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三十年战争中的巴伐利亚军队十一：军中死亡

士兵们通常参军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赚到足够的钱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要么是在战斗中惨遭杀害，要么更可能是死于疾病。

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欧洲境内行进数千公里：据估计，帕彭海姆步兵团的彼得·哈根多夫一生中行进了22,500公里（约14,000英里），平均每年行进900公里（559英里）。在他为丹麦军队和瑞典军队效力的七年时间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罗伯特·蒙罗则行进了6,385公里（约4,000英里），平均每年行进1,198公里（744英里）。

蒙罗回忆说，有时这种行军体验也挺愉快的：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士兵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轻松行进于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乡村之间，享受种种乐趣”。而另一方面，皮埃特罗·德雷克塞尔神父在1620年7月29日穿越上奥地利时的日记中则描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到处都是仍在燃烧的村庄，空气中弥漫着恶臭。”

17年后的1637年，情况依然没有改变。约翰·冯·韦尔特将军警告马克西米利安，他的士兵们已疲惫不堪：四分之一的士兵生病或掉队了，这些部队在与敌人交战之前就会溃败。他不得不亲自为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支付军饷——他们已经10到12天没吃面包了，只能以马肉充饥。

据说，克罗地亚人的生活方式使得“很少有人会变白头发”。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通常会被埋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这些坟墓会被历史遗忘，直到几个世纪后被人偶然发现。1974年，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场发现了这样一处集体坟墓。其中包含44具骸骨，其中40具可确认为男性，2具为女性。17具骸骨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15具在40到50岁之间，4具大约60岁。另有3具骸骨的年龄在20岁左右，而有一具估计只有15岁。在女性中，一名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另一名则介于40到50岁。

2007年，在维特斯托克的战场上又发现了一处集体坟墓，其中含有125具骨骼遗骸，但仅有88具是完整的骨架。2010年，施特拉尔松德发现了三个坑墓，共出土25具骨骼，不过这些死者大多死于疾病，只有少数人有战斗受伤的痕迹。在三个坑墓中，只有一个能被考古学家确认为士兵的墓葬。

这些士兵应该是在阵亡后就地埋葬的，很可能是因为城镇防御工事坍塌所致。在这处坟墓中还发现了六支长矛、三支火枪和三把剑。最后一处墓葬于2011年在吕岑战场被发现，其中包含47名士兵的骨骼遗骸，据信这些士兵曾隶属于瑞典军队的“蓝色军团”。

这些坟墓中的一些骸骨显示出与和平活动相关的特征，比如吸烟的痕迹。据说这种嗜好是由英国人传入的。英国将军查尔斯·摩根爵士称，吸烟和玩牌能让他的士兵们保持愉悦的心情。不过，由于他们总是以相同的方式用陶烟斗吸烟，导致前牙部分被磨损，形成了圆形的凹槽。

“吕岑墓葬”中埋葬的士兵年龄在16至45岁之间，但大多数人的年龄在21至35岁之间。维特斯托克墓葬中年龄最小的士兵约18岁，而平均年龄为28岁。这些士兵的平均身高为1.70米（5英尺7英寸），其中最高者约为1.82米（5英尺11英寸）。通过对骨骼牙齿的检查，确认有11颗牙齿来自苏格兰，另有33颗牙齿可能也属于苏格兰人，不过这一结论并不确定。其余士兵则来自中欧或瑞典。

维特斯托克墓葬中的20具骸骨有头部受伤的痕迹，这些伤痕可能是由长矛等杆状武器击打或骑兵用剑砍击造成的。其中有一名17至20岁的芬兰士兵头部有五处刀痕，但据信只有一处伤口导致了致命伤害。

另有24具骸骨显示出被手枪或火枪击中致死或受伤的痕迹，因为在他们的骨骼中发现了铅弹。这些弹孔位于骨盆部位、右肩处或腿部膝盖区域。由于这些骸骨是在战场上被埋葬的，他们很可能是失血过多而死，除非是死于其他原因。有几具骸骨显然是趁其逃跑时从背后遭到攻击所致；其中一具骸骨的椎骨上有一个洞，很可能是剑刃造成的。

