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28只母鸡和5只公鸡丢在无人岛，10年后回去一看，我愣住了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林国栋永远记得那个下午。

1986年7月14日，三伏天的日头毒辣辣地晒着渡口，蝉叫得像开了锅。他蹲在码头的水泥地上，面前摆着三个竹编鸡笼，笼子里二十八只母鸡和五只公鸡挤作一团，偶尔发出几声沙哑的啼鸣。鸡笼旁边放着一个蛇皮袋，里头装着他的换洗衣服和两斤大米。

“国栋，船来了。”

撑船的老周把烟头丢进水里，滋的一声。林国栋站起来，腿有些发麻，他提起蛇皮袋，弯腰去搬鸡笼。鸡笼比他想的重，一股热烘烘的鸡粪味扑在脸上，他没有躲。

“真要去？”老周问他。

“船钱都给你了。”

老周不再说话，把竹篙往水里一撑，小木船晃晃悠悠离了岸。林国栋坐在船尾，看着渡口越来越远，码头上那几个看热闹的人影渐渐缩成了黑点。他转过头，前方是海，灰蓝色的海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白晃晃的光，远处有一个模糊的轮廓，那就是无人岛。

岛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电，没有淡水。这一点林国栋很清楚。

但他更清楚的是，他已经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

半个月前，他在县城的禽苗市场蹲了一整天，从一个浙江来的鸡贩子手里赊了三十三只鸡。说好了三个月后付清尾款，鸡贩子看他老实，又听说他是养鸡的好手，也就应了。林国栋确实会养鸡，他在公社的养鸡场干了六年，从喂料到防疫，从孵化到育雏，一套流程闭着眼睛都能走下来。问题是，公社养鸡场去年就散了，他拿了三百七十块钱的遣散费回了家，家里的老母亲风湿病犯了躺在床上，媳妇陈秀兰怀了二胎，地里那点粮食刚刚够吃。

他把鸡弄回来，在自家院子里围了个圈，左邻右舍就有了闲话。

“林家的，你家那鸡粪味熏得我睡不着觉。”

“国栋啊，你这些鸡不会得瘟吧？我们家孩子天天从你门口过。”

“老林家的老二，你那鸡把我们家菜地都给刨了！”

那天晚上，村长刘德茂来了，叼着烟，眯着眼，站在他家院子里看了半天鸡，说：“国栋，不是我不帮你，你这些鸡确实不能放在村里养。乡里搞文明村建设，家家户户都要评卫生户，你这……”

林国栋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苞米粒，没吭声。鸡群围在他脚边啄食，有一只芦花母鸡胆子大，蹦到他膝盖上站着，歪着脑袋看他。陈秀兰从屋里出来，扶着门框，肚子已经很大了，她看了刘德茂一眼，又看了林国栋一眼，什么也没说。

“这样吧，”刘德茂弹了弹烟灰，“岛上的林子不是划给咱们村管了么，你在岛上养，谁也管不着。反正那岛也没人住，就是远了点，你得自己想办法来回。”

林国栋把苞米粒撒出去，鸡群扑棱着翅膀争抢起来。他说：“行。”

陈秀兰那晚哭了，没有嚎啕大哭，就是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林国栋坐在床沿上，摩挲着她微微发烫的额头，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一个星期回来一趟，柴油机船个把小时就到了。”

“那要是刮风呢？”陈秀兰闷闷地说。

“刮风就不回来。”

“要是你不在，我要生了呢？”

林国栋沉默了很久，说：“我让我妈过来陪你。”

陈秀兰翻过身来，眼睛红红的，看着他说：“林国栋，你要是真把那岛上的鸡养成了，你就是养鸡大王了？”

林国栋不知道什么叫养鸡大王，他只知道这二十八只母鸡要是养好了，一天能下二十来个蛋，拿到县城去卖，一块钱能买十个鸡蛋，一天就是两块钱。一个月六十块，一年七百二。再加上公鸡也能卖，母鸡淘汰了也能卖，一年下来，他欠浙江鸡贩子的钱能还清，陈秀兰的住院费能有着落，老母亲的风湿药钱也不用愁了。

他没跟陈秀兰算这笔账，只是嗯了一声，把灯关了。

船行了大半个小时，无人岛渐渐显出了全貌。岛不大，百来亩的样子，南边是一小片沙滩，北边是乱石滩，岛上长满了低矮的灌木和杂草，几棵歪脖子的马尾松稀稀拉拉地立着。老周把船靠了岸，帮着把鸡笼搬上沙滩，收了林国栋五块钱船费，说了句“下周六我再来接你”，就撑船走了。

林国栋站在沙滩上，脚踩着滚烫的沙子，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海浪拍岸的声音和海鸥尖利的叫声。阳光晒在他后脖颈上，火辣辣的，汗珠顺着脊背往下淌。他解开蛇皮袋，拿出那把卷了刃的柴刀，开始砍灌木。

他要在天黑之前搭一个能住人的棚子。

第一晚是最难的。他用木桩和塑料布搭了一个三角形的窝棚，刚够他蜷着身子躺进去。鸡群被他赶进一个用树枝围起来的临时圈里，公鸡们似乎对新的环境很不适应，时不时地打几声鸣，母鸡则缩成一团，发出不安的咕咕声。林国栋自己没吃晚饭，他带来的两斤米要省着吃，他把米泡在水壶里，算是泡饭，就着一块腐乳咽下去。天很快黑了，海上的夜空格外深邃，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幕，蚊子成群结队地扑过来，他点了两盘蚊香才勉强扛住。

