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美国素来习惯于掩盖其战争，特朗普却反其道而行之

4月1日，在突然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空袭32天后，特朗普总统就这场战争首次在白宫向美国民众发表了正式讲话。他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战略或目标的新信息或更清晰的说明。讲话基本上就是特朗普自说自话。但在他那些熟悉的夸张言辞和离题万里的论述中，却出现了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题外话。

“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场冲突，”特朗普说道。“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一年七个月零五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三年八个月零二十五天。朝鲜战争持续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越南战争持续了十九年五个月零二十九天！伊拉克战争持续了八年八个月零二十八天。” 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32天其实并不算长。

特朗普这段历史课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它暗示战争是线性事件，有开始、发展和结束。这绝非理性之人从过去数月愈发支离破碎的对外冒险中获得的印象：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实施石油封锁、暗示要推翻古巴政权、数周来公开商讨入侵格陵兰岛，以及最终爆发的伊朗战争。

这些事件遵循的是“内容”而非“冲突”的逻辑，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在信息流中逐渐淡出，被更壮观、更精彩的爆炸场面所取代。白宫社交媒体团队以一种挑衅的方式顺势而为，在X平台发布视频，将空袭画面与电影及电子游戏片段剪辑在一起，并引用了“骄傲男孩”组织（Proud Boys）的非官方座右铭：“到处捣乱，看看会发生什么。”

图片插图：香塔尔·贾昌

然而，当特朗普向全国发表讲话时，美国似乎已经进入了“摸清情况”的阶段，就连总统的盟友也开始感到不安。网络上的表情包已让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图；汽油价格也突破了每加仑4美元。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随着事态恶化，”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梅根·凯利说道，“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是谁说服了他”——特朗普——“让他卷入这场战争，以及向总统传达了哪些信息让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特朗普的一位国家安全官员，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已经因为这场战争而辞职。“在你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你比任何一位现代总统都更懂得如何果断地运用军事力量，同时避免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肯特在辞职信中告诫特朗普，并将矛头指向“以色列及其强大的美国游说集团”，指责他们诱使特朗普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肯特所哀叹的“无休止的战争”一直是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这种曾经看似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在9·11事件的阴影下，逐渐变成了人们悄然接受的现实。美国人并不特别喜欢无休止的战争，但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积极反对战争了，这当然与战争给他们个人造成的损失很小有关——这些战争由仅占人口极小比例的专业军人打响，在层层加码的保密措施下进行，并辅以迅速扩大的自主技术体系。

特朗普和其他人一样，都从这种麻木不仁的自满情绪中获益匪浅。他在2016年竞选期间猛烈抨击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并在第一任期的国情咨文中宣称“伟大的国家不会无休止地打仗”。但实际上，他在第一任期内主要扮演着一个心不在焉的管理者，负责处理他继承的占领和秘密行动，而选民似乎也并不打算因此惩罚他。尽管他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盖洛普在当年年初公布的民调显示，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以及更少的共和党人，认为外交事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似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第47任特朗普和第45任特朗普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汉隆说道。

一位曾经对遥远冲突最多也只是态度暧昧的领导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尝试了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的各种角色：詹姆斯·波尔克和詹姆斯·门罗毫不掩饰的帝国扩张，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时期间谍们在石油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和在拉丁美洲的博弈，以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关于无摩擦空战的幻想。特朗普4月1日的演讲，其中零星提及的胜利——既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丝毫没有表明他打算很快改变路线。

这位总统，永远地，既是美国历史的断裂，也是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他新近展现出的冒险精神似乎与美国民众及其政府在21世纪达成的某种不成文的默契背道而驰。根据这种默契，只要政府承诺不要求民众为此做出任何牺牲，民众便默认对以他们名义进行的那些旷日持久且不透明的军事行动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特朗普白宫向美国民众呈现的这种轻描淡写的战争理念，显然正是这段近代历史的产物。

无休止战争的兴起

“这个国家爱好和平，但一旦被激怒，便会变得无比凶猛。”乔治·W·布什在9·11事件三天后于国家大教堂发表讲话时如是说。然而，美国历史却对此持不同意见：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积极参与了国内外的军事冲突，而自布什发表讲话以来的25年间，这种情况依然持续。

公众对这些战争的看法，与其说是展现了坚定决心，不如说是受外界影响所致。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亚当·J·贝林斯基在其2009年出版的《战时》一书中，通过对七十年民意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会受到重大袭击事件（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的影响，但其主要还是受到国内“党派和团体政治冲突的起伏”的影响：也就是说，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更多地取决于政客们围绕战争的争论，而非战争本身的走向。

