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三十年战争中的巴伐利亚军队九：战术策略

在新兵掌握如何使用指定武器之后，接下来会教导他们如何以特定阵型进行作战。在天主教军队中，传统的作战方式是采用庞大的阵型进行进攻，但这种阵型会导致火力的浪费，因为火枪手们分散在阵型的各个部分。而新教军队，尤其是瑞典军队所采用的阵型则被认为更为现代化和先进。所谓的“瑞典旅”阵型是由荷兰人在十二年休战期间发明的，后来被丹麦人采用，最终由古斯塔夫·阿道夫将其引入德国战场。

不过，瑞典步兵采用六层阵型，而荷兰军队则使用八到十层阵型。这种“先进”的阵型对缺乏经验的士兵来说过于复杂，难以操作。因此，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荷兰人又恢复了原来的战术：让火枪手排列在长矛队的两侧。而在瑞典军队中，这种阵型直到1634年他们在诺德林根战役中战败后才被放弃。

1642年，英国内战期间的埃奇希尔战役中，这种战术再次出现。鲁珀特亲王坚持让保皇党步兵采用这种阵型。不过此后，保皇党改用了荷兰式阵型——其实他们本来就打算这么做，只是被鲁珀特的干预打断了计划。

不过，自15世纪瑞士长矛兵统治战场以来，天主教军队以及一些新教军队所使用的大型阵型被证明极为有效。直到1632年的布雷滕费尔德战役之前，天主教军队都凭借这种阵型所向披靡。这类大型阵型传统上被称为“特蒂奥斯阵型”，但并无同时期的文献能证实这一名称的由来。约翰·冯·瓦尔豪森在其基于16世纪作战经验的步兵战术论著中，既没有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阵型，其著作的法文译本中也是如此。相反，它们被称作“团”。从1628年巴罗索所著的《理论、实践与实例》等西班牙语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当他提到“tertios”时，指的是战术单位，而非这种编队的名称。

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将这些大型作战单位称为“战斗队”、“中队”或“营”；在1634年出版的《论军事纪律》一书中，格拉特·巴里将这类部队分为四种类型：规模较大的“战斗方阵”，其兵力通常在1,000到10,000人之间；规模较小的“中队方阵”，兵力显然少于1,000人；还有由约1,500人组成的“十字战斗队”，这种部队的编制方式是将士兵分成四组，形成十字形阵型。不过，虽然巴里将这些编队称为“方阵”，但实际上有些编队的形状更接近长方形：其行列数根据将领所拥有的步兵数量及所需编队数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在61至72列、26至31排之间。巴里提到的第四种编队是“三角阵”：第一排有1人，第二排有3人，第三排有5人，依此类推。遗憾的是，他并未说明为何要使用这种编队，而且这种编队在战场上很可能从未被使用过。

此外，还可以将额外的火枪手编成小队，部署在编队的四个角或侧翼。巴里还展示了一种“方阵队形”，其中央是空心的，据推测，如果方阵遭到骑兵攻击，火枪手等人可以退到这个空心中。

“瑞典旅”队形。

在巴里之后几年，雷蒙多·蒙特库科利记载道，步兵队形通常有五种不同的排列方式：1. 正方形队形；2. 矩形队形；3. 双正方形队形；4. 椭圆矩形队形；5. 横纵比例固定的矩形队形。每名士兵在行进或作战时的站位空间为：宽度3英尺，深度7英尺。

这些队形与1614年杜·普拉萨克所描述的队形类似，他的著作由约翰·克鲁索翻译，并于1639年以英文出版。

要以方阵形式编组一个团，这通常是团长的工作。他必须清楚自己所指挥的士兵人数，然后将该数字开平方根——例如，100的开平方根是10，这样就能得到10排、每排10人的队列。多余的长矛兵则用于护卫军旗。

如果一个营的士兵人数超过六到七排，那么该营就无法有效作战。这是因为长矛的长度为十八英尺，其中握矛的手部占据三英尺的长度，因此每排士兵的长矛末端会比前排超出十五英尺。第二排士兵则还需要额外的空间来使用长矛。

普拉萨克并没有指出哪种阵型最为理想，只是提到“西班牙人经常使用双营阵型；而荷兰人则采用宽正面阵型，他们将每排的人数控制在十人以内”。双营阵型的排数是营数的两倍，因此一个有2,000人的团大约会有62排，阵型深度为31排。

不过，他为指挥官们提供了针对最多4,096名士兵的阵型计算公式。他还建议，己方阵型的正面宽度应大于敌方阵型；这样一来，如果步兵以每排三英尺的间距排列，那么2,000人的阵型长度将为186英尺，深度则为93英尺。

左图：战争初期巴伐利亚军队使用的典型西班牙营队编队（未包括军官）

以荷兰式队形排列的军团。到17世纪30年代中期，巴伐利亚军队放弃了西班牙式的编队方式，转而采用荷兰式的作战体系。

西班牙营队的一种变体形式，每个角都有火枪手组成的小分队。这些小分队的规模通常在64到81名火枪手之间。

蒙泰库科利继续说道：庞大的部队存在诸多不便之处：它们需要极其平坦的战场才能保持良好的战斗秩序；若没有这样的场地，它们就无法有效发挥战斗力。此外，这类部队也无法在左右侧翼展开行动，只能正面作战。一旦溃败，就很难重新整编部队并修复所受的破坏，这就好比一座倒塌的建筑——除非彻底重建，否则无法修复。当然，在撤退过程中保护部队、避免遭受攻击时，这种庞大而坚固的部队确实很有用处。由于它们行动不便、进攻力较弱，但又难以被击破，因此在需要自卫时确实能发挥作用。

