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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南港演讲,来了好多新老朋友,包括王德威、王汎森等大咖,偌大的课室竟然坐不下,还在外面过道及会客厅同步直播。不是因为我学问大,或讲题《被选择与被遗忘的声音——鲁迅“出口”能否以及如何“成章”》特别出彩,而是“物以稀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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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后两天,我又接受文哲所出品的学术类播客“人文来风”的专访,主持人是前所长胡晓真博士,希望我讲点花絮,于是有了“我的南港故事”。
我第一次来南港访问,是参加题为“写实之外”的学术研讨会,时在1993年12月。那时两岸学术交流刚刚起步。也正因为难得,归来后,我撰写了一组短文,包括初刊《南方周末》1994年3月18日的《风雨故人》,以及发表在《读书》1994年第6期的《台湾行》,日后二者合并,收入我的《书里书外》增订版(三联书店,2019)。
重读旧作,不惭愧,但感叹——那组短文线条粗犷,笔墨仓促,姿态很不优雅,但留下了坚冰融化初期的忐忑与惊喜,还是很难得。文章写得不好,后人可以不屑一顾,但我自己却极为珍惜那第一眼的感受。
此后多次访问南港,印象最深的还有另外两次,一次是2007年10月初,参加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世的百科全书”学术研讨会。那是中文版《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陈平原、米列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刚刚推出、英文版开始修订与改写的关键时刻。这可不是简单的翻译或润色,而是几乎推倒重来,以求适应英语学界的阅读习惯与评价标准。整个过程十分艰辛,我由此对西方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多了几分敬佩。
那次会议有个插曲,我在《追怀米列娜》(《文汇报》2012年11月14日)中曾略为提及:“正式开会那天,刚好碰上大台风,本地学者无法出席,外面来的学者,在米列娜和瓦格纳教授的带领下,借用旅馆隔壁的会议室进行研讨。走出会议室,狂风暴雨中,米列娜因雨伞被风刮走,连带也摔倒在地上。可她笑嘻嘻的,爬起来继续前行。那年,她已接近75岁。”如今,米列娜、瓦格纳这两位杰出汉学家均已仙逝,但其大著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editor: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Rudolf G Wagner,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2014)却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常见后学追随其研究思路,借讨论清末民初编纂出版的众多辞书,来探究近现代中国的知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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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让我印象极深的访问,是2018年12月下旬,我出席文哲所举办的座谈会,发表《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看五四及五四研究》,同时为“海风山骨——陈平原、王德威书画联展”揭幕。那次“业余文艺活动”很热闹,活动现场真的是高朋满座。没想到此后,因各种因素,难以为继。这回我重访南港,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也是因很多学人视之为“好兆头”。
我来南港,只要时间允许,一般都会参访史语所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以及近史所的“胡适纪念馆”。二者的体量及藏品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望胡适先生”,对我来说,不是学问,是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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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参访,由近史所前所长黄克武亲自导览,我对这座1962年12月10日创立,由故居、陈列室及墓园三部分构成的专题场馆,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包括常设展的更新、专题展的布置、故居如何保护、观众怎么吸引,以及胡适全集的编纂进度等,很多细节,须亲历者才能真切体会与表达。那天恰好有好几拨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前来参观,工作人员忙着招呼与讲解,显得有点嘈杂。纪念馆面积本就不大,加上已来过好几次,故匆匆浏览,就拜谒胡适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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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墓园1974年扩建为胡适公园,1994年初,我曾专门撰文介绍。后来读1999年季羡林先生以88岁高龄应邀访台后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深深震撼,自愧不如。看来研究者与亲历者,体悟的深浅就是不一样。我只是纸面文章,季先生则更多历史感怀,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回的拜谒,学乖了,再也不敢舞文弄墨,只在朋友圈晒几张照片,引来不少点赞。
原标题:《夜读 | 陈平原:我的南港故事》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吴南瑶 史佳林
来源:作者: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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