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同样是"对日亲善"，日本为何认为蒋介石是假，汪精卫是真？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日方档案显示，同中国综合考虑日苏关系一样，此时的日本也一直在全盘观察中苏关系。

1、日本的冷淡反应

而在蒋廷黻1934年10月访苏不久，日本当局就从各种途径获得了有关中苏接近的情报，并为之不安。

譬如，同年11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其军部报告了中国走向抗日亲苏的（几个事实）：

其一，前几天蒋介石刚住进北平医院，已预先等在北平的驻苏大使颜惠庆紧接着亦住进同一医院，不难想象，此举当为讨论亲苏政策。
其二，何澄愤怒地揭露：（蒋介石之亲苏政策已成定局）。
其三，宋子文在兰州与苏联要人秘密相会。
其四，对四川共产党蒋介石无意积极剿灭，令人怀疑是否因为同苏联有何谅解。

几天后，国民党西南派的胡汉民也在广东警告日本：贵国朝野对九一八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国握手，其基础之巩固已超过一般想象。1935年1月，胡汉民还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但胡拒绝南京要他更正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源自日本自身的谍报和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这内外两个方面的（蒋介石联苏制日）情报的综合作用下，对于1935年初蒋汪主导的对日亲善政策，日本当局特别是其军部的感受，就和为抗议（媚倭）而丢官的邵元冲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

譬如，1935年1月8日，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岛诅咒蒋介石的健康，称国民政府对日绝无善意，（所谓亲日，纯系假面具）。

同月中旬，萧叔宣亦自东京报告：日本军部大致认为（蒋委员长因对内关系，无法与日亲善）。下旬，中国主要报刊遵政府之意，纷纷转载《外交评论》的〈敌乎友乎〉，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讨论。然而，有吉明公使虽然向日本外务省转送了〈敌乎友乎〉，并指出该文（据说是陈布雷所作），但并未予以特别重视。

日本国内的反应亦与有吉相似。据驻日公使蒋作宾报告：（徐道邻所作之文并未惹起何方之注意及批评，现仅有某日报略及数语。）

3月14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根准三还针对中国报刊上的议论致电广田说：中国报刊在关于中日时局的报导上虽然比从前显得冷静，（但其论调极端浅薄、敷衍，仍是主张中日提携应从双方平等出发，而先决条件则是日本必须归还非法掠夺的东三省。因此，在整体上中国没有任何变化，其认识还非常不够。）

就在此时，5月2日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被暗杀的事件，日方原有的对蒋不信就更加借题发挥了。

4日，日本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

11日，高桥坦武官以暗杀事件为根据，指责蒋介石搞二重外交，（表面虽云与日亲善，暗中仍利用宪兵蓝衣社青帮压迫亲日之人）。

17日，中日两国按既定计划同时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以示双方促进邦交的愿望，但日本军方对其政府的这一决定极为不满。因此，在华北，日本军人进一步要求蒋介石（抛弃二重政策），并责难蒋（一面表示中日亲善，一面已作种种准备，殊难使人快意，以后还是很难达和平目的）。

2、何以认定蒋介石“假亲善”？

6月9日至27日，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2日，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发给广田外相的电报中补充说，（我驻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针，主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不信任而排除其势力。为此，表面上虽避免华北独立之形式，实际上却是要在华北五省树立自治政权。）

由上可知，虽然1935年初中国的对日亲善运动由蒋汪共同主导，但在日方眼中，只有汪精卫是真亲日，蒋介石则是假亲日。而日本军方发动华北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对（蒋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惧和仇恨，其矛头主要也是对准蒋介石的。

综观蒋介石本人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言行，把他此期的对日政策称为（二重政策），本无不妥。但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问题是日方对蒋介石的二重政策作出了片面的解读。

首先，蒋介石的外交具有多重的两面。譬如，在对苏关系上，它既有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接近苏联的一面，又有为维护外蒙、新疆主权与反共事业而抵制苏联的一面；在对日关系上，它既有为争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及共同反苏防共而对日亲善的一面，又有为坚守最低限度及防止和平手段失效而暗作实力准备的一面，等等。

本来，这一切同蒋介石的矛盾心态一样，都是蒋为应对多方面的课题而应有的多方面的考量，其各个侧面都是真实的，其相反相成的性质，也是由中国面临的内外课题本身的错综复杂及内在的矛盾性格所决定的。但是，日本当局在蒋介石的对苏政策上只看其接近的一面，而无视其抗争的一面，在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上则只看其暗中抗日的一面，而否认其力求对日改善及和平解决的一面。实质上，这是把两个内涵不同、相反相成的真，看成了一真一假。

