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强：我学拜占廷史

南开百年，欲结《学人自述》。我经历虽曲折，学问却不大，滥盗虚名，自觉汗颜。权且谈谈我是如何治拜占廷学的，为学子参考，并忝列南开“名家”自述，以作纪念。

我学拜占廷史实属偶然。1978年初春，当我肩扛行李卷走进教务处第一个办理新生入校手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地球上还曾经有过一个拜占廷帝国。即便是在那些史学名家云集讲坛的本科四年学习期间，作为世界史专业的学生，我们选学的课程也不都是吴廷璆、黎国彬、杨生茂等著名教授的外国史，还慕名听了许多郑天挺、杨翼骧、王玉哲、魏宏运等中国史教授的课程，因此我到毕业时对拜占廷史还不甚了了。1982年初，作为当时历史系唯一留系任教的本科毕业生，在前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于可先生的大力举荐下，我参加了教育部委托东北师大郭守田、朱寰等先生主持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班”的学习。在一年的进修学习中，我对拜占廷史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国关于拜占廷学的研究和世界史的其他分支研究方向一样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苏联学术界对拜占廷史研究的成果陆续被引入，列夫臣柯的简明拜占廷史书和苏联科学院多卷本世界史一起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教学中，拜占廷史几乎没有什么地位。所以，我那时的拜占廷史知识就是教材水平。

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已经初见成效，社会科学春天的到来为我国拜占廷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了弥补诸多学科的空白，我国政府派出大批留学人员，有针对性地进修学习。我有幸成为候选人，被派往希腊学习拜占廷史。于可先生帮助我克服了最初的犹豫心情。曾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考察团成员到希腊考察过的杨生茂先生和当时在雅典学习的王敦书先生，都建议我去文科较好的亚里士多德大学。于是我就带着黎国彬、杨生茂两位先生的亲笔推荐信前往学习。临行前，吴廷璆先生一再嘱咐“一定要学好希腊语”。如今看来，这些先生的指引对于我后来走上专攻拜占廷史的道路都极为重要。

1986年《世界历史》刊登了我和同时在希腊学习的徐家玲老师的文章，题为《应当重视拜占廷史的研究》,我们提出：“拜占廷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孤立地描述这个古代强国兴衰的历史，而是一部横向的关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不研究这一时期拜占廷的诸种矛盾及其斗争，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世纪欧洲、西亚的历史发展。我们研究基督教史，研究阿拉伯、俄罗斯、巴尔干各斯拉夫国家，以及匈奴、蒙古、土耳其和北非的历史，都要涉及拜占廷历史，有的则要以此为开端。”当时，我们的导师是前国际拜占廷学研究会秘书长、亚里士多德大学终身教授卡拉扬诺布鲁斯先生，他对我们两位从远方中国来希腊学习拜占廷史的学生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使我们很快从语言和专业学习中找到了乐趣，并渐渐为神秘的拜占廷历史和文化所吸引。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感而发的，其中提出的发展我国拜占廷学的建议和设想后来得到逐步落实。南开大学在发展我国拜占廷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创造了该研究方向发展的自由宽松的环境。

1990年，当我应卡拉扬诺布鲁斯先生的邀请，准备再度前往希腊攻读博士学位时，南开大学及历史系领导在当时那种十分特殊的环境中大力支持我出国深造，特别是教研室的李景云先生承担了全部世界中古史的教学工作，支持我在希腊一学数年。当时负责历史系工作的王敦书先生和教研室主任于可先生始终关心指导我的学习，我在国外苦读期间他们一直和我通信联系，帮助我解决了诸多困难。按照希腊法律法规的要求，我要使用希腊语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这对我的压力极大，几年的学习过程也相当艰苦。但是苦中有乐，因为随着学习的深入，一系列关于拜占廷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激发了我探寻答案的欲望，特别是一些反复求索而不得其解的关键问题促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完成博士学位回国后，陈振江、朱凤瀚两任系主任，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各强势二级学科大发展的同时，不因其小而不为，大力支持我从头做起，进行拜占廷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这些基础工作首先从教学开始，即将拜占廷历史与文化课程纳入教学体系。我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同人先后在各高校开设拜占廷历史与文化课程。南开大学各级组织更支持我逐步完善从本科到博士不同层次学生的培养计划，在全国率先设立了拜占廷史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使我能够将所学用于实践，为本科、硕士和博士开设拜占廷历史和文化课程，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培养出我国拜占廷史研究的第一批后备力量。

