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过十年影视洪流，《蜂蜜的针》留下的幽默与残酷｜专访编剧李樯

界面新闻记者 |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05年，电影《孔雀》获得了柏林电影节评委会银熊奖，脱离了昏暗北漂生活的李樯，没有太多情绪，只留下一句，“我的喜悦在追求喜悦的路上蒸发了。”这句话冥冥之中成为了李樯编剧生涯的一个注脚。

2016年写成的剧本《蜂蜜的针》时隔十年终于登上银幕，李樯依旧难有喜悦，“就像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放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死活找不到了，忘记它在哪了，十年后，突然失而复得。”

3月28日，电影《蜂蜜的针》全国公映，这部汇集了袁泉、耿乐、宁静、俞飞鸿、齐溪、陈冲等一众实力派影星的作品，放到现在来看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论是阵容，还是故事。

十年时间里，银幕上从未出现过“支宁”这样的角色。某种意义上，她符合当下类型片语境中的“恶女”——不留情面地杀人，只为一种偏执的渴望，一种存在的证明。即便把这个角色放在李樯整个创作中来看，她也是另类的存在。李樯之前写过许多女性角色，她们普遍鲜活可爱，比如《孔雀》里的“姐姐”，《立春》里的“王彩玲”，《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的“姨妈”，但《蜂蜜的针》里的“支宁”从一开始就决意背离“普通”这个身份，选择用毁灭性的行为来对抗压抑孤独的生活。

李樯也从没见过这样的电影人物。当年，制片人、导演袁梅把《一个好女人》这本德国小说推荐给他，他被这个角色深深地迷住了，“她每天的生活逻辑、生活样态跟我们一模一样，却突然迈向了犯罪的深渊。”这种不寒而栗的惊悚，打破了李樯以往认知中，故事里的犯罪者总是穷凶极恶的“异常人物”，李樯意识到普通人的日常犯罪往往更加残酷，“犯罪离我们每个人都近在咫尺，如影相随。”

十年之后再来回看这个故事，李樯觉得它的准确性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偏移，“它挺自足的，它有自己的命运。”

01 支宁不是王彩玲

《蜂蜜的针》在支宁断断续续的自白中逐渐展开：她在农科院里当研究员，整日与植物、昆虫相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爱情。在外界眼中，她乏味、呆板、无趣，就连她自己也这么认为。这个角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樯的另一部代表作《立春》中的王彩玲——同样的相貌平平、不善社交、与爱情无缘。

但在李樯眼中，支宁与王彩玲完全不同，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人，“王彩玲是固守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一个人，她想去巴黎歌剧院，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歌剧演员，只是命运不成全。而支宁是一个在生活里有点随波逐流的人，生活不再让她产生激情，几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让她把自己的五感关闭了，她不再想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只不过偶然碰到了阚天天、寇逸，碰到了一系列人，激发了她的自我。”

“自我”是区别支宁和王彩玲的关键，也是理解支宁之后蜕变的入口。电影里几处细节讲述了支宁对人生的惘惑疏离：以自己的能力考上农业大学便觉得是最好的安排，顺水推舟般爱上了植物、昆虫；老板对她多了几分关心，她便觉得自己应该也是爱他的。

从始至终，支宁从未真正意义上正视过自己的感受与欲望，而长期缺失的爱意也在无形之中不断膨胀。直到老同学阚天天出现，让蝴蝶煽动起了翅膀。

在原著中，两个人其实早早就建立了“一般女友”的关系，后来自然而然重新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但李樯选择制造一场激烈的偶遇——阚天天在一次车祸时遇见了街边的支宁。这是李樯的有意安排，“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微小的东西也会带来一场风暴。偶然的擦肩而过，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命运的改变，像冲击波一样，把她身上的壳子给撞碎。”

张扬个性的阚天天激发了支宁对欲望的渴求，她将一次文学讲座上的主讲人寇逸视为自己爱情的目标，陷入盲目狂热的欲念追逐之中。她义无反顾替寇逸伪造杀妻证据，用一种同谋关系绑定彼此，并不断清除阻挡在他们关系之间的任何一个人。

在支宁误以为阚天天与寇逸有染的那晚，她在桥上默念：“这是命运中的恩宠时刻。”李樯说，这是一切情绪累积的临界点，“她特别想有自我，要与过去的生活割袍断义。”

“恩宠”两字为故事增添了一丝讽刺的意味，支宁想要找到自我的时刻，恰是起杀念的一瞬。“有人说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悲剧，我是同意的。生活可能就是庸碌无意义的，每个人都在寻找意义。意义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这一刻你是有自由意志的。你为你的命运、你的选择勇敢地承担结果，那你就变成了一个所谓自由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李樯说道。

在李樯看来，支宁看似在用命案来强行拉近她与寇逸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自我。严格意义上说，支宁并不爱男人。这是一个无关爱情的故事。

在李樯的作品里，爱情总会出现，但很多时候爱情并不是真正的主角。李樯并没有把爱情放置于高位，认真书写其中的迷离和缱绻，只不过爱情不可避免地在生命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

面对如今年轻观众对爱情题材作品的抗拒，李樯也表示理解，“爱情是美好的，但我也认为它在人生中并不占有多大比重。爱就爱，不爱拉倒，这更能表明现在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有自我的选择，这是个好事儿。爱情有那么多的耗损，何必非要爱，我觉得算是一种进步吧。”

02 制造黑色幽默

李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蜂蜜的针》的剧本。闭关写作的时候，他很少与外界交流，只会在一些“怀疑时刻”找朋友聊一聊，通过外界参考来校正自己的位置，但是在写《蜂蜜的针》的时候，李樯鲜少怀疑，“这个故事在我心里，我很清晰。”