半夜里起了风，窝棚的塑料布哗啦啦地响，有一根木桩被风吹倒了，塑料布塌下来盖在他身上。他爬起来，摸黑重新把木桩钉进沙地里，弄了一手的沙子。风灌进他的单衣里，他打了个哆嗦，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了。身上这件蓝色的确良衬衫是陈秀兰去年在供销社买的减价布，自己踩缝纫机做的，领口已经磨出了毛边。

他重新钻进窝棚，鸡圈的树枝被风吹断了几根，一只公鸡跑了出来，站在沙滩上对着黑暗的天幕打了一声鸣，那声音在空旷的海面上传得很远很远。林国栋把它抓回来，用绳子把树枝重新绑好，然后在鸡圈旁边坐下，背靠着窝棚的木头桩子，把双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听风。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六年前进公社养鸡场的第一天，场长老吴带他参观鸡舍，一排排铁丝鸡笼整整齐齐地摞着，两千多只鸡一齐叫起来，那声音大得他耳朵嗡嗡响。老吴说：“国栋，你好好干，养鸡场以后就是你的。”他信了，他真信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拌料，晚上别人都走了他还蹲在鸡舍里观察鸡的精神状态，老吴说他是养鸡的料，他心里美滋滋的。可是后来呢？后来饲料涨价了，鸡蛋价格却跌了，养鸡场一年不如一年，最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散伙那天老吴喝醉了酒，拉着他的手说：“国栋啊，对不住，对不住。”他没怪老吴，他知道老吴也没办法。

风慢慢小了，林国栋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天快亮的时候他被鸡叫吵醒，睁开眼睛一看，东边的海面上泛着一层玫瑰色的光，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天空已经亮了大半。他爬起来，赤着脚走到海边洗了把脸，海水咸得发苦。他回到窝棚前，数了数鸡，二十八只母鸡，五只公鸡，一只不少。他把泡了一夜的米倒进搪瓷缸子里，又加了点水，放在两块垒起来的石头上，捡了些干树枝在下面烧。火苗舔着搪瓷缸子底部，米汤咕嘟咕嘟地冒泡，他蹲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也许不算什么苦日子。

早饭是米汤泡昨天的腐乳。他把米汤喝了，米粒剩下来拌了点麸皮喂鸡。鸡群围上来抢食，那只芦花母鸡又跳到他膝盖上，他把最后一口腐乳嚼碎了喂给它，它啄着他的手指头，不疼，痒痒的。

吃过饭他开始干活。他的计划很简单：先把鸡圈搭结实了，然后开一块地种点菜，再找找岛上有没有淡水。他知道有些无人岛上是有淡水泉的，只是需要找。他拿着柴刀沿着岛上的小路往里走，灌木丛密密麻麻地挡住了去路，他一边砍一边走，汗水湿透了全身，手臂上被荆棘划出了一道道的血痕。走了大概二十分钟，他在岛的中心位置发现了一小片洼地，长着一丛茂盛的芦苇，他拨开芦苇一看，底下是一汪清水，水面不大，但确实是淡水。他趴下去喝了一口，水有点涩，但能喝。他高兴得差点叫出来，蹲在水边洗了把脸，然后一路小跑回沙滩，拿了铁锹和水桶过来，挖了一个两尺深的坑，水很快就渗满了。

有了淡水，就有了活下去的底气。

接下来的几天，林国栋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不停转。他砍了更多的木桩，把鸡圈扩大了一倍，用铁丝和麻绳绑得结结实实。他在鸡圈上方搭了一个遮雨棚，用的是塑料布和芭蕉叶，又在鸡圈里架了几根横木，让鸡可以飞到上面过夜，这样可以避免地面潮湿带来的病害。他把带来的苞米和麸皮拌在一起做成饲料，每天喂三次，定时定量。他还去海边捡了一些贝壳回来，用石头砸碎了掺在饲料里给鸡补钙。

第四天的时候，他发现有两只母鸡在鸡圈角落的草丛里蹲着，肚子下的羽毛蓬蓬松松的，他一看就知道，这两只鸡要抱窝了。他没有孵蛋的条件，但他可以把它们抱窝的习性压下去。他找了个竹筐，把两只母鸡扣在里面，留了缝透气，扣了三天，母鸡抱窝的念想就断了。

第五天早上，他起来喂鸡的时候，在鸡圈里捡到了第一个蛋。

蛋不大，褐色的壳，摸上去还温温的。林国栋把它托在手心里，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他专门腾出来的一个搪瓷盆里，垫了一层干草。那天他一共捡了十一个蛋，平均二十八只母鸡里有十一只下了蛋，这个产蛋率在散养条件下不算低了。

他坐在窝棚口，把十一个蛋一个一个地擦干净，整齐地码在搪瓷盆里，然后看着它们发呆。他在想，这些蛋要是能孵出小鸡来就好了，他就可以扩大养殖规模了，可是他没有孵蛋的母鸡，也没有孵蛋器。他想了想，觉得还是先存着，等下次回去的时候带回家去，陈秀兰需要吃鸡蛋。