吕岑墓地的骸骨所呈现的伤痕与维特斯托克墓葬中的相似。蓝团被帝国主义骑兵击溃，因此大多数骸骨都有头部受伤的痕迹，其中21具骸骨的头部中弹。通过对骸骨牙齿的检查发现，只有一具骸骨来自瑞典，很可能是埃里希·西勒森——当时在该团服役为数不多的瑞典士兵之一。其余骸骨的国籍均为德国人，这一结论得到了该团人员名单的证实。

这些骸骨还显示出梅毒和维生素D缺乏等疾病的迹象，据估计，他们的平均身高在1.65米到1.80米之间（约5英尺5英寸）。他们的身高在1.65米到1.80米之间（相当于5英尺5英寸到5英尺11英寸）。有些骨骼有曾受过伤的痕迹，还有一些前臂上有试图躲避刀砍而留下的伤痕。

一位16世纪的作家估计，每有一名士兵死于火器攻击，就有四名士兵受伤。不过，约翰·斯迈思爵士否定了这一比例，并未给出火器造成的伤亡数字。然而，1621年7月16日的伤亡记录显示：

此外，在布雷滕费尔德战役中，蒂利据说损失了约三分之二的步兵和一半的骑兵。而格伦的步兵团在战前登记在册的人数为2,000人，但战斗结束当晚实际只剩下400人。同样，在维特斯托克战役后，温特的步兵团中也只有30人仍留在阵地上。

在诺德林根战役中，巴伐利亚军队遭受了如下伤亡：

与如今不同，外科医生通常会让病人保持坐姿接受治疗，而非躺卧姿势，因为后者被视为尸体的姿态。他的工具包里装有剃刀、钻头、锯子、截肢用锯具、钳子、烧灼器，甚至还有锤子和凿子。用于拔牙的工具则包括镊子和小锉刀。

此外，他还备有各种药剂，这些药剂可分为水剂、油剂、糖浆以及鸦片类“泻药”等。尽管手术环境极不卫生，但士兵们还是能够从手术中存活下来。1631年5月20日，在攻占马格德堡的战斗中，彼得·哈根多夫受了伤，他的记录中提到：我被带到营地后接受了包扎。因为我曾一度被子弹击中腹部（子弹从正面穿透），另一次则两肩中弹，子弹卡在了我的衬衫里。军医将我的双手反绑在背后，以便用钳子为我处理伤口。

手术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外科医生在处理伤口前也不会对器械进行消毒。事实上，他甚至以手术台上围裙上沾满鲜血为荣，也不认为有必要在多次手术之间清洗器械。许多患者都因剧痛而昏厥过去，哈根多夫也是如此，他有记载称“我半死不活地被送回小屋”。

5月24日，他被送往哈尔伯施塔特，当时帕彭海姆团的300名士兵正驻扎在附近的村庄中休养。他花了七周时间才恢复到可以重新加入部队的状态。

对哈根多夫来说幸运的是，他似乎没有发生感染——这在手术后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当外科医生在伤口中遗留了布片或骨头时。1578年，西班牙贵族唐·胡安·德·席尔瓦记录下了许多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士兵都曾经历的情况：八月初，他被一名火枪手击中左臂，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伤势。他的伤口似乎发生了感染，因此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

然而，在处理伤口的过程中，外科医生非但没有治愈原来的伤口，反而在他的手臂上又造成了七处新的伤口。五个月后，他仍因疼痛而卧床不起：其中四处伤口已接近愈合，但其余伤口仍在化脓，其中有两处“让他极为痛苦，红肿不堪”。