清晰的故事同样有困难的关卡，李樯直言将一个1991年的德国小说改编成中国故事是他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有枪国家和无枪国家决定了犯罪手法的不同，而犯罪手法的不同影响着故事的犯罪逻辑，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改编得本土化，李樯需要把整个故事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全部推倒重来，“小说相当于一个花盆，我必须要在里面种植我要的植物。”

李樯注意到了观众对原著大幅改动的反馈。林林总总的评价中，有认可，也有反对，无论是什么李樯都接受，他认为一部好的电影就是要让观众参与分析，“不要傻乎乎地只是喂养观众，得让观众参与到分析人物的过程当中，哪怕观点不一样，挺好的。”

所有评价中唯一让李樯有些不认同的是，外界对于他台词风格的看法——不够生活化。“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它是寓言体，像一个暗黑的成人童话。台词怎么能说日常中的话呢？并且，我认为台词就不应该是完全口语化的，生活中说的话搬到银幕上有什么意思？经典的剧作法中有提到，生活中的话不叫台词，台词必须有心理动作，有潜台词，有非常复杂的动机。”在李樯看来，艺术世界的真实和生活中的真实是两码事，台词从来就不该是日常交流的口水对白。

《蜂蜜的针》里，台词短促且精炼，甚至李樯并不避讳使用可能稍显情感色彩浓烈的形容词，或者生命、爱情、死亡这些虚空的词，让台词语境跳脱出现实框架。比如，支宁站在窗外看着寇逸和孩子们吃火锅时，心中感念，“我突然对人类社会和人类产生无限的思念，而只有死亡会断了这种思念。”

为了避免台词堆叠在一起有冰冷的距离感，李樯会时不时放置一些难以察觉的黑色幽默，比如，支宁为了寇逸再次杀人，寇逸惊慌又疑惑，脱口而出“你心里究竟憋了什么主意，非要让我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冷冷的幽默在李樯之前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姨妈穿着红色毛衣游泳；《立春》里王彩玲穿着礼服跑去跳楼。只是，荒诞总会生出一丝阴郁与惆怅。李樯说，他看到有观众用“牙酸”这个词来形容《蜂蜜的针》里那些幽默背后的余味。

私下里，李樯也是个幽默的人，采访中他乐于通过反讽、揶揄的方式解构一些难以解决的、严肃正经的事情，他保持辛辣，也把这种辛辣放到故事中去，“我觉得幽默来自一个人的忧伤，幽默会成为他抵抗这个世界的一个润滑剂。幽默是一种保护色，是抵御别人，同时保护自己的大智慧。所以幽默的人都特别可爱，幽默的人是真正吃透人生的人。”

03 在困惑中观望

在等待《蜂蜜的针》上映的十年里，李樯在做什么？这是对话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自2014年的《黄金时代》之后，除了《蜂蜜的针》以及一部待公映的电影，便是担任编剧、制片人的网剧《外婆的新世界》了。

“我还是在做编剧，做我自己作品的监制，这样跟出资方、主创沟通起来方便一些。”李樯目前主要还是在写电影，只是写的同时，要分出一定的精力，不停地找资方、谈主创。

在这个过程中，李樯能感知到电影环境的变化——资金越来越难找，演员也越来越难敲定。在李樯记忆中，大家对电影是有理想精神的，但现在演员更看重的是这部戏对他们的价值，这种情况让李樯很多时候感到错愕。

各种交谈里，“数据”成为继“票房”之后李樯频繁听到的又一个词。各种数据反馈让李樯时常有些惘然，他能理解资方因为成本压力，而期待一个票房或者数据出色的作品，但是他恐惧的是电影类型的单一化以及观众的审美疲劳。“大家都希望有票房。但是你不能因为某种类型比较赚钱，就都奔向这个类型，这会导致电影的丰富性越来越弱。”

逐年走低的市场大盘，再加上观众开始“逃离”影院，让不少创作者陷入困惑。“写让观众喜欢的东西”变成了新的趋势，但李樯只觉得这好像在喊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观众好像什么都不喜欢了。”

短视频、短剧等内容产品的出现，会对电影会造成怎样具体的影响，李樯目前还不是很明晰，但是他能感知到电影市场所经历的一切，“一如当年有声电影对于无声电影的冲击”。在他看来，面对一个时代的变迁，一切定论都需要时间沉淀，现在太喧嚣了，而他也处于忐忑之中。

李樯偶尔也想过缘由，但更多时候得到的都是困惑，“我觉得可能也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事情，可能跟大家的生存压力有关系，大家不再寻求外部的慰藉了，生存是最重要的东西，其他东西就轻若鸿毛了。”

但对于李樯来说，电影还是举足轻重的。时代变化裹挟着他往前走，他接受如果有一天电影没了，这个行业真的没有剧本可以写了，也没人拍了，他就去拍短剧。但电影还有一天，他就还想再坚持一天，因为他熟悉电影，喜欢电影。

漫长的等待很容易消磨一个人的意志，钝化一个创作者感知生活的能力，以及浇灭一个编剧对于写作的热情，可李樯还在写，“我想写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更多时候，他在期待一个好的电影环境，“如果大家的需求都是功利性的，那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就很难找到出路。”

观望，是李樯如今的日常，“这是一个望洋兴叹的事情，”他深知很多事都是人力难以抵抗的，于是，他选择接受，放下情绪，埋头做事，继续去写，继续找投资，“悲观乐观都不解决问题，既然这样，我就别悲观了。”李樯发出一声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