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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暖心提醒,音乐相伴更有感觉~
毕淑敏
我曾在昆仑山上度过青春岁月。在昆仑山上,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和死亡”。
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西藏阿里军分区担任第一个女兵班的班长。记得我第一次直面死亡,是为一位刚刚20岁的战士收殓遗体,他的家人远在万里之外,我们是他最后的送行者。
收殓遗体的时候我在想,爱与死亡距离有多远呢?那个战士的爱在他心口处的衬衣口袋里,那是一个姑娘的照片,4寸大小,已经是当时能放到的最大尺寸了。那个年代没有彩色照片,姑娘脸上的红晕是照相馆的技师用水彩画上的。
从照片向下大概20厘米,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战士的肠管全部流出,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冻成了一块坚硬的冰,上面还扣了一只碗。送他来的战士说,战地救护人员曾经教他们这样可以保护伤口。
我作为班长要把衣服给他穿上,可是没有一件军装能够容纳下这么大一块冰。那天,我们把那间房子的温度烧到了零上30摄氏度,那是阿里高原平日不可能出现的温度。可即使是这样,几十分钟以后,那块包裹着肠管的血冰没有丝毫融化。后来有人提议用汽油喷灯烧化它,我们就拿来了汽油喷灯对准那块冰开始焚烧,只烧了一会儿,屋子里就弥漫着血肉燃烧的味道。我喊了停,我说:“我们不能让战友再受一次痛苦。”
最后,我们把军装的背面全部剪开,从正面扣好扣子。这样,他落棺之后,从正面看仍然是一个威武的战士。
清点战士遗物时,我们发现战士的上衣口袋里放了几块糖,按照规定,这几块糖须作为遗物登记。但我觉得应该把这几块糖留下,就跑回宿舍又拿了几块糖,放进了他的衣袋。我坚信,在西藏阿里的烈士陵园里,不但有血、有冰,还该有几块糖。
这就是爱与死亡的距离。当一个人把客体的生命融入集体之中,融入国家命运之中,这种爱就变成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心理能量。在积满了万古寒冰的昆仑山脉上,当我直面布满淋淋鲜血的死亡的时候,爱变得那么具体、那么澄澈、那么永恒。
再讲一个小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募集了一笔捐款送到了中国红十字会,那些钱来自一艘正在太平洋上航行的客轮,来自和我同行的1000多名各国客人,是我们尽的一点绵薄之力。后来,北川中学的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了我,请我去给该校初中二年级的孩子讲课。他说,你的文章《提醒幸福》收录在统编教材里,这个年级是受灾最严重的年级,至今没有复课,你来给他们讲讲什么是幸福。
起初,我拒绝了——面对一群失去了父母、老师、同学的孩子,我不知如何讲幸福。校长说:“不是我求你,是我代表那些幸存的孩子求你。你来的那天,就是我们这个年级复课的第一天。”我只好出发了。
课堂上,孩子们没有课本,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纸,上面印着我的《提醒幸福》。我问了一个问题:“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本想自问自答,却把尾音扬得太高,孩子们以为我在问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
我心里一震。那些孩子中,有人亲眼看着同学死在眼前,有人失去了双亲。我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个孩子说:“那么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幸福。”另一个孩子说:“以前我记不住中国各省(区、市)的简称,但现在站在街上就能看到所有省份派来的车,这就是幸福。”
死亡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爱。
死亡是我们的终点,它恰恰是生命最公平的所在。生命的尽头一直就在那里,提醒着我们:如果你有愿望,如果你有力量实现它,那么就请即刻出发。别让你的心愿变成僵硬的化石,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的空白。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请斩钉截铁地表达。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奋不顾身地去投入,要竭尽全力地爱这个世界、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自己。
希望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爱,镇定地直面死亡,无悔一生。因为懂得了死,我们就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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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毕淑敏(作家)
整理:健康报实习记者 刘阳河 记者 张昊华
编辑: 魏鑫瑶(实习) 张漠 肖琰(实习)
校对:杨真宇
审核:李明炫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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