第六天，下了一场大雨。雨是从下午开始下的，先是一阵大风，吹得整个岛上的树都弯了腰，然后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了，又急又密，打得沙滩上全是坑。林国栋赶紧跑去检查鸡圈，遮雨棚被风吹歪了一个角，雨水灌进去，鸡群惊慌地挤在一起，身上都湿了。他把自己的塑料布拉过来盖在鸡圈顶上，又砍了几根树枝加固了支撑，等他忙完这些，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灌进他的领口和袖子里。他回到窝棚里，窝棚也漏雨了，塑料布顶上积了一滩水，压得整个顶棚往下坠，他用柴刀在塑料布上戳了几个洞，水哗地流了下来，像小瀑布一样。

他坐在湿漉漉的干草堆上，听着雨声和雷声，看着鸡圈里缩成一团的鸡群，忽然觉得自己和这群鸡没什么两样。都是被丢在这个岛上的，都在想办法活下去。

雨下了整整一夜。

第七天，天晴了。林国栋一大早就把鸡圈里的积水清理干净，把湿了的垫草换掉，撒了一层干沙土。鸡群重新活跃起来，公鸡打了鸣，母鸡开始在圈里刨土觅食。他数了数鸡，三十三只，一只没少，他松了口气。

上午十点多，老周的船来了。老周站在船头，叼着烟，眯着眼看他，说：“国栋，你还活着呢？”

“活着。”林国栋把搪瓷盆端出来，里面是十一个鸡蛋，他想了想，又捡了三天攒下的二十三个鸡蛋，一共三十四个，都用干草包好了，码在一个竹篮子里。

“这么多蛋？”老周有些惊讶。

“十一个今天的，二十三个前几天的。”林国栋把篮子递过去，“周叔，麻烦你帮我带回去给我媳妇，就说我挺好的，让她别担心。”

老周接了篮子，又看了看他晒得黝黑的脸和手上密密麻麻的血痕，沉默了一会儿，说：“国栋，这岛上你真能待下去？”

“怎么待不下去？”林国栋说，“有淡水，有鱼，有野菜，鸡也在下蛋了，怎么待不下去？”

老周没再说什么，把船撑走了。林国栋站在沙滩上，看着船渐渐远去，直到变成海天之间的一个小点。然后他转过身，回到窝棚前，拿起柴刀，继续砍灌木。

他要在冬天之前搭一个能住人的木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林国栋在岛上找到了更多的野菜和野果，鸡群也学会了在岛上觅食，他每天只喂一次饲料，其余时间把鸡放出来让它们自己在灌木丛里找吃的。这样既省了饲料，鸡也能吃到更多的虫子和草籽，下的蛋蛋黄更黄，蛋清更稠，一看就是好东西。

他给鸡做了记号，每只母鸡的腿上绑了不同颜色的布条，记录每只鸡的产蛋情况。哪只鸡歇窝了，哪只鸡产蛋率下降了，他都能及时发现。有一只老母鸡来了岛上之后就不怎么下蛋，他本来想把它杀了吃，后来发现它特别会带小鸡，就留了下来。他有种直觉，这只老母鸡以后用得上。

一个月后，陈秀兰生了个儿子。

消息是老周带来的。老周那天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红布包裹的猪蹄和一袋红糖，说：“国栋，你媳妇生了，儿子，六斤八两，母子平安。”林国栋正在木屋的墙边砌石头，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石头掉在地上，砸了脚，他没觉得疼。他蹲下来，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抖了很久。

老周没打扰他，把东西放在沙滩上，自己在船上等着。

过了一会儿，林国栋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走到船边，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说：“周叔，帮我带回去给我媳妇，就说……就说鸡养得好好的，蛋也存了不少，让她好好坐月子，别操心。”

老周把钱推回去：“你留着用吧，我带话就行了。”

林国栋把钱又推过去，这次什么也没说。老周看着他黑瘦的脸和布满老茧的手，叹了口气，把钱收了。

船开走之后，林国栋在沙滩上坐了很久。他看着海浪一下一下地拍着沙滩，看着海鸥在天上飞，看着远处的海平线。他想回去看看陈秀兰，想看看儿子长什么样，可是他回不去。他要是回去一趟，船费就要五块，来回就是十块，这些钱够买好几斤红糖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剩下的几十块钱，那是他全部的家当。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沙子，走到鸡圈前面。鸡群正聚在一起吃食，他蹲下来看着它们，一只芦花母鸡走过来啄他的鞋带，他把手伸过去摸了摸它的背，羽毛光滑而温暖。他说：“你们可得好好下蛋啊，我有儿子了。”

鸡当然听不懂，但他觉得说出来心里好受些。

秋天的时候，林国栋的木屋搭好了。屋子不大，也就十来平方米，用石头垒的墙，木头搭的梁，屋顶铺了厚厚的茅草和芭蕉叶，虽然粗糙，但好歹能遮风挡雨。他还用剩余的木头做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他从家里带来的那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

鸡圈也扩建了，从最初的十来平方米扩大到了将近一百平方米，分成了三个区域：一个区域是鸡舍，用木板搭了两层架子，鸡可以在上面过夜；一个区域是活动场，铺了沙子和碎贝壳，鸡可以在里面刨土洗澡；还有一个区域是放养区，用铁丝网围起来，里面种了几棵芭蕉和灌木，鸡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

鸡群的数量也从最初的三十三只增加到了四十六只。新增的十三只小鸡是那只老母鸡孵出来的。林国栋最终还是决定让老母鸡抱了一窝蛋，他挑了十三个受精率高的蛋放在老母鸡肚子底下，老母鸡兢兢业业地孵了二十一天，孵出了十三只毛茸茸的小鸡，活蹦乱跳的，叽叽喳喳地跟在老母鸡身后跑来跑去。