又过了大约六周，唐·胡安发现有一块骨头从伤口中凸出来。第二天，外科医生将其取出。据唐·胡安描述，那块骨头“有一英寸厚，有三根手指那么长”；能如此顺利地将其取出，且造成的伤害很小，真是上帝的恩赐——不过过程十分痛苦。那天晚些时候，又有一块骨头露了出来。

虽然这个伤口很大，但疼痛程度不如第一块骨头造成的那么剧烈。这两块骨头被取出后，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唐·胡安很幸运，因为他能请到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为他治疗；而大多数士兵则无法挺过伤痛的折磨。

一些进步的外科医生主张应该对伤口进行包扎处理，但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由于必须迅速进行处理，烧灼法便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看到烧红的烙铁时，患者会感到极度恐惧，因此通常需要几个人合力按住患者，才能将烙铁抵在他们的肉上。

然而，并非只有普通士兵在冒生命危险。在布雷滕费尔德战役中，蒂利被火枪子弹和手枪弹击中了两三处，颈部还被卡宾枪的枪托打出了淤青。帕本海姆也多次负伤，据说在布雷滕费尔德战役中他就中了六七次弹。一年后，他在吕岑战役中阵亡。像蒂利和帕本海姆这样的军官们，通常会随身携带自己的医生随军出征，这些医生的专业水平显然高于普通的团级或连级外科医生。

然而，对士兵来说，最大的威胁是疾病。战争期间，有无数记载显示军队中疾病肆虐的情况。1620年10月8日，菲茨西蒙斯神父在日记中写道：“尊贵的巴伐利亚公爵决定回国。他的军队以及几乎所有的幕僚都生病了。

所有的顾问、秘书、朝臣和仆从要么死于疾病，要么离他而去。”1622年9月，据说蒂利率领着“六千多名战士”驻扎在海德堡，因为他的军队中疾病盛行，粮食也极度匮乏。1631年12月22日，有观察家指出：“蒂利拥有英勇的骑兵部队，但步兵却十分孱弱不堪。从安斯巴赫向贡茨巴赫进军途中，他们沿途在街道和道路上留下了超过1,500名生病或死亡的士兵。”

军队因疾病而溃败的情况，通常归咎于斑疹伤寒。在十七世纪，这种病有许多别称： “烧灼热病”、“匈牙利病”或“瑞典病”；此外还有“军营热病”和“监狱热病”。该病由普罗瓦泽克立克次体细菌引起，这种细菌在肮脏的环境中极易滋生，且通过虱子的粪便传播。当虱子叮咬人后，若患者抓挠伤口，粪便就可能进入血液。大约十天后，患者会出现高烧、肌肉疼痛、神志混乱、剧烈头痛和恶心等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后的五天，患者会出疹子，面色也会发红。接下来的两周极为关键：如果退烧了，患者很有可能存活下来；否则就可能陷入昏迷，随后不久就会死亡。患者还可能出现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可能引发器官衰竭。

在二十世纪，据估计，15至30岁的伤寒患者中，若不接受治疗，有高达15%的人会死亡；而年龄较大的人群这一比例则上升至60%。即便幸存下来，患者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康复。

1620年7月，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以32,000人的规模开始了这场战役。但到了同年11月，仅剩下10,000人。在此期间，他们将斑疹伤寒传播到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地。幸存者们又将病菌带回了上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地区。不过，当时也采取了措施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蔓延：在慕尼黑，染病的旅行者被关在城外的隔离所里；而来自疫区的钱币则要用醋进行清洗。

然而，导致军队大量死亡的并非只有斑疹伤寒：伤寒也很常见。其症状与斑疹伤寒相似，传播方式也相同，只不过病因细菌不同。伤寒的症状大约在七天内显现，而斑疹伤寒则需要十天；患者身上会出现皮疹，腹泻物呈绿色，肝脾也会肿大。大约四周后，有10%到20%的患者会死亡。