然而，在白山战役中，天主教军队确实对驻扎在山顶的波希米亚人发起了进攻。西班牙-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中有一支名叫“韦尔杜戈团”的部队，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向前推进，距离敌人仅四支长矛的长度时，火枪手们才开始开火。这一举动，再加上该部队的威慑力，使得波希米亚人惊慌失措，开始撤退。于是，右翼部队占领了新月形阵地，而左翼部队则控制了炮台。

安霍尔特的克里斯蒂安也记载称，波希米亚军队在看到敌军逼近时陷入了恐慌：“当敌军距离图恩伯爵的步兵大约300到400步远时，我们的士兵们毫无秩序、毫无理智地开枪射击。即便有明确的命令禁止这样做，他们还是向空中开枪，随后立刻四处逃窜，显然是被恐惧所控制了。”

关于这些大规模步兵部队的前进情况，还有其他记载。在1631年9月17日布赖滕费尔德战役的描述中，瑞典军官霍恩将军这样描述蒂利的步兵：敌人的主力部队由全部步兵组成，分为四个庞大的西班牙营（每个营包含16个团）。他们与驻扎在左右两翼的骑兵一同向山下推进。由于我军左翼发动的炮火袭击，他们被迫改变阵型，结果大部分都落入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包围之中。

的确，其他军团在白山战役中战绩参差不齐，而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蒂利的军队也被击溃了。但这两则记载都清楚地表明，如此庞大的部队确实具备进攻能力。此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拿破仑在进攻敌军阵地时也采用了密集的部队编队，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三十年战争时的编制。

据格拉特·巴里所述，当这些部队向敌方步兵发起进攻时，当这些部队接近敌军步兵时，根据格拉特·巴里的描述，火枪手的前列应如此行动：前列士兵向前迈出两三步，同时将火柴点燃准备射击；随后，所有前列士兵立即开枪（此时火枪已架在支架上），以便后续士兵能够继续前进。接着，第二排士兵上前到第一排的位置，就像整个战斗队或营队前进时那样，然后他们也像前排士兵一样开枪。之后，第三排士兵上前到第二排的位置，第四排则上前到第三排的位置。

如此，其他各排也依次以这种双重行进方式前进。当最后一排前进完毕后，第一排再接替其位置，其余各排亦依此类推。但如果长矛兵队遭遇困境或被迫撤退，他们应向敌人开火，然后以倒退的方式迅速回到原队列中，为后续队伍让出位置，绝不能浪费时间。

人们普遍认为，古斯塔夫·阿道夫首创了由三排士兵同时射击的“瑞典齐射”战术。不过，英国作家杰维斯·马卡姆在其1625年出版的训练手册中也提到了这种射击方式，但他称其为“一种古老而落后的训练方法”，原因在于：

在教授齐射技巧时……要求所有士兵同时开枪，无论是后方的还是前方的士兵都必须在同一时刻射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后方的士兵要么不得不先向已射出的子弹射击，要么就会射得过高而白白浪费弹药。此外，一旦开始齐射，敌人就能毫无阻碍地冲上来。

他在《士兵兵法》的第一部分中并未提及这种齐射方式，但在第二部分谈到击退敌军骑兵时提到了这一点：当被长矛部队包围时，最好采取单发齐射的方式。

这样，齐射就能完整地、毫无阻碍地进行……而如果让士兵们互相搭着肩膀射击，或者让第一个人跪下、第二个人弯腰、第三个人蜷缩身体、第四个人前倾、第五个人保持直立姿势来射击，那么这种射击方式既粗陋又混乱，会给士兵带来巨大危险，还会使他们处于一种笨拙不堪的姿态。

普拉萨克指出，在列队前进时：绝不能如此仓促地放弃……否则整个营队就会陷入混乱。在距离敌人一枪之遥之前，都要保持行军速度；到那时再加快步伐，猛烈冲锋。此时，敌军的长矛兵已经排成密集阵型，而火枪手则从侧翼不断射击。此外，还可以安排士兵在前方掩护，以扰乱敌军的长矛兵阵型。

遗憾的是，关于长矛兵在战斗中的表现，除了他们负责保护火枪手免受敌军骑兵攻击这一作用外，几乎没有其他记载。威廉·加勒德在1591年写道：当士兵们手持长矛集结在一起投入战斗时，他们应尽可能紧密地排列成阵型……这样，即便敌人进攻或士兵因冲击而后退，他们也不必倒下。相反，后方的士兵可以及时提供支援，用身体支撑前方的士兵，帮助他们重新站稳脚跟。

约翰·斯迈思爵士在1595年所著的著作中同意加勒德的观点，即在进行“长矛冲锋”时，后排士兵应支援前排士兵。

[当长矛兵准备与敌军交锋时……]他们要放下长矛的矛头，双手稳稳地握住长矛，使其与胸膛齐平，矛头直指敌人面部。第二排士兵同样要挺直身体，与前排紧密靠拢，紧贴在第一排的后面。他们要一步一步地跟随前进，将长矛举过第一排士兵的肩膀，让矛头也指向敌人的面部。

当长矛兵与敌人接触后，斯迈思建议他们采取“推挤刺击”的动作：保持不动向前推进，然后向敌人的面部猛烈刺去，从而将敌方前排士兵逼向后排。1627年，托马斯·凯利爵士指出：“在长矛兵的冲锋中，优秀的指挥官会要求士兵不要像通常那样通过手臂的伸缩来推进，而应齐心协力、不动手臂地向前冲。”