这些小鸡里有七只是母的，六只是公的。等它们长大，母的留下来下蛋，公的养大了卖钱。林国栋算了一笔账，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明年这个时候，他的鸡群规模至少能翻两倍。

他开始在岛上种菜了。他在木屋旁边开了一块两分地的菜园，种了白菜、萝卜和韭菜。岛上土质不算好，沙性太重，保水保肥的能力差，他就从岛上的低洼处挑来腐殖土改良土壤，又用鸡粪沤了肥料撒在地里。菜园旁边他还种了几棵丝瓜和南瓜，让它们沿着木屋的墙往上爬，既能遮阳又能吃瓜。

十月的一天，林国栋在菜园里拔草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马达声。他抬头一看，一艘柴油机船正朝岛的方向开过来，船头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着灰夹克，一个穿着军大衣。这个季节穿军大衣的，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船靠了岸，穿灰夹克的男人先跳下来，冲他笑了笑，递过来一根烟，说：“你是林国栋？”

林国栋接过烟，没点，说：“我是。”

“我是县畜牧局的小王，”灰夹克指了指身后穿军大衣的人，“这位是省农科院的张教授，张明远。我们听说你在无人岛上养鸡，专门过来看看。”

林国栋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自己养鸡的事还能惊动省里的人。他把两个人让进木屋，给他们倒了水，水是岛上泉眼里的淡水，用搪瓷缸子盛的。张教授接过缸子，环顾了一下木屋的四周，墙上挂着林国栋记的账本和鸡群产蛋记录表，桌子上放着一本翻烂了的《家禽养殖手册》，角落里堆着几袋饲料和几件换洗衣服。张教授的目光在那本手册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看向林国栋：“小林，你以前在养鸡场干过？”

“在公社养鸡场干了六年。”

“难怪。”张教授站起来，说，“带我去看看你的鸡。”

林国栋领着他们到了鸡圈。张教授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鸡群的品种、精神状态和羽毛光泽，又抓了一把饲料闻了闻，问了林国栋很多问题：饲料怎么配的，每天喂几次，喂多少，饮水怎么解决的，防疫怎么做的，产蛋率是多少，死淘率是多少。林国栋一一回答了，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说在点子上。张教授听着听着，表情从好奇变成了认真，又从认真变成了一种很难形容的神情，像是在辨认什么东西。

“你这个鸡养得不错，”张教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饲料渣，“散养条件下能做到七成以上的产蛋率，不容易。而且你这鸡的抗病能力很强，我看了一圈，没有发现明显的健康问题。”

林国栋没说话，他不太习惯被人夸。

“小林，”张教授斟酌了一下措辞，“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鸡和鸡蛋，和市面上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

林国栋想了想，说：“我这个鸡是散养的，吃的是虫子草籽，喝的是岛上的天然水，下的蛋蛋黄颜色深，口感好，肯定比笼养的好吃。”

“对，但不止这个。”张教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你这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岛周围的这片海域是无污染的一类海域，空气含氧量高，岛上的植被类型也很独特，有很多耐盐碱的植物。鸡吃了这些植物的种子和叶子，产的蛋里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会比普通鸡蛋高出很多。这不是我说的，是我刚才在你的鸡圈里看到了这些植物，才想到的。”

林国栋不太明白什么叫微量元素，但他听出了张教授话里的意思——他的鸡和鸡蛋，可能比他想的值钱。

“小林，”张教授合上本子，认真地看着他，“你这个养殖模式，有潜力打造成一个品牌。我给你个建议，好好守住这个地方，别让乱七八糟的人来打扰，也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把鸡卖了。把你的鸡群规模扩大到一千只以上，然后注册商标，做品牌化运营，你这个岛上的鸡和鸡蛋，卖到城里去，价格至少是普通鸡的三倍。”

林国栋沉默了。一千只鸡，三倍价格，这些数字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他忽然觉得不太真实。

“张教授，”他说，“我连电都没有，怎么把规模扩大到一千只？”

张教授看了看木屋的四周，又看了看远处空荡荡的海面，叹了口气，说：“小林，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我会跟县里反映一下你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给你解决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慢。”

林国栋点了点头，他早就习惯了“比较慢”这三个字。

张教授走之前，在木屋的门框上用铅笔画了一个记号，说：“小林，你记住，你这个地方，以后会有人来找你，跟你说各种合作，各种投资。你记住我的话，在没有把品牌立起来之前，不要轻易跟任何人合作。你手里最大的牌不是这些鸡，是这个岛，是这个岛上的生态环境。谁拥有了这个岛，谁就拥有了你的鸡的独特性。所以，岛的使用权，一定不能转让。”

林国栋又点了点头，这次他点了很久，像是在把这句话刻进脑子里。

张教授走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林国栋继续养他的鸡，种他的菜，存他的蛋。他把每次攒下来的鸡蛋都小心翼翼地用干草包好，放在竹篮子里，等老周的船来的时候带回去给陈秀兰。陈秀兰托老周带回来的消息说，鸡蛋都收到了，儿子很壮实，老母亲的风湿病最近好了一些，让他不用担心家里。

