓄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深切而具体的理解。

鼓瑟吹笙：

再现楚国的“竽瑟狂会”

《礼记·王制》有言：“天子食，日举以乐。”意思是天子进食时需配以特定乐曲，以彰显威仪与天地秩序。武王墩大墓出土的万余件文物中，乐器类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齐全。其中，金石类乐器主要包括两套14件编钮钟（其中一套仅存9件）和一套18件编磬，见证了楚考烈王东迁寿春后礼乐制度的延续。经过系统的科学测音研究，这些乐钟被确认音列结构高度一致，且具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它们不是摆设，而是真正用来演奏的“礼乐重器”。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两套金石类乐器——青铜编钟和石编磬。

墓中北Ⅰ室（离主椁室相对较远）、北Ⅱ室（更靠近主椁室）所出编钮钟的虎形钟架底座上分别刻有“外乐”“内乐”字样，与椁盖板上墨书的“乐府”与“中乐府”相对应。这种区分并非指向宗庙乐与宫廷乐等不同乐种性质，而应理解为宫城或居所空间上的内外之别。“乐府”“中乐府”这类铭文的出现，表明楚国已建立类似后世的宫廷音乐机构，刷新了我们对先秦音乐管理体系的认知。

相比金石乐器，武王墩大墓出土的丝竹管弦类乐器堪称“阵容豪华”。其中出土的瑟达50余张，部分长度超过两米，是目前我国所见最大的瑟。20多件笙竽类文物的发现，为破解笙、竽的区分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此外，亦伴随出土至少5种鼓类，为研究鼓的形制和用途等提供了关键实物线索。这些丝竹管弦类乐器的发现，以实物印证了《楚辞》所载“竽瑟狂会”和《诗经》所载“鼓瑟吹笙”的盛大乐舞场面。同时也表明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音乐文化正经历一场静默转型——从服务于宗庙祭祀的“钟磬和鸣”，走向宴饮娱乐的“鼓瑟吹笙”。

武王墩大墓中丝竹乐器的空前繁荣，可视为音乐功能从周代“祭祖敬神”的庄严仪典转向“悦人自怡”的现实享乐这一历史潮流的先声。这一潮流由楚地发端，后因汉高祖“好楚声”而融入汉代音乐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乐器类文物清晰揭示：战国至秦汉时期从“礼崩乐坏”到“制度重建”的变迁，绝非一朝一夕的剧变，而是经历了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在扬弃中焕发新生。楚国晚期礼乐制度不是机械刻板地坚守旧制，而是主动融入新的元素与实用需求，呈现出一种“守正创新”的转型态势。正是这种“变而不忘其本”的信念与智慧，使得中华礼乐文明能够跨越王朝更迭，生生不息。

小小竹尺：

透露“天下归一”的社会理想

武王墩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竹尺，尤为引人注目。竹尺长约69.4厘米，约合战国晚期的三尺，显示了战国晚期一尺约为现今的23.1厘米。尺身刻度至今清晰可见，尤为珍贵。研究表明，该尺尺度与同时期秦国等列国基本一致，揭示出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列国度量衡已呈现趋同态势。

这件出土于楚地的竹尺，不仅是一件实用工具，更是战国晚期各列国间交流互动的生动物证。在战事频发的背景下，列国间使者往来、商贾流通、工匠迁徙日益频繁。度量衡的趋同，正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它或是出于频繁贸易对公平尺度的共同需求，或是因人口流动促成了技术标准的无形统一，甚或是贵族和知识阶层对“天下”秩序的某种共识在度量衡制度层面的投射。当时的知识阶层如荀子、韩非等人已游历多国，其著作中亦常见对统一制度的探讨。如荀子提出的“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治道思想，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理论反映。度量衡制度的趋同，既反映出频繁经济活动对标准化的客观需求，也透露出知识阶层“天下归一”的社会理想。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鎏金铺首衔环。