当长矛兵因敌人已逼近到长矛攻击范围之内而无法继续使用长矛时，根据斯迈思的说法，他们通常会转而使用剑进行战斗。不过在1627年白金汉公爵的军队在雷岛登陆时，有记载显示：长矛兵们“用剑和长矛互相攻击，双方都筋疲力尽”。法军发现我们的长矛比他们的更长，于是丢弃了长矛，转而用石头攻击；我方士兵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最终将法军击退。

约翰·冯·瓦尔豪森指出，在近身战斗中，火枪手不仅可以将火枪当作棍棒使用，还可以利用弹带、枪托、头盔甚至拳头进行战斗。在英国内战期间，有许多记载显示火枪手用“装了木棒的火枪”发起攻击。波希米亚国王军队中的一名英国志愿者回忆说：“将军命令每支部队抽出部分士兵作为先头部队发动进攻……我们扔掉了背包和所有补给品，包括亚麻布和羊毛制品，因为携带它们太麻烦了。”

让火枪手们包围长矛兵，这样在遭到骑兵攻击时，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躲在长矛兵身后。而荷兰军队的阵型要求整个团必须组成方阵，这需要时间。在吕岑战役中，瑞典蓝团在正面与敌军步兵交战时，其侧翼遭到了帝国骑兵的突袭，最终被歼灭。

然而，布雷滕费尔德战役标志着这种大型步兵编队的终结。1630年代初，雷蒙多·蒙特库科利回忆道：“在帝国军队中，通常将每个营的兵力编为七排，其余士兵则部署在前排。如果总人数在300到400人之间，瓦伦斯坦会将排数调整为偶数，这样旗手就能正好位于部队的正中央，也就是第四排。”

有趣的是，《Theatrum Europaeum》一书中描绘的蒂利军队在霍赫斯特和温普芬战役中采用了荷兰式阵型。不过这很可能是艺术上的夸张处理，因为该书出版于1646年，而那时这种阵型早已被普遍采用。

荷兰军队通常以10层（后来改为8层）的阵型排列，火枪手则平均分配在长矛队的两侧。每名士兵在战斗中都有其特定的职责与位置，具体顺序如下：

当下达“将队列缩短为两倍”指令时，原本10排的队伍会变成5排，同时每排中位置较靠后的士兵会向前移动到排头的位置。

正如英国作家约翰·宾厄姆所指出的，这种战术“能让部队在兵力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各队的级别（称为“等级”）如下：

因此，无论是火枪手队还是长矛兵队，每支队伍都由100人组成。

传统上，骑兵被部署在军队的两翼。对于骑兵军官来说，他们可以参考瓦尔豪森、乔治·巴斯塔和卢多维科·梅尔佐的著作，这三位都是当时最杰出的战术家。梅尔佐于1611年首次发表了关于骑兵的著作，到1626年时，该书已被重印16次，并被翻译成了德语、法语以及原来的意大利语。

然而，这些战术家们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骑兵应排列成多少列：有人主张重装骑兵排成五列，而另一些人则建议排成六列，必要时可“加倍为三列”。这种做法早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进行改革之前就已存在；据瓦尔豪森的观点，火绳枪骑兵应排成八列，而重装骑兵则应排成十列。这些队伍的编制与步兵相同，其中队伍的首领最为重要，其次是副手。

与步兵一样，骑兵在战斗中也有多种作战方式。据研究过瓦尔豪森、梅尔佐和巴斯塔著作的约翰·克鲁索所述，骑兵的作战方式有：

骑兵也必须通过训练来掌握按队列射击的技巧。第一排士兵射击完毕后，应向左转移位置（除非地形不允许，但无论如何都应向右移动），同时准备好接替位置；第二排则在第一排转移的同时立即开火，其余各排也依次照此行事……不过也有人完全反对这种战术，认为其风险太大。在按队列射击时，第一排士兵会先以奔跑或疾驰的方式前进约30步，然后再进行射击；第二排则同样如此，其余各排亦然。

虽然巴斯塔和瓦尔豪森没有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种战术，但它通常被称为“旋转冲锋”或“蜗牛式进攻”。这种战术多在骑兵与敌军交战时使用。瓦尔豪森指出，所谓“旋转冲锋”，是指骑兵部队分成两路，让敌方骑兵从新形成的缺口冲进来，同时自身则遭受手枪射击。不过，这种战术非常危险，因为骑兵队在部署过程中可能遭到攻击而被迫撤退。

通常情况下，这种战术在追击敌军时会造成最严重的伤亡。据说，在卢特战役中，丹麦国王仅损失了600人，但在随后的追击中又有3,000人阵亡。显然，那些身着重甲的骑兵在距离目标不足近距时开枪毫无用处，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们的盔甲足以抵挡手枪子弹的攻击。

据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将骑兵冲锋战术引入西欧。在布雷滕费尔德战役前夕，他下令：“只有最前列或最多前两排的骑兵，在距离敌人近到能看清其眼白时才能开枪，之后立即拔剑冲锋；而最后一批骑兵则要将两把手枪（或前排骑兵只带一把）留作近身搏斗时使用。”罗伯特·蒙罗记载称，在战斗中，瑞典骑兵等待帝国军队先开火，待对方一阵火枪射击过后，“我们的骑兵便开枪射击，然后持剑冲向敌军”。