但他知道陈秀兰在撒谎。老周有一次无意中说起，陈秀兰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大的才四岁，小的刚满月，又要照顾卧床的婆婆，又要操持地里的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林国栋听完之后，当天晚上躺在木屋的床上，盯着屋顶的茅草看了一整夜，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一早，他爬起来，去鸡圈里挑了二十只最肥的母鸡，用绳子绑了脚，放在鸡笼里，搭老周的船回了家。

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回家了。

船到渡口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林国栋挑着鸡笼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远远就看见自家院门半掩着，院子里晾着几块尿布，在风里飘着。他推开门，院子里很安静，灶台上的铁锅盖着盖，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下一堆灰烬。他喊了一声“秀兰”，没人应。他又喊了一声“妈”，还是没人应。

他走进里屋，床上躺着老母亲，盖着被子，闭着眼睛，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儿子睡在老母亲旁边，小手攥着拳头，嘴微微张着。陈秀兰不在。

林国栋把鸡笼放下，走到床前，摸了摸老母亲的额头，不烫。老母亲醒了，睁开眼睛看见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国栋？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看你们。”林国栋说，“秀兰呢？”

“去地里了，说要去拔萝卜。”老母亲撑着手臂想坐起来，林国栋赶紧扶着她，在她背后垫了个枕头。

“国栋啊，”老母亲拉着他的手，声音沙哑，“你在岛上好不好？我听秀兰说你养了好多鸡，还盖了房子。”

“好，都好。”

“你瘦了。”

“没瘦，黑了倒是真的。”

老母亲笑了笑，笑得很勉强。林国栋知道她想说什么，但他不敢让她说下去，怕自己会哭。他站起来说去地里找秀兰，就快步走了出去。

陈秀兰在屋后的菜地里。她弯着腰在地里拔萝卜，背上背着一岁多的儿子，儿子用布带绑在她身上，手里拿着一个破塑料瓶在玩。林国栋站在地头看了好一会儿，看着她消瘦的背影，看着她粗糙的手把萝卜从地里拔出来，抖掉泥，扔进竹篮里。她比以前瘦了很多，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头发也有些乱，用一根橡皮筋随便扎着。

“秀兰。”他喊了一声。

陈秀兰直起腰，回过头来看见是他，手一松，萝卜掉在了地上。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眼眶红了，嘴唇开始发抖，但最终没有哭出来。她把儿子从背上解下来，抱在怀里，走过来，把儿子递给他，说：“你看看你儿子。”

林国栋接过儿子，儿子不认生，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他，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伸手去抓他的鼻子。林国栋的鼻子被儿子抓得有点疼，但他没躲，反而笑了。他笑了，陈秀兰也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那天他在家里待了一天。他杀了那只从岛上带回来的最肥的母鸡，炖了一锅鸡汤，让陈秀兰喝了一大碗，剩下的给老母亲端过去。他把鸡圈里那二十只母鸡留在了家里，告诉陈秀兰这几只鸡都是正在下蛋的，每天能捡十几个蛋，够家里吃的，剩下的还能拿去卖。他把鸡饲料的配方写在一张纸上，告诉陈秀兰怎么喂，怎么防病，怎么处理抱窝的母鸡。他甚至还把院里那几棵快死了的橘子树修剪了一下，施了肥，浇了水。

傍晚的时候，他该走了。老周的船还在渡口等他，他要是今晚不走，明天一早还得赶回去喂鸡。他把儿子抱起来举高高，儿子咯咯地笑，口水滴在他脸上，他把儿子放下来，亲了一口他的额头，然后递给陈秀兰。

“我走了。”他说。

“嗯。”陈秀兰抱着儿子，站在院门口，看着他往外走。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说：“秀兰，等我那边鸡群扩大到五百只了，我就回来，不走了。”

陈秀兰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转过身，大步往前走，没有再回头。他怕他一回头，就真的走不了了。

回到岛上之后，林国栋像是换了个人。他比以前更拼命了，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中间几乎不休息。他不仅养鸡，还开始研究岛上的每一种植物，哪种植物的种子鸡爱吃，哪种植物有什么药用价值，他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张教授的话他一直记在心里：这个岛的生态环境，才是他最大的本钱。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鸡群规模突破了三百只。那一年雨水好，岛上植被茂盛，虫子也多，鸡群在放养区里吃得膘肥体壮，产蛋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七十五。林国栋每天能捡两百多个鸡蛋，用竹篮装得满满的，一个星期攒下来的鸡蛋能装好几个蛇皮袋。他托老周把鸡蛋运出去，陈秀兰拿到县城去卖，一个鸡蛋能卖一毛五，比市面上的贵五分钱，但买的人还是很多，因为陈秀兰逢人就说是无人岛上散养的鸡下的蛋，蛋黄是橘红色的，炒出来特别香，慢慢就有了回头客。

消息传开了。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说林国栋在岛上发了财，一天卖鸡蛋就能卖几十块钱，一个月下来顶别人干半年。有人说他运气好，占了公家的岛，白捡了便宜；也有人说他养的那些鸡不值什么钱，关键是那个岛值钱，要是把岛开发了搞旅游，那才是大钱。

