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侯李璮拥兵自重有自立之心，联络岳父王文统发动兵变但被镇压

李璮，字松寿，他是金元之际山东南部豪强军阀李全的养子。早在蒙古攻打金国之时，李全就趁势起兵，反金自雄，与杨妙真的红袄军合流，先降于南宋，后见蒙古军势大来攻，在青州城势穷力竭，再加上南宋杀死了其兄李福，儿子李通及妾刘氏，李全恼羞成怒，干脆降蒙。而蒙古此时还未在中原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遂招抚当地豪强进行委任治理，“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

于是，李全受封于山东、淮南行省，周旋于宋、蒙、金三方之间，至于对宋朝更是要挟无厌，“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果”，后又在绍定四年（1231年）发兵进攻南宋扬州，与宋军激战于扬州城外，被宋军击败，战死于新塘，在李全死后，他的妻子杨妙真接管李全旧部，随后李全之子李璮继承了益都行省之职，专制山东，“太宗三年，全攻宋扬州，败死，璮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也正是他发动了叛蒙归宋的兵变，而这场兵变也给元廷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拥兵自重，联宋叛蒙

• 心术不正，有自立之心

在李全攻打南宋阵亡之后，李璮袭其职为益都行省，所控制的区域逐渐扩大到山东半岛和淮河以北。自李璮专制山东之后，其本人并不想真心效忠“大蒙古国”，而是想当宋、蒙两国之间的第三方势力，一心想保全自己的势力，并趁着宋、蒙之争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他利用山东益都与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食邑的关系，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尔的女儿为妻，以姻亲关系“肱脾相依”。另一方面，他经常利用自己的控制区与南宋相临，制造南宋将要进攻“大蒙古国”的幻觉，向蒙古汗廷讨要各种好处，所谓“璮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至于为“大蒙古国”出战，那是根本指望不上，“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如宝祐五年（1257年），蒙哥汗下令攻宋，命其军从征，但李璮以“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兵非便”为由，加以婉拒，眼瞅着蒙哥不好糊弄，遂攻拔与其境相邻四城交差。

而在忽必烈即位之后，北上亲征阿里不哥，汉地诸万户出兵纷纷从征，但只有李璮“既不身先六军，又不遣一校以从”。在军事上，又挟宋自重，蓄意破坏忽必烈与宋的议和，私自与宋朝大搞边境摩擦，并以与宋有军事冲突为由，向元廷索取箭矢10万，扣留益都路盐课及官银，千方百计扩充其势力，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其人马已经高达5万余人。可以想知，忽必烈对李璮的违命不从，心中早已愤懑已久，只是自己的汗位未稳，忙于对付阿里不哥，所以一时之间并未发作。

• 忽必烈对东平严氏的压制，对李璮构成了心理暴击

当时的山东主要有三家汉军世侯，分别是李璮为代表的益都李氏，以严忠济为代表的东平严氏和以张荣为代表的济南张氏。张荣对汗廷的态度极其恭顺，忽必烈是很满意的。益都的地理位置特殊，李璮的兵力又十分强大，忽必烈决定暂时稳住。

忽必烈

只有东平严氏，东平路王府严忠济“怠于政事，贪佞抵隙而进”，其又隐约透着反骨，让忽必烈大为反感，“忠济早岁骄恣，朝廷恒虑其难制”，而东平严氏势力是三家最差的，俗话说柿子捡软的捏，忽必烈决定对严氏下手，罢免了心怀二心的严忠济，并罢免其东平万户的封号，以其弟严忠范为东平总管，忽必烈此举让李璮万分恐慌，产生了唇亡齿寒之感，想必此时其心中已经有铤而走险的想法。

在其正式兵变之前，部分大臣已经看出其有不臣之心。忽必烈南攻鄂州时，就认为李璮必然背叛，“李璮承国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诈，叛无日矣”。景定二年（1261年）元旦，济南路总管张宏秘密向忽必烈报告李璮准备谋反，忽必烈感觉到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但由于正与阿里不哥在北方作战，遂加封李璮为大都督，赐金银符，拨付盐课等试图稳住他。