由于骑兵必须在看到“敌人的眼白”后才能开枪，因此他们必定是在步行状态下与敌人接触的。此外，约翰·斯迈思爵士指出，并非古斯塔夫·阿道夫首创骑兵冲锋战术，而是一个骑兵中队只需冲锋30步即可，也就是20段的奔跑距离……再前进10步就能达到最佳攻击距离，从而给予敌人最大的打击和震撼……如果继续前进，他们就会因距离过远而陷入混乱，队形涣散，马匹也会喘不过气来。这样一来，当与敌军骑兵队交战时，他们的攻击力和冲击力就会大大减弱。

他还建议，距离敌人约10步时，骑兵应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如果他们主动发起冲锋，就要迎着敌人前进，这样就能引发一场混战。

1625年，杰维斯·马卡姆记载称，听到“Passe a Cariere”的口令后，士兵应：

军事手册中描述的“旋转冲锋”战术。这种战术旨在将火器运用于骑兵作战中，但其有效性至今仍有很大争议。

[用双腿和身体驱使马匹]猛力向前冲，同时放开缰绳。待马开始奔驰后，再用马刺连续轻击一两次，让马达到最高速度……其奔跑距离不会超过八十到九十码。

据蒙泰库科利所说，胸甲骑兵“是最适合用来维持战斗秩序、提供支援并吸收冲击力的作战力量”。西德纳姆·波因茨记载，在吕岑战役中，皮科洛米尼的胸甲骑兵部队最初成功突破了国王的轻骑兵防线，但当他们遇到国王的步兵旅时，本想再次突破对方防线，结果却被步兵以密集的枪火击退，不得不撤退。

在战斗中的另一起事件中，一名身份不明的胸甲骑兵军官击中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要害。当瑞典人试图救出他时，“那些胸甲骑兵猛烈地冲向瑞典军队，致使他们无法将奄奄一息的国王带出来。”的确，皮科洛米尼的军团被迫撤退，但这两段描述显然无法说明这是一次缓慢而艰难的进攻。

另一方面，梅尔佐、巴斯塔和瓦尔豪森认为，骑兵应以小跑而非全速奔跑的方式发起冲锋，这样才能保持队形紧凑。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其弊端：如果有一匹马被击毙或绊倒，就会连累后面的马匹，导致骑手伤亡。与步兵队伍类似，最前排和最后排的骑兵最为关键，因为他们能稳定整个骑兵队的阵型；否则……

尽管那些勇敢的士兵（他们只是少数）毅然决然地冲向战场，但其他人（那些不愿挺身而出的人）则留在后方。于是，在200步的距离内，这支长长的队伍就会变得稀疏不堪、支离破碎……很多时候，一百名骑兵中只有二十到二十五人真正参与冲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后援时，便开几枪、挥舞几下剑后撤退了——前提是他们自己没有立刻被击倒。

骑兵中队由一个或多个骑兵小队组成，兵力在200到300人之间。作战时，这些中队以方格状阵型部署，这样后排骑兵就能掩护前排士兵之间的空隙。据雷蒙多·蒙特库科利所述：

如果敌人贸然冲进这些空隙，让侧翼暴露给部署在第一线后的两支部队，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这种部署方式使得敌军无法被攻击，因此始终是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仅仅是看到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让敌人感到疑虑和不安。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发起进攻，这会让敌人始终处于恐惧之中。

不过，这种阵型的缺点在于：如果前线的某个中队不得不撤退，它通常会向右或向左转向。而“能否恰好遇到右侧或左侧的空当，完全取决于运气。”

至于火绳枪兵，他们使用卡宾枪可以在更远的距离进行战斗，而重装骑兵则只能依靠手枪作战。不过，在冲锋时，火绳枪兵的战斗力明显逊色。据蒙泰库科利记载，蒂利“常说自己绝不会考虑在军事行动中部署火绳枪兵”。在吕岑战役中，火绳枪兵的表现也很糟糕，这促使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写信给约翰·阿尔德林根将军，称火绳枪兵：

敌人没有受伤，哪怕只是一点点，但相反，这些部队要么因为被击退而使另一支[友军]骑兵陷入混乱，要么在后者开始冲锋时阻碍了后者。因此，他无条件地命令所有骑兵指挥官废除卡宾枪，并向这些团提供麻。

1634年，第3军团驻扎在诺德林根的防御工事后。

当然，如果上校有经济能力的话，他通常会重新装备自己的火枪兵团，使其转变为重装步兵团。因为人们认为重装步兵在战场上的作用更为重要，其地位也更高。不过，尽管重装步兵团在战斗中具有优势，但维持这样一个军团的开支相当高昂。到了战争末期，许多士兵放弃了重装步兵的盔甲，转而重新使用火枪兵的装备。

在十六世纪时，长枪兵会打头阵，填补战场上出现的任何缺口。但到了十七世纪初，长枪兵逐渐衰落，仅在战场上充当将军的护卫部队。马蒂亚斯·梅里安在其著作《欧洲战场》中描绘了诺德林根战役中红衣主教亲卫队使用长枪作战的场景，而瓦伦斯坦的护卫部队中似乎也有长枪兵。

在使用长矛骑兵时，蒙蒂库利建议将他们编为两列，每列25人。

由于长矛兵的战斗力源于其冲锋时的狂暴气势——马匹的猛冲足以将敌人击退。一旦长矛兵打开缺口，身穿重甲的骑兵便会紧随其后，排成密集阵型。这样一来，这些武器就能彻底击溃一切挡在面前的事物。