林国栋听了这些话，没当回事。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运气好，他是用命在拼。这三百只鸡，是他一个一个鸡蛋孵出来的，一只一只小鸡养大的。别人只看到他卖鸡蛋赚钱，没看到他一个人在这岛上吃的那些苦。去年冬天刮台风，他抱着鸡笼蹲在木屋里守了整整一夜，屋顶被掀飞了一半，雨水灌进来，他把自己的棉被盖在鸡笼上，自己缩在角落里冻得浑身发抖。第二天台风过了，他出来一看，三十多棵大树被连根拔起，他的菜园全毁了，但鸡群只损失了七只。他蹲在鸡圈前面，浑身湿透，嘴唇发紫，看着剩下的鸡群在狼藉的鸡圈里刨食，忽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些事，村里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987年秋天，一个叫郑国良的人来了。

郑国良是县里一个乡镇企业的老板，做水产养殖的，据说是县里的纳税大户，跟县领导关系很好。他开着一辆黑色桑塔纳到渡口，然后坐了老周的船上岛。林国栋当时正在木屋门口给鸡拌饲料，远远看见一艘船过来，船头站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身后还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

船靠了岸，郑国良跳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好地方，真是好地方。”

林国栋站起来，手上还沾着饲料渣。郑国良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笑了笑，递过来一张名片。林国栋接过名片，上面印着“郑国良 宏达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他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来，说：“郑老板，找我有事？”

郑国良笑了笑，直接开门见山：“林老板，我也不绕弯子，我看上你这个岛了。”

林国栋没说话。

“别误会，”郑国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根递给他，林国栋没接，他自己点上，吐了一口烟，“我不是要抢你的岛，我是想跟你合作。你在这个岛上养鸡，规模上不去，一年到头也就挣个辛苦钱。我有资金，有渠道，有市场，我们合作，把这个岛好好开发一下，你出地，我出钱，赚了钱我们五五分。”

林国栋把手上的饲料渣在裤子上擦了擦，说：“这个岛不是我的，是村里的。”

“我知道，”郑国良弹了弹烟灰，“我已经跟村里谈过了，村里同意把这个岛的使用权转让给我。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林国栋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想起了张教授的话，想起了那个用铅笔画在门框上的记号。他说：“郑老板，你这个合作，具体怎么个合作法？”

郑国良把烟叼在嘴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合同，递给他：“你看看，这是草拟的合作协议。”

林国栋接过合同，翻了几页。合同上写得很漂亮，什么“共同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合同里写的不是“合作”，而是“承包”，甲方是村里，乙方是郑国良的公司，他的角色只是“协助管理”，没有所有权，没有决策权，每个月拿固定的管理费。

他把合同合上，递回去，说：“郑老板，我考虑考虑。”

郑国良的笑容顿了一下，他看了林国栋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像是在审视一个不太识趣的乡下人。但他很快又笑了，把烟掐灭，说：“好，你考虑考虑，不着急。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

郑国良走了之后，林国栋在木屋门口坐了很久。他看着那份合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张教授的话：“谁拥有了这个岛，谁就拥有了你的鸡的独特性。岛的使用权，一定不能转让。”

他知道郑国良不是来帮他的。郑国良看上的不是他的鸡，是这个岛。只要岛到了郑国良手里，他这个所谓的“合作者”就会变得可有可无。到时候他要么拿着那点管理费乖乖听话，要么卷铺盖走人。无论哪一种，他辛辛苦苦养了两年的鸡群，他一手搭建的木屋和鸡圈，他摸爬滚打攒下来的这一切，都将不再属于他。

但他能怎么办呢？郑国良已经跟村里谈过了，村里的态度很明显。他林国栋只是一个养鸡的，没有关系，没有背景，没有钱，他拿什么跟郑国良争？

那天晚上他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爬起来，把鸡群安顿好，搭船回了村里。他直接去找了村长刘德茂。

刘德茂正在村委会院子里喝茶，看见林国栋进来，笑着说：“国栋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林国栋没坐，站在院子中间，说：“刘村长，我问你个事。岛的使用权，村里是不是要转让给郑国良？”

刘德茂的笑容僵了一下，他放下茶杯，点了一根烟，慢悠悠地吸了一口，说：“国栋，这件事呢，也不是村里非要转让，关键是县里有个文件，说要盘活闲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郑老板愿意投资，对村里也有好处，一年能给村里交好几万块钱的承包费，还能解决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你一个人在岛上养鸡，一年能给村里交多少钱？你自己说。”

林国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发现什么都说不出来。刘德茂说的是事实，他确实没给村里交过钱。不是他不愿意交，是他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交。这两年他赚的钱，除了买饲料和给家里寄回去的，剩下的全都投到鸡群扩建上了，手里几乎没有积蓄。

“国栋，”刘德茂的语气软了一些，“我知道你在岛上不容易，但这是大势所趋。郑老板那边已经跟县里谈好了，合同下周就签。你要是有想法，可以跟郑老板谈谈，看他能不能给你安排个位置。”

林国栋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那些灰扑扑的瓦房和电线杆上叽叽喳喳的麻雀，忽然觉得很累。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他回到家里，陈秀兰正在厨房里做饭，儿子在地上爬，女儿在写作业。他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陈秀兰的背影，她正在切土豆丝，刀工很好，切得又快又均匀。他忽然开口说：“秀兰，岛可能要没了。”

陈秀兰的刀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切，说：“没了就没了，你回来也好，省得我一个人在家操心。”

林国栋没说话。他蹲下来，把儿子抱起来，儿子在他怀里扭来扭去，伸手去抓他的耳朵。他看着儿子的脸，小小的，圆圆的，眼睛像他，眉毛像陈秀兰。他在想，他要是真的回来了，他能干什么呢？地里的活他不会干，去县城打工他年纪又大了，他只会养鸡。可是他要是连鸡都没得养了，他还能干什么呢？