当军队长期扎营时，必须严格执行卫生规定，因为不卫生的环境可能导致士兵患上第三种疾病——痢疾。痢疾有多种类型，俗称“血便病”，其病因是细菌或寄生虫通过被人类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进入体内。症状包括高烧、疲劳、头痛、恶心或呕吐、腹痛以及严重腹泻，腹泻物中常含有血液，因此得名“血便病”。如果不加以治疗，患者可能会因脱水或器官衰竭而死亡。

然而，即便在患上这些疾病之前，这些士兵的健康状况也已很差。对维特斯托克墓地中骸骨的检测显示：四分之三的士兵在童年时期就患有营养不良，导致因缺乏维生素C而出现佝偻病或坏血病；很多人患有髋关节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超过半数的人有蛀牙。许多士兵缺牙，同时还伴有上颌窦或口腔黏膜发炎的症状。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梅毒、肺结核或骨膜炎，身上还寄生着虱子和其他寄生虫。如果他们患有梅毒，团部外科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汞与其他成分混合制成的药膏涂抹在全身出现的溃疡处。或者，也可以口服或注射汞剂；但无论哪种方式，这种化学物质带来的长期危害都可能引发精神错乱并损害神经系统。

然而，有一种疾病既会侵袭健康人也会感染病人，那就是由黑鼠（Rattus rattus）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腺鼠疫。一旦被受感染的跳蚤叮咬，人体会在颈部、腋窝和腹股沟处出现淋巴结肿大。如果病菌扩散到肺部，患者通过咳嗽或打喷嚏会将细菌传播给他人，因为他们的呼吸中都含有病菌。这种“肺鼠疫”的症状与腺鼠疫相同，患者几乎必死无疑。

1622年9月，瘟疫在斯普林岑斯坦上校的部队中蔓延，短短几周内，原本有八个连的部队缩减到了四五个连。1625年12月18日，迪伦堡爆发了瘟疫，导致378人丧生。到1626年10月30日最后一名患者去世时，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据说在1634年，士兵们在慕尼黑引发了严重的瘟疫，有200到250户人家的人被迫被关在家里等待死亡。这是处理瘟疫感染地区的常见方式：会在房屋周围设置守卫，确保感染者无法逃脱，直到病情痊愈为止。据估计，在这场瘟疫中，到12月疫情消退、次年2月彻底结束为止，共有15,000人丧生。死者被集中埋葬，每次大约40具尸体一起下葬。1635年9月，瘟疫再次在慕尼黑爆发，一直持续到1637年2月才结束。据称，在战争期间，共有8万个巴伐利亚家庭死于瘟疫。而据估计，战前巴伐利亚的人口约为一百万，因此这一死亡数字要么被严重夸大了，要么说明当时巴伐利亚的实际人口比原先认为的要多。

1 Monro, part II, pp.7, 89, and unnumbered pages; Father Drexel’s diary in Sigmund Riezler, Kriegstagebucher Aus Dem Ligitischen Hauptquarter, 1620 (Munchen: G Frans’chen, 1908) pp.147–149.

1. 《蒙罗》，第二部分，第7、89页及无页码的页面；德雷克塞尔神父的日记见西格蒙德·里茨勒所著《利吉蒂亚总司令部的战时日记》，1620年（慕尼黑：G·弗兰施出版社，1908年），第147–149页。

2 Redlich, p.513.

2 雷德利希，第513页。

3 TNA: SP 101/2 unfolio, Miscellaneous newsletters and correspondence for Flanders, 1603–1637; Vaclav Matousek ‘Archaeological Erforschung der Schlachtfelder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in Janos Stekovics, Die Blut’ge Affair bei Lützen: Wallensteins Wende (Wettin-Löbejün Stekovics, 2012), p.283.