1643年出版的亨利·赫克瑟姆所著《军事艺术原理》第三卷中关于火炮的插图。

瓦尔豪森提出了类似的战术：让长矛兵在敌军阵线中打开缺口，然后由胸甲骑兵利用这一缺口发动进攻。

随着长矛兵逐渐失宠，龙骑兵应运而生。龙骑兵是骑马作战的步兵，他们乘坐比骑兵用马差劲得多的马匹奔赴战场，然后下马以步兵身份作战。据瓦尔豪森所述，一个龙骑兵连应由200人组成：其中100名长矛兵排成10层阵型；另外100名火枪手则分成两组，每组50人，同样排成10层、每层5人的阵型，部署在长矛兵的两侧。除了在战场上的作用外，龙骑兵还非常适合执行伏击、巡逻和护送车队等任务。来自步兵团的士兵也可以临时被编入龙骑兵部队中。

当时与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伯爵一起驻扎在特罗波的西德纳姆·波因茨回忆说：“我们的长矛兵被改成了龙骑兵。”波因茨没有说明为何曼斯菲尔德会选择一部分长矛兵来组建龙骑兵部队，不过他提到几天后，他的火枪手们被装上了马车。

克罗地亚人属于轻骑兵，因此在战场上的冲击力较弱。但他们通常被部署在骑兵部队的最前端，以便在敌军与友军骑兵交战时从侧翼包抄对手。这一战术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布雷滕费尔德战役中，帕兰特上校和萨拉德茨基上校的部队缴获了恩斯特·冯·施塔尔舍莱德尔和汉斯·卡斯珀·冯·克里青所率萨克森军团的多面旗，而自己几乎没有损失。

普拉萨克在其《战争艺术》中建议，在战斗中：建议：火炮的部署应避免妨碍部队的行进，同时要能便于发现敌军。通常情况下，步兵以多个营的形式编入军队主力，呈交叉排列；骑兵则分成若干队列部署在两翼和后方；而火炮则根据地形情况来安排位置，可以位于军队前方或各营的侧翼……一旦发现敌军部队，火炮就必须立即开火，迅速将敌军击溃，使其在投入战斗之前就已混乱不堪。

像火炮这样的重型武器，其最大射程可达2,100步，因此它们很可能在敌军接近之前就能将其击中。而且，在敌军进入400步的近距离范围之前，这些火炮就有足够的时间发射多发子弹。与此同时，小型火炮也会开始射击：萨克雷特或米尼翁火炮的射程为280至1,400步，而猎鹰火炮的射程则为260至1,200步，这样一来，敌军各部队就会一直处于火力覆盖之下。

有记载显示，整支队伍都被摧毁殆尽。曾在丹麦军队中隶属于唐纳德·麦凯上校部队的罗伯特·蒙罗回忆说，有一发炮弹击中了一名中尉和十三名士兵的头部，将他们全部炸死。在另一起事件中，当时已转投瑞典军队的蒙罗提到，在跨越莱赫河时，古斯塔夫·阿道夫将军部署了由72门大炮组成的庞大炮群进行射击。

这些炮弹“整天不断击中蒂利的军队阵地”，当时蒂利的军队正在莱赫河对岸列阵备战。“许多士兵被我们的炮弹炸死，那些没被炮弹击中的，也被树枝和树木砸伤，或是被炮弹碎片划伤。”

无论他们采用何种战术，很多人很可能都遵循了菲茨西蒙神父在1620年11月8日白山战役前夕所观察到的那种仪式：

神父们以极大的热忱为士兵们听忏悔，尤其是耶稣会的神父们，他们在这场战役中从不逃避任何劳苦与危险。仅巴伐利亚军队中，就有八名耶稣会神父不幸阵亡。许多最勇敢的士兵们会在战斗前念诵经文、亲吻十字架。之后他们会吃点东西，然后请求被派往前线作战。

火炮在向敌人开火之前也可能被祈福。之后，菲茨西蒙斯神父被命令诵念《圣母颂》，当时指挥帝国军队的马克西米利安和布克瓦将军也回应了他。指挥官们或许会在号角吹响前进信号前向士兵们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为自身安全而献上的祈祷却无人回应。

17世纪初的士兵更有可能参与小规模战斗、驻守要塞或围攻城镇，而非参加大规模战役。1622年6月5日的《来自普法尔茨的更多消息》这份报道中，给出了一些在树木繁茂的乡村地区作战时使用伏击战术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防守方比进攻方更具优势。

他们不必担心埋伏或突袭，因为进攻方会因害怕陷入敌人的埋伏而不愿进入树林……在树林中作战时，敌人难以有效利用马匹，而且树木和灌木丛也会使他们的长矛失去作用。至于射击方面，敌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树上射击，反正他们击中的树木肯定比人要多；而防御方则能更好地运用武器——他们的长矛队可以整齐排列，形成坚固的防线，不必担心长矛会被树木缠住而影响使用。

他们只需向进攻者发起冲锋即可。每棵树都相当于一名火枪手的堡垒，他可以安全地从背后射击，同时树木还能为他提供掩体。因此，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只需提防子弹从耳边飞过而已。

报纸上经常刊登某位将军攻占了多少座城镇的消息，因此，对将军来说，掌握攻防城镇的技巧与了解最新的作战阵型同样重要。

中世纪城镇的古老石墙已无法抵挡16、17世纪重型攻城火炮的冲击，因此需要通过筑垒工事来加强防御。指挥官们可以参考多种军事手册来建造这些工事，比如皮耶特罗·萨尔的《军事建筑帝国体系：分为两部论述》。

