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家是如何衰败的？鲁迅肯定不会告诉你，因为实在太丢人

鲁迅在公开文字中写过父亲、写过母亲，唯独从未提及自己的祖父。

1919年举家北迁时，鲁迅甚至亲手烧掉了祖父记录了数十年的全部日记。一个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八十多间房的绍兴大户，怎么就在短短几年内一贫如洗？

八十多间房和一个脾气很坏的进士
周家在绍兴，是数得上的大户。

鲁迅家住的"新台门"，六进大院，八十多间房，还有一个两亩大的后花园——就是鲁迅后来写进文章里的"百草园"。 整座宅子占地四千多平方米。虽然是六房族人共居，鲁迅家只占一部分，可在六房当中，鲁迅家的家境是最好的。

鲁迅自己回忆过："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新台门其余几房就差得远了——子孙读书不成，又不肯做工务农，有些人闲来无事还染上了烟瘾，坐吃山空。鲁迅家这一房，在整个周氏家族中算是顶梁柱。

周家能在绍兴站得住脚，靠的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67年中举人，1871年考中进士，三甲第十五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这是周氏家族几代人里出过的最大的官。

可周福清这个人，有本事归有本事，脾气实在太坏了。 爱骂人，家里人骂，外面人骂，据说连皇帝太后背后也骂。丁忧回乡的时候，看到族中子弟整天游手好闲、染上烟瘾，气得拿着棍子追着打。 这种性格放在官场上，注定混不长。

果然，外放江西金溪做知县不到三年，就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办事颟顸"，一纸参折，乌纱帽没了。 丢官之后，周福清不得不花钱捐了一个"内阁中书"——从七品小京官，没什么油水，主要就是抄抄写写。这个没油水的岗位，周福清候补了整整九年才补上实缺。

不过日子还过得去。周福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周福清的督促下，周伯宜也考中了秀才，周家看起来还有望再续辉煌。

1893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这一年年初，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了。按清朝规矩，做官的人必须辞官回乡守孝三年，叫"丁忧"。 周福清当时已经56岁，守孝三年出来就快60了，重返官场基本没戏。

偏偏就在这一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加开恩科。科举考试通常三年一次，遇到皇家喜事会额外加一科，叫"恩科"。天下读书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喜雀跃。 更巧的是，派来浙江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22年前的同科进士。

儿子要考试，主考官又是自己的老同学——周福清动了一个不该动的念头。

一个家丁的一嗓子

周家的五户亲友得知主考官跟周福清是同年进士，凑了一万两银子，请周福清出面疏通。 周福清不仅替亲友五人写了请托信，还把自己儿子周伯宜的名字也加了进去。信里甚至约好了考试答卷中的暗号，方便考官辨认"自己人"。

在晚清官场，这种事并不罕见。康熙皇帝当年就感叹过："近来科场之事尽为大臣主持，遇考期将至，不惟为子弟钻营，且为他人图谋。" 周福清觉得此事万无一失，银子开路，同年之谊，板上钉钉。

可偏偏，周福清碰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行贿"。

周福清做事还算谨慎，没在浙江境内操办，而是赶到苏州胥门码头等候殷如璋的官船。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家丁陶阿顺去送信。

陶阿顺把信和银票送上了船。当时殷如璋正跟副主考周锡恩在船里聊天。 殷如璋不方便当着副主考的面拆开这封敏感的私信，就把信收下没有回复。

按说到这里，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可陶阿顺是个乡下人，不懂规矩，等了一阵子没等到回条，急了。

这个家丁居然站在船外面大声嚷嚷——银钱大事，怎么不给个回条？！

这一嗓子，整条船的人全听见了。副主考周锡恩当场愣住，殷如璋脸色大变。 为了撇清自己，殷如璋当即扣下书信和陶阿顺，上报官府。

一嗓子喊出来，周家的命运就定了。

案件一路上报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极为震怒——恩科是给太后祝寿加开的，堂堂朝廷命官居然在恩科上搞舞弊，这不是打皇帝的脸吗？

刑部审理后认为，周福清行贿未遂（银票殷如璋没收），加上自首投案，建议从轻处理——杖一百，流三千里。

光绪不同意。 当天就亲笔批示："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斩监候——相当于死缓。

周伯宜更惨。举人没考上不说，连秀才的功名也被革掉了。 多年苦读一夜归零。

从这一天起，周家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斩监候"犯人每年要过"秋审"，决定当年是否处决。 周家为了保住周福清的命，每年都得给官府送大笔银子打点，让周福清的名字不出现在处决名单上。

这笔"保命钱"年复一年，把周家的家底彻底掏空了。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功名被革和父亲入狱的双重打击下，精神颓丧，身染重病，终日卧床。 1896年，周伯宜去世，年仅35岁。