他把儿子放下来，走到院子里，在磨盘上坐下来。天快黑了，西边的天空烧成了一片橘红色，几只燕子在他头顶上飞过，发出尖锐的叫声。他想起两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蹲在渡口的水泥地上，面前摆着三个竹编鸡笼，鸡笼里装着二十八只母鸡和五只公鸡。那时候他一无所有，但他觉得他还有机会。现在他有了三百多只鸡，有了木屋，有了鸡圈，有了菜园，有了他在岛上用两年时间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一切，但他忽然发现，这些东西可能一夜之间就不属于他了。

他想不通，为什么他越努力，就越抓不住自己挣下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在家里住了一晚。半夜里他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的时候，看见桌上的电话机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他拿起来一看，上面是儿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爸爸，我不想你去岛上。”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第二天一早，他回岛上了。他不知道还能在岛上待多久，但只要合同还没签，他就还是这个岛上的养鸡人，他就还是这群鸡的主人。他照常喂鸡，照常捡蛋，照常清理鸡舍，照常给鸡拌饲料。他把鸡圈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木屋的屋顶重新加固了一遍，把菜园里的杂草拔得一根不剩。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像把这些事情做得越仔细，这个岛就越能留住似的。

三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

来的是张明远，那个省农科院的教授。他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还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和一台摄像机。船靠岸的时候，林国栋正在鸡圈里给鸡打疫苗，听见动静抬头一看，张教授已经站在沙滩上了，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脸上带着笑。

“张教授？”林国栋有些意外。

“小林，”张教授走过来，跟他握了握手，“我这次来，是专门来给你拍个纪录片的。”

林国栋愣住了：“纪录片？”

“对，”张教授指了指旁边的年轻人，“这是我们省农科院宣传处的小陈，负责拍摄。我们想做一个关于生态养殖的系列节目，你这个无人岛养鸡的模式很有代表性，我们想把它拍下来，作为典型案例在全省推广。”

林国栋脑子转得飞快。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改变局面的机会。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说：“行，你们拍吧。”

拍摄进行了整整一天。张教授带着小陈拍了他喂鸡的过程，拍了他清理鸡舍的过程，拍了他用岛上自产的野菜和昆虫配饲料的过程，拍了他记录每只鸡产蛋情况的本子，拍了他用岛上泉水给鸡饮水的场景，拍了他用鸡粪给菜园施肥的循环农业模式。张教授对着镜头讲了很长时间，讲了这个岛的地理特殊性，讲了这种散养模式的优势，讲了这种生态鸡蛋的营养价值，讲了这种养殖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示范意义。

最后，张教授站在木屋前面，面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让林国栋终身难忘的话：“像林国栋这样的农民，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希望所在。他不是什么专家教授，但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了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这样的典型，给予他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不要让这样的星星之火熄灭在萌芽状态。”

林国栋站在旁边，听着这些话，忽然觉得眼眶发酸。他别过脸去，假装在看远处的海。

节目在省电视台播出了。

播出那天，林国栋在岛上不知道，还是老周后来告诉他的。老周说，节目播了大概十五分钟，把岛上拍得特别漂亮，把他也拍得特别精神，好多人都认出了他，说他上了电视，成了名人。

林国栋没觉得成了名人有什么好，但他很快感受到了节目带来的变化。首先，村里刘德茂的态度变了。刘德茂给他打了个电话，语气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说：“国栋啊，那个郑老板的事，县里说要再研究研究，暂时搁置了。你安心在岛上养你的鸡，别的事不用操心。”

其次，县畜牧局来了人，给他送来了两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和一批疫苗，说这是省里拨下来的专项扶持资金买的，以后还会陆续有更多的支持。王科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国栋，张教授在省里帮你说了话，县里很重视你这个典型，你好好干，争取把规模扩大到一千只，到时候我们帮你申请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买他的鸡和鸡蛋了。以前他的鸡蛋都是靠陈秀兰在县城零卖，现在不一样了，县城的几家高档酒店和机关食堂直接打电话来订货，一订就是几百个鸡蛋，几十一百只鸡，价格也比市面上高出一大截。林国栋算了算，光靠这些订单，他每个月的收入就翻了两番。

他站在木屋门口，手里攥着一沓订单，看着远处的海面，忽然觉得天比以前蓝了，海比以前宽了，连海鸥的叫声都比以前好听了。

但他没有飘。

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知道这一切有多容易失去。张教授帮他争取到了机会，但如果他自己接不住这个机会，一切都会回到原点。他开始更加拼命地扩大养殖规模，他把赚到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买了更多的饲料和疫苗，扩建了鸡圈，增加了饮水器和料槽，还从县里请了兽医来给鸡群做了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

他把儿子从家里接到了岛上。

这是陈秀兰的主意。她说，儿子快两岁了，正是最皮的时候，她在家里带两个孩子带不过来，让林国栋把儿子带到岛上去，既能帮她分担，也能让林国栋不那么孤单。林国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答应了。