其中第一部阐述了相关理论。第二卷则侧重实践内容，37用两卷的篇幅阐述了围攻战的理论与实践，包括防御工事的用途、攻城方法、其构造形式以及建造材料等。书中通过37个关于堡垒及其他防御工事的实例加以说明。该书极为受欢迎，曾在法兰克福被译成法语和德语，并于1622年和1623年出版。

1639年又以意大利语重新印刷发行。另一方面，西蒙·斯蒂文的《通过水闸强化防御的新方法》一书包含了38幅关于防御工事的图表和设计图，但似乎不太受欢迎，直到次年才被翻译成法文。

无论指挥官或工程师使用哪本手册，其中对防御工事的用途及部署位置都有类似的描述。例如，箭形堡垒或“角楼”可用于守卫城门，而与之相连的则是由土墙构成的围护结构。

这些防御工事周围还可能设有其他土垒，并有护城河（这些护城河的土料便来自挖掘出的泥土）以及栅栏作为防护。巴尔塔扎尔·热尔比埃爵士将这些栅栏描述为“由木桩构成的高围栏，木桩相互连接成栅状，顶部装有铁制分叉装置”。

这些栅栏被设置在防御工事的顶部、中部或底部，旨在阻碍进攻者立足这些防御工事。星形防御工事则可用于阻止或延缓敌人过于接近城市，或用于保护桥梁、河流等战略要地，也可部署在城镇周边。

在这些防御工事内部会划出专门区域用于安置火炮，而其余部分则由火枪手驻守。因此，许多被征召来执行驻防任务的军团都只配备火枪，因为长矛兵在城镇防御中被认为毫无用处。不过，尽管通常是由城镇居民负责挖掘这些防御工事，但如果工事为多层结构的话，建造成本就会相当高昂。锡耶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世纪时，当地政府出资按照最先进的样式加固了城墙，但完工后却发现没有足够的资金雇佣士兵来保卫城市。因此，一些较小的城镇可能只会建造星形堡垒或类似的防御工事，以保护城市的入口处。

撒缪尔·马罗瓦所著《筑城艺术》一书中的图示，1638年。

由于许多大型城镇都建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进攻方指挥官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强攻该城，但这对围攻者来说代价高昂；要么通过断粮迫使对方投降，不过这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实现。无论哪种方式，都无法保证一定能取得成功。

诚然，中世纪的指挥官也有同样的选择，但由于现代防御工事的存在，进攻部队不仅要突破新的防御工事，还要应对那些古老的中世纪防御设施。另一方面，如果想通过断粮让敌方投降，那么结果将取决于守军或围攻者的粮食储备哪一方能坚持更久。听到敌军逼近的消息后，守军可能会从周边乡村收集补给品，这样一来，围攻方就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食物。

无论如何，围攻方都会先构筑自己的防御工事，以抵御来自城内的进攻，并防止援军为守军提供补给。但要想在短短一两个晚上内为一座大型城镇提供充足的补给是不可能的。根据萨缪尔·马罗瓦于1615年在海牙首次出版的《进攻与防御的军事建筑学》一书，该书分别在1628年和1651年再版，英文版则于1638年出版。书中指出，在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之前，应先侦察被围城镇的薄弱环节。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攻击城墙和防御工事的城垛，摧毁敌人的火炮。因此，必须根据城墙的高度来建造炮台，使大炮的射程比城垛顶部低约两英尺。同时，还要根据距离调整炮台的高度。需要注意的是，大炮应放置在与地面平行的表面上，并且当距离较远时，炮台应倾斜约13度。而当炮台靠近目标地点时，则不应再做这样的调整。

马罗瓦继续说道：你必须根据火炮的尺寸和数量来设计其支架结构。由于半门炮的长度比整门炮短，因此其支架必然要比整门炮的支架更长、更坚固。而一门安装在炮架上的火炮长度大约为16到18英尺，因此，其支架至少需要长10到12英尺，这样总长度才能达到28到30英尺。

在距离城墙12到15英尺的位置，支架下方应铺设厚实坚固的橡木板；如果橡木板不够用，则可以用木桩来替代。在上述炮台上，必须筑起厚度为12、16或20英尺左右的护墙，并在墙上开孔以便安放大炮。

有时，人们会搭建高6英尺、宽3英尺的石笼，并填满土石，以便大炮可以从中发射子弹。同时，在石笼之间留出一个小口，用于安放大炮的炮口。大炮发射后，这个开口会立即用装满树叶的树枝堵住，这样敌人就无法发现这些射击口了。

但如果防御工事建在护城河边缘或陡坡上，那么大炮发射后，射击口就会用厚橡木板制成的门封闭起来，确保射击口不会被看到。

一个炮台通常由四门大炮组成，这些大炮之间的距离至少要达到12英尺，这样整个炮台的覆盖范围约为58英尺。该炮台由一名炮台指挥官或炮手负责调度。在稍远的地方还会挖出一个地窖，供炮手们存放火药、导火索和弹丸，以备随时使用。火药会被动物皮覆盖起来，以防火星引发爆炸。

一旦防御工事建成，围攻方还会构筑类似的防御设施来保护城镇，各防御工事之间通过壕沟和半月形堡垒相连。这些防御工事通常处于火枪射程之外，但当壕沟、防御工事等准备就绪后，围攻军就会开始向防御工事或城镇中最薄弱的部位推进。

