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卫队员擅闯中国大使馆一案最近不断发酵,在3月31日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我方外交发言人毛宁的一席灵魂发问直接戳到问题的根源,她明白指出“此人在自卫队接受过9个月的后备干部培训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自卫队到底向他灌输了什么思想,进行了什么教育?日本自卫队右倾化、日本‘再军事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说来也是可笑,这个诞生于所谓《和平宪法》的安保性质的力量,如今却成了培养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闯馆案虽是个例,但也足以管中窥豹。而日本政界对此不仅不抱以反思态度,反而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小泉进次郎作为防卫首相对闯馆案只是说感到非常遗憾,高市早苗则完全不提这件事,很明显是想用糊弄的方式草草了事。
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自卫队究竟是如何蜕化为今天这个模样的?
可以想象一下迈出这一步有多么危险,同时又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从那以后,自卫队的国际任务越来越大,去过了柬埔寨,伊拉克这些地方,也参加过许多国家的联合行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自卫队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上了对外干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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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经济问题。自上世纪末泡沫破裂以来,面对经济长期低迷、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难解的内政问题,日本右翼政府选择了回避民生改革,转而推动军事扩张。
他们希望通过加速军工发展,在培植军工上下游产业的同时,借助制造外部威胁来转移公众视线,减少国民对内部矛盾的关注。而这无论是在政策的逻辑上,还是操作的手法上,都与历史上旧日本帝国的扩张策略惊人相似。
在这两个因素的混合作用下,自卫队的右倾化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而自卫队军官将参拜靖国神社惯例化就是一个典型表现,尽管国内外批判声音不断,但是在右翼政治的庇护下,这一行为甚至一度被宣传为“对战死者的敬意”,实在有些过于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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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右翼势力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仍有许多日本群众保持着对华友好关系的重视,甚至在近期借着闯馆事件的风波聚合成了反对高市内阁的范围游行。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这次事件性质非常恶劣,几乎没有辩解的余地。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并威胁要杀害中国外交官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公约是国际法的基石,关系到各国使节的安全和尊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都已远远超出了可以辩解的范围。
第二,日本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始终不能忽视,尤其是在水产业、旅游业、高端制造业等中日深度合作的领域。
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尤其是电子、汽车等行业,离不开中国提供的稀土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其供给对于日本这些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日本的稀土需求几乎无法从其他国家获得有效替代,特别在电池、电子设备等关键领域,这让日本在资源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显得尤为突出。
而日本疫情后的经济回暖,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趁着日币贬值潮,涌入日本的中国游客们,这批人群数量极其庞大,2025年仅前三季度中国赴日旅客就达到748万人次,他们有力带动了日本过去疲软的消费,并经由服务业将这种经济利益传导到了日本整个社会。而在水产领域,中国更长期是日本渔业的第一大出口地,直到2023年中国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为止。
从日本自卫队的右倾化和日本民间反思潮这两个视角透视现在的日本,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日本社会的内在分裂:在台上的日本,宣称自己代表所有人,挥舞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刀,尽管还未开刃,却已经把缓缓日本带上了一条不归路;而在台下的日本,他们平常可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在经济理性和绝对的道义面前,他们依旧保有思考的能力,应该说是我们在处理日本右倾问题时理应团结,却又经常忽略的力量。
历史早已证明了,逆和平潮流而动的行径终究无法长久。日本当局若是肆意纵容自卫队右倾化,持续无视民间的理性呼声,无视国际社会的警惕与关切,那他们透支的将不只是他国的信任,更是自己社会的整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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