儿子来的第一天，站在沙滩上，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和铺天盖地的鸡群，吓得哇哇大哭，抱着林国栋的腿不肯松手。林国栋蹲下来，指着鸡群说：“你看，那是大公鸡，它在打鸣，喔喔喔。”儿子从手指缝里偷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儿，那只胆子大的芦花母鸡跑了过来，歪着脑袋看儿子，儿子也歪着脑袋看它，两个互相看了好一会儿，儿子忽然笑了，伸手去摸芦花母鸡的背，芦花母鸡没跑，反而在他手心里啄了一下，儿子痒得咯咯直笑。

从那以后，儿子就成了林国栋的小尾巴。他走到哪里儿子就跟到哪里，他喂鸡的时候儿子在旁边学他撒饲料，他捡蛋的时候儿子抱着比他脑袋还大的搪瓷盆跟在后面，蛋经常滚出来摔在地上，他也不生气，蹲下来跟儿子一起把碎蛋清理干净。晚上儿子睡在他旁边，有时候半夜会哭，他就把儿子抱起来，在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调子的小曲，直到儿子又沉沉睡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鸡群规模从三百只扩大到五百只，又从五百只扩大到八百只。林国栋在岛上又建了两间木屋，一间给儿子住，一间当仓库。他在木屋前面搭了一个凉棚，凉棚下面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来岛上订货的客户可以在凉棚里喝茶聊天，看着远处的海面和近处的鸡群，都说这个地方像世外桃源。

1988年秋天，林国栋终于实现了张教授当初给他定的目标——鸡群规模突破了一千只。一千零三十七只，其中母鸡八百六十二只，公鸡一百七十五只。他站在鸡圈前面，看着密密麻麻的鸡群在阳光下扑棱着翅膀，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想起了两年前那个下午，他蹲在渡口的水泥地上，面前摆着三个竹编鸡笼，鸡笼里装着二十八只母鸡和五只公鸡。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但他觉得他什么都能做成。现在他什么都有了，他却觉得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陈秀兰带着女儿和老母亲也搬到了岛上。

这是林国栋坚持的。他说，一家人不能总是分开，儿子不能没有妈妈，他也不能没有陈秀兰。陈秀兰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答应了。她把家里的房子锁了，地也租给了邻居，带着女儿和婆婆坐了老周的船上了岛。上岸的时候，她看着岛上的一切，看着木屋、鸡圈、菜园、凉棚，看着漫山遍野的鸡群，看着晒得黝黑但眼睛亮晶晶的林国栋，忽然蹲下来哭了。

林国栋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颜色。他把这只手贴在自己脸上，闭上眼，没有说话。

陈秀兰哭了一会儿，擦了擦眼泪，站起来，环顾四周，说：“我去做饭。”

那天晚上，一家五口人挤在木屋里吃了一顿饭。菜很简单，一个炒鸡蛋，一个炖鸡块，一个炒白菜，一个萝卜汤。鸡蛋是自己鸡下的，鸡是自己养的，白菜和萝卜是自己种的。老母亲吃了大半碗炖鸡块，喝了小半碗汤，靠在床上说：“国栋啊，你爸要是还活着，看到你今天这样，不知道多高兴。”

林国栋嗯了一声，低头扒饭，眼泪掉进了碗里。

日子终于好起来了。

1989年春天，林国栋正式注册了“无人岛”商标，把鸡蛋和活鸡做成了品牌化产品。他在县城租了一个小门面，专门卖无人岛的产品，陈秀兰负责看店，他负责岛上的生产和运输。生意越来越好，不光是县城，连市里和省城的人都知道了无人岛的鸡和鸡蛋，订单从各地飞过来，有时候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电话，他忙得脚不沾地。

但他始终记得张教授的话，没有贪图眼前的小利盲目扩大规模，而是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岛上生态平衡。他把鸡群规模稳定在一千五百只左右，多余的鸡和鸡蛋全部供应市场，价格比普通产品高出三到五倍，依然供不应求。

郑国良后来再也没有来找过他。他听说郑国良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人也跑得不知所踪。林国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岛上给鸡喂食，他停了停手，然后继续撒饲料，什么也没说。

1990年的一个黄昏，林国栋带着儿子坐在木屋前面的沙滩上，看夕阳慢慢沉入海面。海面上铺满了碎金般的霞光，几只海鸥在天边飞过，翅膀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儿子已经四岁了，胖乎乎的，坐在他怀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子上画画。

“爸爸，”儿子忽然仰起脸来问他，“这些鸡都是你养的吗？”

“嗯。”

“那你是怎么养的？”

林国栋想了想，说：“就是每天喂它们，给它们喝水，给它们打扫房子，给它们治病。它们高兴了，就下蛋；不高兴了，就不下蛋。所以你要让它们高兴，它们才会给你下蛋。”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在沙子上画画。林国栋低头一看，儿子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鸡，鸡的腿画得像两根筷子，头上顶着一个大鸡冠，下面写着几个字：我爸爸是养鸡大王。

林国栋看着这几个字，笑了。笑着笑着，他忽然想起六年前那个夏天，他蹲在渡口的水泥地上，面前摆着三个竹编鸡笼，鸡笼里装着二十八只母鸡和五只公鸡。那时候他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现在他才知道，那时候他什么都有——有二十八只母鸡和五只公鸡，有一个能挡风遮雨的木屋，有一个等他的女人，有两个孩子，有老母亲，有一个叫无人岛的地方。

够了，足够了。

他抱紧了怀里的儿子，看着远处那片渐渐暗下来的海面，轻轻说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

海风把这句话吹散了，但夕阳把它留在了那片金色的沙滩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