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智库预测：中国将成15倍德国规模超级强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5年9月3日发布了那份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报告，由Dinny McMahon和Andrew Polk共同撰写。报告直接切入当前阶段的实际情况，梳理了从过去增长模式转向新路径的具体过程。过去那种依靠债务推动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做法，在2021年住房需求达到高峰后就开始面临调整。住房销售量出现明显回落，库存逐步积累，相关投资规模也跟着收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从之前的高位回落，整体财政来源受到影响。同时，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让原有的增长循环难以维持下去。报告把这些描述成结构性转变，而不是短期波动，强调必须找到新的支撑点来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报告接着分析了为什么没有直接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一些西方经济观点主张通过扩大福利和公共服务来刺激消费，但实际操作中面临多重限制。首先是在产业基础还不够稳固的情况下，如果过早大规模增加福利开支，可能会让部分群体减少工作投入，影响整体生产积极性。报告提到拉美一些国家的经历作为参考，那种在发展水平还没跟上的时候就建立大范围福利体系的做法，最终让经济陷入停滞。国家资源总量有限，每一项支出都有对应的机会成本，所以不能把资金主要投向短期消费刺激。相反，资源需要集中到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这些关键领域，这些投入直接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核心技术突破。消费疲软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在于产业大而不强和技术瓶颈，只有先把生产能力提升上去，才能带来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提升。

北京方面的战略重点放在通过生产制造来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再分配现有财富。报告指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是通过让更多人参与高价值生产来实现，而不是靠政府一次性转移支付。这样的路径能扩大税基，为后续福利改善提供基础。2035年的规划里，明确要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同时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而不是依赖外部借债或高税收。报告强调，财富的可持续来源是高质量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只有制造出世界需要的高端产品，才能带来稳定的高薪岗位和收入增长。

新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围绕先进制造业展开。报告详细描述了从2023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到2024年1月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创新主导生产力的过程。国家动员资源推动制造业升级，不再局限于传统低端领域，而是聚焦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得到维持和强化，创新被放在突出位置，通过自动化和效率提升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利润空间。这种模式能直接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填补缺口，还能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增强经济安全。报告把债务问题的解决也寄托在经济增长跑赢债务积累速度上，通过生产力提升来实现债务可持续。

2024年9月下旬资本市场出现调整，正是这一战略方向的具体体现。国家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目标是让高端制造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报告把这个动作放在整个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指出这是从依赖房地产转向制造领域的系统性部署。制造业投资布局得到加强，出口结构也在优化，重点发展中间品和高端零部件，以嵌入全球供应链更深层次。这样的部署让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仍然保持出口竞争力，尽管面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壁垒，但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海外工厂布局和开拓新兴市场等举措，出口渠道得到拓展。

报告还梳理了消费面临的实际压力。住房市场调整后，家庭财富受到一定影响，居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人口老龄化让部分家庭承担更多赡养责任，支出结构发生变化。地方政府财政在土地收入减少后出现收紧，部分地区通过增加非税收入来平衡，但这也影响了居民信心。银行体系虽然通过一系列措施保持稳定，但历史债务存量需要时间消化。报告把这些描述成转型期的必然挑战，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关键在于通过生产侧改革来逐步释放需求潜力。

在出口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出口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保持较高水平，重点转向高附加值领域。企业通过价格调整和产品差异化来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同时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框架，扩大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份额。绿色技术出口成为亮点，国家定位为全球低碳转型的合作伙伴，通过商业化方式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这些动作让出口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是报告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从过去通过融资平台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逐步规范隐性债务，中央层面提供了一定转移支付和利率支持，但没有采取全面兜底的方式。地方政府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来应对收入变化，部分非税收入有所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得到控制，通过不良资产处置、资本补充和机构重组等手段，整体保持了稳定运行。报告认为，这些措施为新增长模式腾出了空间，避免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整个报告把中国的发展路径总结为一种以先进制造业为立国之本的经济体。这样的定位强调出口竞争力和高质量就业，通过技术领先和规模优势在全球市场占据位置。它不是简单复制现有大国的金融服务主导模式，而是把生产制造放在优先位置。这种模式在处理债务、人口老龄化和外部环境变化上，展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报告通过数据和政策梳理，说明国家在过去几年里的一系列部署，比如2024年7月的相关会议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2024年11月的隐性债务处置计划，以及后续的制造业升级行动方案，都在为这一转型提供支撑。

这份报告的分析让外界看到，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制造业领域的投入和出口结构的优化，直接服务于2035年目标的实现。先进制造不仅能创造就业，还能通过利润增长扩大税基，为社会保障提供更多支持。报告没有回避转型中的困难，比如消费恢复需要时间，地方政府财政平衡面临压力，但整体框架是把生产能力建设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