3. TNA：SP 101/2，未装订的文件册，包含1603–1637年间关于佛兰德斯的各类通讯与信件；瓦茨拉夫·马托塞克所著《三十年战争战场的考古研究》，载于雅诺什·斯特科维茨编著的《吕岑战役：华伦斯坦的转折点》（韦廷-勒贝容·斯特科维茨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

4 Don McNair, The Struggle for Stralsund, 1627–1630 (Farnham: Pike and Shot Society, 2012), p.45.

4 唐·麦克奈尔，《施特拉尔松德的争夺，1627–1630年》（法纳姆：派克与肖特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5 Eickhoff, Anja Grothe and Bettina Jungklaus 1636, Ihre Letzte Schlacht, leben im Dreissigjährigen Kreig (Brandenburg: Archaeologisches Landesmuseum, 2013) p.178; Sabine Eickhoff ‘Das Massengrab der Schlacht von Wittstock’, in Militargeschichte, February 2013, p.49.

5. 艾克霍夫、安雅·格罗特和贝蒂娜·容克劳斯著，《1636年：她们最后的战斗——生活在三十年战争中》（勃兰登堡：州考古博物馆，2013年），第178页；萨宾·艾克霍夫所著《维特斯托克战役中的集体坟墓》，载于《军事历史》杂志2013年2月刊，第49页。

6 Eickhoff et al., pp.152–163; Eickhoff, ‘Das Massengrab der Schlacht von Wittstock’, p.49.

6. 艾克霍夫等人，第152–163页；艾克霍夫，《维特斯托克战役中的集体坟墓》，第49页。

7 BL Harl MS 135 f50; Heilmann, 1868, p.102.

8 Jacob, Carl, Von Lützen nach Nördling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eigs in Süddeutschland in den Jahren 1633 und 1634 (Strassburg: Ed. van Hauten, 1904), p.108.

8 雅各布·卡尔：《从吕岑到诺德林根：1633年和1634年南德地区三十年战争史研究》（斯特拉斯堡：范豪滕出版社，1904年），第108页。

9 Quoted in Helfferich, p.283. The German words for ‘tent’ and ‘hut’ at this time are interchangeable, so I have used ‘hut’.

9 引自Helfferich，第283页。当时德语中“帐篷”与“小屋”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因此我使用了“小屋”一词。

10 Quoted in Lorraine White, ‘The Experience of Spain’s Early Modern Soldiers’, in War in History (2002), vol. 9, no. 1, pp.23–24.

10 引自洛林·怀特所著《西班牙近代早期士兵的体验》，载于《战争史》2002年第9卷第1期，第23–24页。

11 Harte, part 2, p.40.

11 哈特，第二部分，第40页。

12 Fitzsimon, p.89.

12 菲茨西蒙，第89页。

13 TNA: SP 101/28 unfolio,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and newsletters for Germany, 1620–1625; BL Burney MS, 263/C6/5,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Forraine News since 2 this present to 12 January 1632.

13 TNA：SP 101/28，未装订的文件，其中包含1620–1625年期间寄往德国的各类信件和通讯；BL Burney手稿，263/C6/5，记录了从1622年至今至1632年1月12日的《Forraine News》续篇内容。

14 R. N. Mazumder et al., ‘Typhus Fever; an overlooked diagnosis’, in Journal of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Dhaka: Centre for Health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June 2009), pp.419–421.

14 R. N. Mazumder等人著，《斑疹伤寒：一种被忽视的疾病》，载于《健康、人口与营养杂志》（达卡：健康与人口研究中心，2009年6月），第419–421页。

15 Dr F. 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Oxford, 1916), p.29, quoting J. C. Rhumelius’ HistoriaMorbi (1621); Julius Krebs, Die Schlact am Weissen Berge bei Prag (Breslau: Wilhelm Koebner, 1879), pp.195–199.

15 F.普林津格博士，《战争引发的流行病》（牛津，1916年），第29页，引自J.C.鲁梅利乌斯的《疾病史》（1621年）；尤利乌斯·克雷布斯，《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布雷斯劳：威廉·科布纳出版社，1879年），第195–199页。

16 Helml, p.38.

16 赫尔姆尔，第38页。

17 Prinzing, pp.31, 55–56, 77.17 普林津格，第31、55–5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