其次，1935年初蒋介石等推动的对日亲善，既以不承认（满洲国）、不割让领土为最低限度，又欲在此前提下各自改正本方的错误，和平解决纷争，公正平等交往。但是，日本对中日亲善的定义，实质上却是中国应该一切服从日本，无条件满足日本。正是基于这种荒谬的定义，中方要求公正平等，就被日方看成了假亲善的证据。

在上述两大错误的作祟下，无论对中日关系，还是对中苏关系，日本当局的认识和应对都单纯偏向了一个侧面，而抛开了同时存在的其他侧面。

3、对苏联的态度

从国民党中政会的速记录来看，蒋廷黻访苏以后，中苏关系实际上一直笼罩在新疆问题所带来的阴影之下。

所以，在颜惠庆大使于1935年2月结束休假返苏复任前夕，国民政府对他的指示只是很消极的两点：（（一）俄国如与中国谈及商务问题，中国甚愿以互惠条件相对待；（二）新疆问题，中国亦愿竭诚与俄方谈判，但与地方政府直接交涉者，中国政府不能予以承认。）

3月10日，苏联与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草签出售中东路的协定，国民政府立即对此提出了抗议。

3月21日，返苏不久的颜惠庆在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谈时，除再次批判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外，还拒绝了苏方关于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4月底，刚结束休假由苏返任的鲍格莫洛夫大使奉命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表明苏联对新疆并无侵略野心。

对此，汪精卫在5月1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第四五五次会议上说：

我们听了鲍大使的话，心里非常感慨。根据各方报告，并有中央组织委员会二位同志新由新疆回来的报告，知道新疆之白俄归化军实际上都换了红俄做教官，政治机关里充满了苏俄的侦探，操纵一切实权，随时可以拿人杀人。至于商务经济，早已受了苏俄的支配，尤其是每年要送120余学生赴俄留学。所以表面上新疆省还是属于中华民国的，而实际上情况如此，已不能全凭外交方面所能挽回的了。中央各机关对于新疆，自黄慕松同志回来之后，大家都很注意，要用外交军事交通各方面力量才有办法。至于新疆实在情况是否要公开？此事亦已考虑过，以为公开了还是没有办法，不如暂不公开，我们好做种种准备工作。所以此次俄方表示，我们姑且当作是真实的，而且也可当作将来的根据，所以就在报上发表了。

汪还说：

总而言之，中俄邦交要注意，新疆事件要谋补救。新疆交通，飞机现已停航，新绥汽车路亦无定期车辆往返，若造铁路，由西安至兰州得需九千万元，由兰州至迪化约需三万万元，休论财力困难，实时间亦甚长达，方能竣工。外交方面，可用国联去牵制他多少。但英国对新疆不能全力注意，各国也很冷淡。国防会议曾拟将新省门户开放，但恐更促进俄国之侵略。所以现在实无急切有效之办法。至于将来商定商约，外交部一定可以审慎的注意的。

对此，李石曾补充说：

本席在北平时曾与何敬之先生谈及，何先生以为川中共产党与苏俄确有联络，倘令窜入新疆，危害绝大。俄国欲取新疆以对付日本，犹之日本之夺东四省以对付苏俄。何先生之意，拟请中央速定大政方针，自己没有力量单独对付日本或俄国，宜在外交上设法。故本席与何先生谈到欧洲问题，欧洲各国对于苏俄素视为最毒之微生物，但近来则以为其毒性已稍减。但在东方其危险性仍甚重大，如新疆问题其情况已如汪先生所说，吾人于此似不得不再就国联方面做一番工作。

总之，从1934年10月蒋廷黻访苏以后到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之前，日本当局一直担心中国联苏抗日，国民政府内部却是因新疆和中共等问题而充满着疑苏、反苏情绪。所以，国民政府除拒绝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对中苏贸易条约的谈判也一拖再拖。而他们考虑的（在外交上设法），当然也是包括利用日本因素在内的。至于暗中致力推进日苏相互牵制战略的蒋介石，5月8日还在日记中记下了以（对俄）为筹码的这样一种中日利益交换方案：（对倭策略：甲、归还东北，则与之公开对俄以期其所好；（并）进行铁道交涉与聘其教官。乙、取消长城以内战时特殊状态，（则）与之进行经济合作。）

4、外交的台前幕后

蒋介石外交战略所包含的多重的两面性，既都是真实的，同时又都有公开与隐蔽的区别，而在具体的展开中，蒋介石不得不视对象而突出不同的侧面。借被日方视为亲日派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私下对日方的描述来说，（蒋介石当然谈不上亲日，但也并不排日。他完全视利益如何而随时决定方案。在这种方针下，蒋介石对外交和内政都采取二重政策。譬如，对汪精卫、黄郛和对宋子文、孔祥熙，蒋的言论完全不同。）