2004年驻伊拉克美军士兵。图片来源：泰勒·希克斯/《纽约时报》

这不难理解。战争错综复杂，而且对美国人来说，几乎总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战争带来的牺牲，即便令人痛彻心扉，也往往因人而异。但民意的善变显然为历任总统——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关于战争的民意调查——提供了隐瞒或操纵信息的明显动机。

这一策略在美国战后霸权时期稳步推进。自二战以来，国会再未正式宣战。吸取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历任总统逐渐将战争的筹资方式从直接征收“战争税”转向借贷和印钞，这使得选民更难评估战争的成本。理查德·尼克松废除了征兵制，将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限制在一小部分人口中，而且这部分人口在人口统计学和文化上也越来越具有特殊性。

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借鉴了越南战争的经验，旨在重申国会在发动战争前公开辩论的权力。但除了乔治·W·布什（或许是个例外）之外，自罗纳德·里根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入侵或轰炸过他国。

康奈尔大学研究军事融资的教授莎拉·克雷普斯认为，这些创新逐渐削弱了民主理论中最著名的观点之一，即伊曼努尔·康德在其1795年发表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的观点。康德认为，民主国家在发动战争方面的行为与君主制和寡头制国家不同，也更加审慎。康德推断，民主国家的政府能够回应公民的需求，而公民也能够感受到战争的代价，因为他们承担了这些代价。但如果这些成本被隐瞒了呢？

从无人机袭击到TikTok斯巴达主义

如果最严重的代价根本不由他们承担呢？自从武装无人机出现以来，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紧迫。这些无人机能够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造成人员伤亡，改变了战争中基本的道德考量。一个国家如果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很少，那么这个国家对战争的思考也往往不够深入。“没有人员伤亡并非坏事，”克雷普斯说，“但它会让美国人不再认真思考他们如何使用资源。”

这一点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尤为明显。当时，奥巴马政府试图将反恐战争从布什时代的反叛乱行动转向一个更加模糊、以无人机为中心的反恐计划。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对布什时期侵犯公民自由行为日益担忧所导致的扭曲后果：用越来越自主的空中机器进行的幽灵般的暗杀取代了秘密监狱和关塔那摩拘留所，而这些暗杀的细节将远远超出总统支持者的视野和良知。

这架“死神”无人机在完成阿富汗上空的任务后降落，机组人员正将其卸下的炸弹搬离。图片来源：Rick Loomis/《洛杉矶时报》，经盖蒂图片社授权

许多支持者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妥协。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民调显示，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继续留在阿富汗，但他们也大多支持政府的无人机袭击——即便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说不出被袭击的目标国家的名称。

奥巴马时代那种乐于对道德和意识形态矛盾视而不见的“专业阶层自由主义”，正是亚历山大·卡普2025年著作《技术共和国》的主要批判对象。卡普是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利用奥巴马时代的阿富汗战争作为试验场，开发出如今提供给特朗普政府五角大楼的战场软件；其程序已被用于对伊朗进行空袭。

在《技术共和国》一书中，他描绘了一个即将到来、战争不再有始有终的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与难以捉摸、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术对抗。卡普认为，在这种新的现实下，对国家安全最有害的威胁之一是美国精英阶层与战场的疏离：硅谷的高管和程序员们愤怒地抗议军方使用他们开发的工具，而政治阶层“从未飞越半个地球去冒生命危险”。他主张回归冷战初期的价值观，那时科技、文化和国防目标一致，并建议恢复征兵制，认为美国“只有在每个人都分担风险与代价的情况下，才应打下一场战争”。

然而，如今我们正身处下一场战争之中，卡普的公民愿景与其产品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军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目前正在涌现的变革性技术，其目标在于降低战争的风险和成本，而不是尽可能广泛地分担风险和成本。在帕兰提尔公司协助伊朗进行的空袭中，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新的现实：人类的深思熟虑被视为战术上的累赘。这预示着一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战争（即便存在）也将具有截然不同且更为肤浅的意义——“参与”指的是数字受众分析意义上的参与，而非公民意义上的参与。

这种矛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好战姿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在TikTok上的“斯巴达式”政策印证了卡普的观点：白宫在伊朗问题上的内容毫不掩饰地宣扬美国在充满敌人的零和博弈世界中的硬实力。但这与其说是对科技化战争共和国的真正实践，不如说是对其的滑稽模仿。这些视频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才有可能发生：在这个国家，除了YouTube点击量之外，民众几乎无需其他任何要求；在这个国家，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所需的理性和道德力量早已消失殆尽。

这与其说是对颓废的否定，不如说是对其熟悉的颓废的另一种变种；它再次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的叙事脱离现实时，它是多么容易被扭曲。一旦公民与冲突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关于你是谁以及你在世界上做什么的故事。

作者： Charles Homans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4/magazine/iran-war-trump-drones-ai.html?smid=nytcore-ios-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