反谋爆发

景定二年（1261年）冬，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忽必烈调集大量蒙古、汉军精锐北上加入作战，李璮认为兵变的时机已经到来。不久，他就利用私驿将自己的儿子李彦简从北京接到益都，谋反之策已经极其明显。并派人联络河北、山东各地区的将领，让他们及时起兵响应，并与他的谋臣岳父王文统联络，希望能助其一臂之力。

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李璮正式举兵反蒙，尽杀蒙古戍兵，并向宋朝纳款。宋廷在接到李璮求援报告后，由于李氏的政治声誉实在太差，宋朝对其态度完全是犹豫不决，“逆雏一再纳款，情伪难凭，不可苟目前之小安，贻他日之大患，切须审处”，最后南宋朝廷决议，只要李璮交出海、涟之地，就接受李璮的归附，“如能归涟、海之地始足取信”。而李璮也很快将涟、海三城交付给了南宋，换取了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军马、齐郡王的官爵。

李璮降宋，不少人对其持正面态度，但实际上他的战略目的很明显，他指望宋朝和其他在蒙古治下的汉世侯保全自己的势力，“明张溥史论，亟称李璮能盖前愆，跻之忠臣孝子之列。璮世受蒙古豢养，辜恩反噬，欲乘时徼利，自为帝王，非忠于赵氏者也。”他尤其寄希望于“大蒙古国”治下的汉世侯能响应其反蒙，但效果非常让人失望。除了张荣的儿子张帮直兄弟及姜郁等27人谋反（他一直对元廷将济南总管之职传给侄子张宏，而不传给自己十分不满），无一响应。其他汉世侯对忽必烈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他们基本相信元廷对中原的统治已经是大势所趋，对宋朝的正统观念也很淡薄，所以他们不仅没有拉李璮一把，反而帮助镇压了李璮这次兵变。

李璮

在李璮起兵后，打开益都府库，犒赏麾下将士，随后又迅速攻占济南，济南路总管张宏兵不足千人，张宏和其祖父张荣连忙北走告变。李璮之乱席卷山东。

忽必烈调兵讨伐

早在李璮将自己的儿子从京接出，忽必烈就察觉到李璮必反，于是乎从征讨阿里不哥的前线提前难返，与幕僚进行会议。忽必烈向姚枢询问李璮可能的进兵方向，姚枢以三策进之：“李璮谋叛，帝问：‘卿料何如？’对曰：‘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贼将安出？’对曰：‘出下策。’初，帝尝论天下人材，及王文统，枢曰：‘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统果因璮伏诛。”

事实上，正如姚枢所料，李璮的兵马只有5万余人，用这支军队奔袭燕京，太过冒险，即使可以搅乱天下，自己也将元气大伤。由于李璮及其父亲的政治信誉度比较差，南宋则不可能全力帮助，剩下能用的则是占领济南，就地防守，此即姚枢的下策。

接着忽必烈便开始命将镇压，此次征伐，忽必烈任命宗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和赵璧为山东行中书省事，宋子贞贼参议行中书省事，调遣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邢州、河南诸路兵向济南进军，诸王拜出、帖哥的蒙古军还有高丽军也加入了参与围攻的诸军行列。

诡异的是，在这场大规模征讨中，忽必烈竟然委任了3名统帅，除了宗王合必赤之外，还有中书省右丞相史天泽、平章政事赵璧。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接到了统率全军的命令。《元史》的史天泽传记谓：“俾诸将皆听节度。”赵璧接到的旨意是“蒙古汉军听其节制”。

忽必烈

忽必烈之所以做出一军三帅的委任，有着深刻的考量，征讨大军本来分为三部分：宗王之军、侍卫亲军、汉世侯军。合必赤、赵璧、史天泽分别是上述军队的代表。而又命史、赵二人对诏书秘不示人，既有维护合必赤最高统帅的位置，同时又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牵制的局面，一旦有人怀有贰心，其他二人就可以公开诏旨，接管指挥权。