同时，武王墩大墓还出土了来自多地的代表性器物：既有三晋地区的立鸟盖环络纹铜圆壶和环耳瓦棱纹铜盖豆，也有带有秦国风格的漆耳杯，还有体现欧亚草原文化影响的动物纹铜饰牌等。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体现了不同文化特色的器物共处一墓，生动展现出战国晚期江淮地区作为文化交流枢纽的重要地位。三晋礼器承载中原礼制传统，秦国漆器反映西北工艺特色，草原饰牌则带来游牧文化的生动气息。它们的共存，不仅是物质流通的结果，更是文化交融的见证。

武王墩大墓以其形态各异的出土文物，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各地域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通过频繁的交流互动，不断相互借鉴、彼此交融，为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下仪仗队”：

走进楚王的精神世界

在武王墩大墓的出土文物中，一批龟甲的出现令人出乎意料。考古工作者从上千枚龟甲残片中缀合出55件较为完整的卜甲，包括龟背甲和龟腹甲。楚人素来“信巫鬼、重淫祀”，卜甲是楚人沟通天地的占卜“神器”。但在卜占、筮占业已衰落的战国末期，楚王墓葬中仍有如此数量众多、钻孔方正规范的卜甲存在，着实令人惊叹。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卜甲。

与殷墟甲骨不同，武王墩卜甲上没有刻辞，仅在少量腹甲上书写“长霝”二字。研究者曾在其他楚墓中发现过记载占卜用具名称为“长霝”的竹简，例如包山楚简、天星观楚简等，但一直没有发现实物。武王墩卜甲的发现，首次确认了“长霝”是一种占卜所用的龟甲，实现了考古实物与出土文献之间的互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楚国占卜制度的研究空白。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除占卜龟甲外，楚王的“地下仪仗队”同样为我们打开了窥探其精神世界的窗口。与秦始皇陵兵马俑不同，武王墩大墓所出皆为木俑，而非陶俑。木俑首、身均用整木雕成，部分残存彩绘。280余件木俑均出土于西室，为迄今国内墓葬中发现木俑数量之最。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木俑。

西室内部又分Ⅰ室与Ⅱ室，两室的木俑在种类与功能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靠近墓主人的西Ⅱ室以女性歌舞俑和乐伎俑为主，体态纤长，眉目生动，身着深衣，姿态翩跹，并伴有笙、瑟等乐器出土，似在为墓主人延续生前的宴乐之欢。而位置更靠外的西Ⅰ室，则以仪仗俑为主。这些俑多佩剑而立，部分呈乘马姿态，俨然一副出行护卫的阵列。从内室的轻歌曼舞到外室的肃穆庄严，楚王为自己安排了一支井然有序的“地下仪仗队”。它们虽不同于秦俑那般严整，却同样担负着守卫、服侍墓主人的使命，静静守护着这场永恒仪式。

楚人“以俑代人”的殉葬方式，既延续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其影响更绵延至秦代之后的西汉楚地。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与湖北荆州江陵凤凰山汉墓中，都可见到与武王墩木俑一脉相承的俑群。江陵凤凰山五大夫墓出土的墨绘木片俑，皆身着曲裾深衣，体态修长，腰部纤细，与武王墩木俑不同之处在于其五官、衣冠皆为墨绘，而非雕刻而成。而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汉墓共出土有各类木俑260余件，是目前我国西汉时期出土木俑最为丰富的墓葬，同时也是汉代木俑艺术的最高水平代表。由此可见，动荡变迁从未割断中华文明的延续，反而激发出中华文化基因中兼容并蓄、与时偕行的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更迭，这种植根深厚、求新求变的智慧，始终推动中华文明如长河般奔流向前。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武王墩大墓远非单纯的墓葬遗存，而是一座凝结战国晚期楚国历史记忆、制度思想与社会生活的文化宝库。墓葬以其丰富的出土文物与清晰的礼制结构，为我们理解“何以中国”这一宏大历史命题，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考古实证。

　（图片由张闻捷提供）

（作者张闻捷系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组一组组长、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晶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周芳 吴艳

制作 | 胡晓蝶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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