挖掘通道的士兵必须迅速行动，因为他们已进入守军的火枪射程内；只有当他们挖到至少一码深并将土堆在两侧时，才能相对安全地继续作业。守军也会试图从城中突围来干扰这些工事的建设。由于挖掘战壕的工作极其危险，人们常常建议应给参与挖掘的士兵额外报酬。

马罗瓦建议，这些通道应足够宽阔，以便“装满柴火、树枝或石笼的马车能够通过”；同时也要足够深，让工兵或士兵能够自由作业。通道上还设有射击台，便于火枪手向守军开火；工程师们也能借此确认挖掘方向是否正确，因为通道的边缘高于人的身高。

此外，还可以在土墙和通道顶部放置装有石头和泥土的石笼或柳条筐，进一步保护围攻者。据马罗瓦伊斯称，石笼有三种类型：“普通型”高6英尺、宽3英尺；“中型”高7英尺、宽5英尺；而“大型”石笼则高10英尺、宽7英尺。这些石笼通常由士兵们自行制作。

由于这些进攻路线与城镇的防御工事平行，一旦判断这些路线距离敌军防御工事足够近，就会挖掘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攻击部队能够利用云梯等工具发起进攻。不用说，敌军会倾尽全力射击，尽可能多地消灭进攻者。直到17世纪末，沃邦元帅才提出从最近的进攻路线发动攻击的建议，这样守军就难以判断攻击方向了。

如果地形条件合适，围攻者可以通过挖掘隧道来“破坏”城镇的防御工事。一旦挖到城墙处，他们会在隧道尽头放置装满火药的桶，然后封住入口，以便让爆炸效果更强烈。不过，如果城内的人察觉到围攻者在挖地道，他们就会着手进行反挖掘作业，阻止对方引爆地道。

通常在围城开始前，守军会被要求投降，但这一要求往往被拒绝。在进攻之前，还会再次发出投降命令，总督也可能再次予以拒绝。

不过，总督必须谨慎行事：如果过早投降，可能会因叛国罪被自己人处决；而如果坚持抵抗到没有救援希望之时，或者超出了“体面”的限度，那么当城市被攻破时，守军很可能会被屠杀，居民也会遭到掠夺。幸存者们被要求举起白色棍棒——这是表示安全通行的传统标志——同时必须发誓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作战。

如果一座城镇能在体面的时间内坚守不降，那么驻军或许能够“带着战争的荣耀”撤离——也就是在旗帜飘扬、鼓声阵阵中离开，同时火枪手们还要手持点燃的火种，并且得到一定时期内不会遭到攻击的承诺。不过，有一位苏格兰军官在将洛文城堡交给蒂利的军队时犯了个错：他忘记在投降条款中包含驻守该城堡的两个连队的旗帜。结果他不得不交出这些旗帜，也因此蒙羞地被逐出军队。

1 Gerrat Barry, A Discourse of Military Discipline (Brussels: 1634), p.125. He sometimes refers to these rectangular squares as ‘squadrons on a broad front’.

1. 格拉特·巴里，《军事纪律论》（布鲁塞尔：1634年），第125页。他有时将这些长方形方阵称为“宽正面编队”。

2 Barker, p.90.

2 巴克，第90页。

3 Sieur Du Praissac, A short method for the easie resolving of any militarie question propounded, translated by John Cruso (Cambridge: Roger Daniel, 1639), pp.28, 196–201.

3. 杜普雷萨克，《解决各种军事问题的简易方法》，约翰·克鲁索译（剑桥：罗杰·丹尼尔出版社，1639年），第28页、196–201页。

4 Barker, p.90.

4 巴克，第90页。

5 Louis de Haynin, seigneur du Corne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uerres de Savoie, de Bohême, du Palatinat & des Pays-Bas, 1616–1627 (Brussels: C. Muquardt, 1868), vol. 1, p.175.

5 路易·德·海宁，《萨伏伊、波希米亚、普法尔茨及尼德兰的战争通史，1616–1627年》，科内特领主著，布鲁塞尔：C.穆夸特出版社，1868年，第1卷，第175页。

6 Letter from Christian of Anhalt to Frederick V, quoted in Wilson, The Thirty Years War: A Sourcebook, p.65.

6 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写给腓特烈五世的信，引自威尔逊所著《三十年战争：资料汇编》，第65页。

7 TNA: SP 95/3, f.121, General Horn’s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Leipzig, 7/17 September 1631.

7 TNA：SP 95/3，f.121，霍恩将军关于1631年9月17日莱比锡战役的记述。

8 Barry, p.134.8 巴里，第134页。

9 Gervase Markham, The Souldiers Exercise (London, 1639), p.9.

9 杰尔维斯·马卡姆，《士兵操练》（伦敦，1639年），第9页。

10 Gervase Markham,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oldiers Grammar (London: A Matthews, 1927), p.23.

10 杰尔维斯·马卡姆，《士兵文法》第二部（伦敦：马修斯出版社，1927年），第23页。

11 Praissac, A short method, p.28.

11 普莱萨克，《简明学习法》，第28页。

12 Garrard, p.219.

12 加拉德，第219页。

13 Sir John Smythe, Instructions, Observations and Orders Mylitarie (London: 1595), pp.23–27.

13 约翰·斯迈思爵士，《军事指令、观察与命令》（伦敦：1595年），第23–27页。

14 Thomas Kellie, Pallas Armata or the Art of Instructions for the Learned: and all generous spirits who effec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Edinburgh, 1627), p.25.

14 托马斯·凯利，《佩拉斯·阿玛塔：给有学识之士以及所有从事军事职业的慷慨之人的指导与建议》（爱丁堡，1627年），第25页。

15 Smythe, pp.23–27; Mr. Gareston, A Continued journal of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uke of Buckingham on the Isle of Ree(London: 1627), p.7.