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蒙古军队正式与李璮接战，侍卫亲军李伯祐、蒙古军都元帅阿剌罕等部与李璮接战于离济南五十里的老鸧口，但初战不利，“大军衂老鸧口”，蒙古军都元帅阿剌罕发动猛攻，才反败为胜，击退李璮。史枢、阿术又率兵于城外击败李璮军，“斩首四千”，万户韩世安又率兵击败李璮军于高苑，“获其权府傅珪”。

李璮在受到初步打击之后，被迫龟缩济南城，转为消极防守。四月，合必赤、史天泽、赵璧率大批蒙、汉军队到达济南，参议宋子贞在观察敌情和地形后，认为李璮兵马还是比较精猛，建议长期围困，达到粮尽自溃的目的，“宜急增筑外城，俾不得突走，则势日窘，粮尽援绝，不攻而自溃矣”。

这个计策被合必赤、史天泽等人采纳，在城外“环以深沟高垒”，做长期围困，将李璮守军长期围困。而李璮眼见被包围，也组织数次突围，五月，李璮以声东击西之计意图向城西的元军阵地突围，行军总管张弘范识破李璮的计策，连夜加宽壕沟，埋伏甲士以为备，突围的李璮军或陷入深壕，或死于埋伏。

七月，蒙古军西南木栅由于暴雨被毁坏，李璮命军偷袭。没想到意图被元军守将史枢预判，史枢命阵地点燃火炬备用，待李璮军至抛出，给李璮军带来大量杀伤，再加上弓弩齐发，李璮军只能退走，突围失败，“蹂躏死者不可胜计”。

李璮见突围不成，只能日夜拒守。为了让部下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李璮竟取城中女子赏给将士，以悦其心。由于济南被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粮食匮乏，又让士兵去百姓家就食，或者挖掘百姓家窖藏，最后发展到了“令以人为食”的程度。全军人心溃散，百十成群地缒城投降。

蒙古军见城内势蹙，加紧劝降，董文炳直抵城下，高呼：“反者璮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都帅缒城投降进一步瓦解了李璮军的军心。七月，李璮见大势已去，命部下自寻出路，先是五六百人出城投降，后有南门、东门五六千人出降。李璮亲手杀死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想投水自尽，但被元军俘虏，后被史天泽斩杀。

蒙古军在进入济南后，合必赤本想屠城，但被撒吉思、姜彧等人阻止，城中得以安堵如故。李璮所部守城兵2万余人，对元军啥伤较多，诸将愤恨已久，将李璮军分配给诸营秘密杀害。董文炳急忙阻止，才救下一部分降军。史天泽率军东行，益都开城投降，忽必烈命蒙古军士万人镇益都。至此，三齐之地全部平定。李璮之乱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方面对李璮的行动持观望态度，虽然加封李璮为齐郡王，但给予的支持却相当有限。南宋的扬州都统赵马儿曾经提兵支援李璮，但在登莱滞留数月而作罢。六月，宋廷因李璮被围，支银5万两，送往益都犒师，并派青阳梦炎率师增援，但“不俟解围，辄提援兵南归”。

宋军倒是乘蒙古军淮北军队北上之际，赢得了不少战果，相继攻占了亳、滕、徐、宿、邳、沧、滨等州，但元军在镇压李璮兵变后，立即腾出手来对宋军发动反攻，宋朝又陆续丢失了这些战果，战线重新回到原点。

李璮兵变的后果

在李璮兵变后，忽必烈立即取消了汉世侯的部分特权，解除了汉世侯的兵权，将兵权统归中央，消灭地方势力割据的威胁，巩固了这些地区的统治。

王文统

更重要的是，一直为忽必烈所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勾结李璮，知情不报，让忽必烈大为恼怒，“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他在审讯王文统时羞愤交加，有一种被负心的感觉，“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随即处死王文统。

王文统勾结李璮谋反一事，王文统最多只有知情不报之罪。但在忽必烈心理却埋下了一颗钉子，自此事后，汉族政治势力不再为忽必烈所信任，汉化进程至此中断，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用汉人行汉法，用儒重儒的政策，在用人上开始偏向于蒙古人、色目人，终元一朝始终如此，所谓“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止，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汉化”的中断不得不说副作用是很大的，也给元朝的短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