所以，跟通过自身谍报与反蒋派的（举报）所形成的日本当局的对蒋对华认识不同，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邵元冲那样不谙外交、军事最高机密的高层领导人在内，对于1935年初以来本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从与日方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出发予以反对。正因如此，在突然遭遇华北事变后，大多数中国人的矛头，几乎都既指向日本的侵略，又指向本国年初以来的（亲日、退让）。

由于蒋介石正在四川的剿共前线，留守南京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政会成员被推到了应对事变的第一线。从国民党中政会速纪录来看，他们考虑采取的第一个外交上的对抗措施，是透过驻外使馆呼吁有关国家对日本加以干涉。但是，6月12日举行的国民党中政会第四六一次会议确认，英美对华北事件甚为冷淡，（外交上无从进行）。尽管如此，多数与会者出于（软弱招致更大压迫）的反思，仍然主张强硬对抗。他们的理由是，本次事件起因于日本一贯的侵华政策，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复兴，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而且，过去丢失东北可叫张学良负责，（将来平津有失，张汉卿已不再替我们负责，要中央自己负责的了。）

然而，在翌日举行的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上，（英美之援助无可期待，自己作军事抵抗亦无可能）再次成为结论。

随之，6月19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第四六二次会议终于开始议论起联苏制日问题。

但自1933年以来一贯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汪精卫否定说：（俄国明知日本系为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对于满洲权益宁可退让而以全力经营新疆。我们联俄是做不到的。）他还说，（我们有两条路，一是绝对抵抗，到那里算那里；二是接受要求，共同合作。第一条路，我们也许要走的，第二条路，还是要看对方要和我们做朋友还是要我们做奴隶？要我们做奴隶，我们只好去拼。现在中央所采取的是第三条路，就是努力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方面要把外交移入正轨。）

对于汪精卫的这种观点，很多与会者表示异议。因为他们认为，日本要逼中国做奴隶已是不争的事实。刚从华北回来的何应钦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把中国克服，否则恐中国于大战时乘之也。日本侵略中国之法，第一，使中国永远不统一；第二，谁能统一中国就打倒谁；第三，不许中国有建设，尤其是军事建设；第四，要打倒中国国民党，使民族性渐次消沉。）

与国民党中政会上的这种空气相呼应，由于外交方面的基本格局是蒋介石藏在幕后，汪精卫站在幕前，国民政府内外在对日亲善问题上对汪精卫及同他一起被视为亲日派的人批判特别激烈，监察院还有人提出了弹劾外交当局的请愿。6月30日，汪精卫只得称病离开南京。

正在此时，7月2日有吉明又以所谓《新生》事件为由，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并处罚负责者，其矛头直指继邵元任国民党中宣会主任委员的叶楚伧。翌日，国民党中政会第四六四次会议议及此事时，与会者的对日感情更趋恶化。发言者指出：（如为求亲善而使中央委员也无保障，那就无异甘为奴隶。人民怨恨日深，也是不可忽略的。现在可以说已到生死关头。）还有人主张：（这事要各常务委员和蒋先生商量一下，要怎样就怎样做。因为止有两条路：一条是抵抗，但须从统一国内入手；一条是亲善，就公开的和日本谈判，谋根本之解决。）

种种事态都在逼蒋介石从幕后站到对日外交的前台。他本人的反应如何呢？

蒋介石是在剿共前线接到关于华北事态的报告的。他一边为（倭寇蛮横非理可喻）而愤怒，一边在6月1日即决定（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其背景是，同只知其表不悉其里的一般人不同，作为（二重政策）的操盘手，蒋介石明白日本的指责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一面，中方对此必须妥善应对。

因此，其后他于6月4日覆电孔祥熙：（冀津问题，日方所要求者可尽量采纳立予解决，暂谋缓和）；10日，他同意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出禁止排日言行的（敦睦邦交令）。15日，他答复汪精卫与何应钦：（对日运用应着重外交方面，而对其军人亦应设法旋转，与其体面，勿使其更恼羞成怒。）

但是，随着日方借题发挥，步步进逼，6月下旬后，蒋介石以形势已经变化为由，开始强调：中国虽可维持1月以来的对日原则，但亦须下定最后决心，外交折冲和军事准备同时进行。另外，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蒋介石与汪精卫相反，认为（对于英美形势与其极东政策，从前一般国人过于乐观重视，而今则过于忽视悲观），故强调要以外交打开困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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