15 斯迈思，第23–27页；加雷斯顿先生所著《白金汉公爵在里岛的种种活动记录》（伦敦，1627年），第7页。

16 John Bingham, Tacticks of Aelian (London: 1616), p.84; Johann von Wallhausen, Kriegskunst zu Fuss (Oppenheim, 1615); A Relation of the passage of our English Companies from time to time... (London: 1621).

16 约翰·宾厄姆，《埃利安的战术》（伦敦：1616年），第84页；约翰·冯·瓦尔豪森，《步兵作战艺术》（奥彭海姆，1615年）；《关于英国军队不同时期的行动记录……》（伦敦：1621年）。

17 Barker, p.90.

17 巴克，第90页。

18 Abelin, vol 2., pp.635, 692.

18 阿贝林，第2卷，第635、692页。

19 John Bingham, The Art of Embattailing an Army, or, the second part of Aelians tacticks (London: 1631), p.16.

19 约翰·宾厄姆，《围攻军队的艺术》，或《艾利安战术论》第二部分（伦敦：1631年），第16页。

20 Johann von Wallhausen, Art Militare a Cheval, Giorgio Basta, Il Governo della cavalleria Leggera (Bernardo Giunta, Giovanni Battista Ciotti & C. Venezia, 1612), and Ludovico Melzo, Regole, Militari del Cavalier Melzo sopra il governon e servitio della cavalleria (1611).

20 约翰·冯·瓦尔豪森所著《骑兵作战艺术》，乔治·巴斯塔所著《轻骑兵的指挥与管理》（伯纳多·朱恩塔、乔瓦尼·巴蒂斯塔·奇奥蒂等人合著，威尼斯，1612年），以及卢多维科·梅尔佐所著《梅尔佐骑士关于骑兵指挥与管理的军事准则》（1611年）。

21 Cruso, Military instructions for the Cavall’rie, pp.97–98.

21 克鲁索，《骑兵军事训令》，第97–98页。

22 Monro, part II, p.65; Chemnitz, quoted in Richard Brzezinski and Richard Hook, The Army of Gustavus Adolphus 2: Cavalry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1993), p.23.

22. 蒙罗，第二部分，第65页；赫姆尼茨的观点引自理查德·布热津斯基与理查德·胡克所著《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2：骑兵部队》（牛津：奥斯普雷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23 Sir John Smythe, Instructions, Observations and Orders Mylitarie (1595), p.169.

23 约翰·斯迈思爵士，《军事指令、观察与命令》（1595年），第169页。

24 Markham, The Souldiers Accidence, p.52.24 马克汉姆，《士兵的意外遭遇》，第52页。

25 Sydnam Poyntz, A True Relation of these German Warres From Mansfeld’s Going out of England which was in the yeare (1624) untill this last year of 1636 whereof my self was an eyewitness of most I have here related (Tonbridge: Pallas Armata, 1992), p.73; Barker, p.108.

25 西德纳姆·波因茨，《关于这些德国战争的真实记述：从1624年曼斯菲尔德离开英格兰开始，直至1636年这一年。书中所述内容多为我亲历所见》（汤布里奇：帕拉斯·阿玛塔出版社，1992年），第73页；巴克尔，第108页。

26The Swedish Intelligencer, the third part (London: 1633), p.173.

26《瑞典情报报》第三部分（伦敦：1633年），第173页。

27 Barker, p.92.

27 巴克，第92页。

28Ibid., pp.94–96.

28 同上，第94–96页。

29Ibid., pp.108, 110.

29 同上，第108、110页。

30Ibid., p.106.

30 同上，第106页。

31 Wallhausen, p.55.

31 瓦尔豪森，第55页。

32 Poyntz, vol. 1, p.48.

32 波因茨，第1卷，第48页。

33 Praissac, The Arte of Warre, p.27.

33 普莱萨克，《战争艺术》，第27页。

34 Monro, part I, pp.65–66, part II pp.116–117.

34 蒙罗，第一部分，第65–66页；第二部分，第116–117页。

35 Fitzsimon, p.97.

35 菲茨西蒙，第97页。

36More News from the Palatinate, 5 June 1622, pp.6–7.

36 《普法尔茨地区的更多消息》，1622年6月5日，第6–7页。

37 Venice: Barezzo Barezzi, 1618.

37 威尼斯：巴雷佐·巴雷齐著，1618年。

38 Rotterdam: Ian van Waesberghe, 1617.

38 鹿特丹：伊恩·范·瓦斯贝赫，1617年。

39 Sir Balthazar Gerbier, The First Lecture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ilitary Architecture or fortifications, read publically at Sir Balthazar Gerbiers Academy (London: Robert Ibbitson, 1650), pp.5–11.

39 巴尔塔扎尔·杰尔比埃爵士：《第一讲：军事建筑与防御工事导论》，在巴尔塔扎尔·杰尔比埃爵士学院公开讲授（伦敦：罗伯特·伊比特森出版社，1650年），第5–11页。

40 Samuel Marolois, The Art of Fortification, translated by Henry Hexham, (Amsterdam: 1638), p.37.

40 塞缪尔·马罗瓦，《筑城艺术》，亨利·赫克瑟姆译（阿姆斯特丹：1638年），第37页。

41Ibid., p.37.41 同上，第37页。

42 Monro, part I, p.12.

42 《蒙罗》，第一部分，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