祖父关在杭州大牢里，父亲死在绍兴家中，鲁迅当时只有15岁。

周福清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八年。说是"坐牢"，其实不是关在大牢里。周福清在监狱旁边租了一座房子，带着姨太太、小儿子和孙子周作人住在一起，还雇了厨子和保姆。 日常就是督促儿孙做功课，读读书，骂骂人。看上去跟在家没什么两样，可保命的银子一年也不能少。

1901年，赶上义和团事变后朝廷大赦，周福清获释回家。可推开家门一看——繁华不再，物是人非。儿子死了，家产没了，曾经的绍兴大户如今一贫如洗。

1904年，周福清在郁郁不乐中去世。

科场案爆发那年，鲁迅12岁。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写道："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周作人后来回忆："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

从八十多间房的大户少爷，到被人当面叫"乞食者"——这种落差，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昔日巴结周家的人，一夜之间换了嘴脸。世态炎凉这四个字，少年鲁迅用皮肉记住了。

没有周家的衰败，就没有后来的鲁迅

如果没有这场变故，鲁迅会成为什么人？

大概率是一个按部就班走科举路的绍兴少爷。祖父是进士，父亲是秀才，往上考举人、考进士，在官场混个一官半职，过着四平八稳的日子。中国文坛可能会多一个无所事事的公子哥，却少一位看透旧社会"吃人"本质的文学巨匠。

科举之路断了，反而把鲁迅推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

1898年，18岁的鲁迅离开绍兴，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这是一所教西方知识的新式学堂，跟传统的私塾和科举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这里，鲁迅第一次接触到赫胥黎的进化论、西方自然科学和新思想。这些东西，待在绍兴新台门里读四书五经，一辈子也碰不到。

家族的衰败，逼着鲁迅走出了那个"狭窄的天地"。

可比学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少年时代那段"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经历，在鲁迅心里刻下了什么。

鲁迅看透了人情冷暖。 周家风光的时候，亲戚朋友争相巴结；周家出了事，同样一批人转脸就冷眼相对。当初求着周福清帮忙行贿的那五户人家，事后不仅没有伸出援手，有些人还趁机敲诈勒索。

鲁迅看透了世态炎凉。 一个12岁的孩子，天天拿着家里的衣服首饰去当铺典当换钱，柜台比自己高一倍，当铺伙计的眼神里全是侮蔑。 这种被侮辱的体验，后来化作了鲁迅对底层民众命运的深切同情。

鲁迅看透了旧制度的腐朽。 科举舞弊在晚清官场本是"正常操作"，周福清不过是栽了而已。可恰恰是这种"正常"，才是最可怕的。一个腐朽的制度可以毁掉一个家族，也在毁灭无数人的命运而不自知。

这些少年时代的切身体验，成了鲁迅后来拿起笔杆子的底层动力。

鲁迅后来说自己是"破落子弟"，并说"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这句话很轻描淡写，可背后的分量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至于鲁迅为什么从不提自己的祖父——这不是简单的"丢不丢人"的问题。 中国作家网有一篇研究文章专门分析过：鲁迅对祖父的疏离、反感和排斥非常明显。在鲁迅所有家族人士中，祖父恰恰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人，可这种影响是以一种反面的方式存在的。

12岁时经历的家族巨变、父亲早逝、从少爷变成"乞食者"的屈辱，在鲁迅心中留下了终生无法抚平的伤痕。1919年举家北迁时，鲁迅亲手烧掉了祖父记录数十年的全部日记。 一个人要对一段记忆有多深的排斥，才会连实物都要彻底销毁？这种痛，不是不想提，是提不起来。

1919年，周家新台门六房再也维持不住，共同把大宅卖给了一户姓朱的人家。八十多间房、两亩百草园，从此易了主。 鲁迅兄弟用分到的钱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座四合院。

绍兴周家的故事，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

可鲁迅的故事，恰恰是从周家的废墟上开始的。 那个在当铺柜台前踮着脚、在侮蔑中接过几个铜板的少年，后来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成了一个敢对整个旧社会发出"呐喊"的人。

一棵大树倒下去，枝丫落了一地。可总有些枝丫会落地生根，长成一棵更高大的新树。

参考信源 1.《越对立的越相像——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家协会官网），2020年10月22日 2.《从鲁迅祖父科举舞弊与苟晶被顶替，说说那些"看不见"的受害者》——澎湃新闻·湃客号，2020年7月 3.《短史记丨鲁迅祖父科举舞弊被告发，五年后出狱家道中落》——腾讯新闻·短史记栏目，2020年7月7日 4.《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说说鲁迅家族的一笔"秘密"资产》——澎湃新闻·湃客号，2021年1月 5.《鲁迅祖父行贿案真相》——《文史博览》杂志/参考网转载，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