宽松和谐的环境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我正是在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气氛中，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工作的。那时，国内专门致力于拜占廷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不多，我们就联络各地世界中古史的同行，在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刘明翰理事长的支持下，于1995年在长沙筹建我国东欧拜占廷研究会，积极完善组织机构，协调全国有关学者合作联合攻关。事实上，建立这个松散的民间学术机构是为了加强与国际同行的联系，因为国际拜占廷学研究会只接收国家会员。当时，我们通过我的导师卡拉扬诺布鲁斯先生，与国际拜占廷学研究会多次联系，正式提出申请。卡拉扬诺布鲁斯先生在莫斯科年会上向大会作了介绍。1997年，继任国际拜占廷学研究会秘书长的伊格诺米基斯教授正式通知我们，我国获准成为该国际学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相关决定和材料在学会网站上公布。后来，正在英国进行合作研究的徐家玲老师还代表我国参加了巴黎年会。2004年3月，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俱乐部与哈佛大学的拜占廷学同行共进午餐时，80多岁的著名拜占廷学者伊文科教授还饶有兴趣地谈起，当他们在莫斯科会议上听说中国有许多人在搞拜占廷史研究时都感到吃惊。为了聚拢国内拜占廷学研究力量，进一步促进我国拜占廷学的发展并加强对外交流，南开大学大力支持我们建立了“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在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和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中心通过实施项目，对我国现存有关拜占廷历史文化图书资料进行了彻底调查，建立起拜占廷学研究资料中心，汇集了包括《从前荷马到后拜占廷希腊原始文献数据库》在内的图书资料，成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最为集中的中心。同时，它是我国拜占廷学研究会与国际拜占廷学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窗口，是以正常渠道随时跟踪国际拜占廷学发展新动向的观察站。到中国访问的国际拜占廷学研究会和欧美最重要拜占廷研究机构的学者，一般都要来此交流。南开大学已经成为我国拜占廷学者与世界对话的学术站点。

拜占廷历史和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恰似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山，隐藏在飘渺的历史云雾中。我和国内同行积极开展重点课题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的领域一再拓宽，在拜占廷历史和文化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等学术刊物上。这些成果虽然还显得粗浅，但是很快就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并初步改变了我国在拜占廷研究领域无书可读的状况，大体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例如，《拜占廷帝国史》(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拜占廷通史，或可作为初学者的教材。还有一些专著也可以补充一般读者和大学低年级同学的参考辅助读物，例如《君士坦丁堡陷落记》(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1998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特殊的拜占廷文明》(199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拜占廷学研究》(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拜占廷文明探秘》(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走进拜占廷文明》(2001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等。南开大学校、系组织领导在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培养体系的完善方面，特别是对我本人教学科研的大力支持是我在拜占廷研究领域取得一些进步的关键，因而也使我校成为我国拜占廷学发展的重镇。而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同人的支持与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在资金、资料和人员上的慷慨援助对我是极大的帮助。

搞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良好的环境，而且需要个人喜好并努力钻研。有人戏称，搞历史就是聪明人作傻学问。我理解所谓“傻”就是指能坐得住，能耐得寂寞，能在变化多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的诱惑下，不为所动，持之以恒专注学术。我本人惰性很强，毕业20余年，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社会巨变的阶段，有很多机会能转去其他行当或单位。但我喜欢南开大学宽松自由的学术空气和生活方式，喜欢和学生们探讨问题。特别是走上拜占廷研究这条路后，我发现有许许多多问题值得去探讨，不仅是要回答学生的提问，也是在解释自己内心的疑惑。例如，我在学习拜占廷史过程中一直对其起起伏伏的发展感到不解，以前的一些解释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总感到有些东西没有说透。后来，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和整体考察拜占廷全部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进行分析，发现拜占廷军区制是拜占廷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动荡，逐渐确定下来的一种适应拜占廷社会生存的制度，它的确立和推广使拜占廷帝国免遭西罗马帝国那样的灭顶之灾，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强盛，而后又由于这个制度的瓦解造成一度强大的拜占廷帝国的衰亡。可以说，军区制是打开拜占廷帝国从乱到治、由强变弱、终致灭亡之谜的一把钥匙。我自己感到这个观点能够站得住脚，也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认可。我的那篇论文还因此获得1995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论文评选活动唯一的一等奖。能够从探讨中解决一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我就是在对一个个问题的探讨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并将它们拿来与同学和同行分享，不知不觉中过了这么多年，也是在不知不觉中为我国拜占廷学的发展尽了些许绵薄之力。后来，我多次出国，去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雅典大学、希腊科学院、赫尔辛基大学作主题合作研究和讲学，又把我的学习乐趣和心得与国际同行分享，确是其乐融融。

我前面说“拜占廷历史和文化真是博大精深”,的确如此，我们现在所取得的这些进展只是一些初步的基础性的建设工作。虽然在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各方强力支持下，在我国拜占廷学者的努力下，我国拜占廷学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拓展，研究方法更加丰富，研究手段更加现代化，并开始与国际拜占廷学术界进行密切学术联系；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国拜占廷学发展起步晚，目前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专门从事拜占廷学研究的学者太少，“孤学无友”,难以形成学术争鸣的局面，这对拜占廷学发展显然不利。其次，拜占廷学资料的引进尚难形成系统，比较分散，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目前缺乏图书资源共享的体制，例如许多拜占廷学名著在全国各地重复购置，而重要的拜占廷史原始资料却无钱补充。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用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限资金的浪费，而且使相关研究工作资料短缺的困难更加突出。再者，我国拜占廷学研究还亟待整体规划，在注重短期课题研究的同时，应注意对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期计划，无论在后备人才的培养上，还是在基本资料建设和研究重心确立等问题上应提出可操作的规划，将全国拜占廷学研究力量通过研究管理机制改革协调起来，以项目促进联合攻关，为我国拜占廷学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后，我国拜占廷学研究还应注意理论创新，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挥我国学者的聪明才智，在研究的角度、选题、方法等方面开创有东方特点的研究道路，特别是对目前国际拜占廷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拜占廷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虽属“显学”,但在我国仍属落后学科，改变这一局面有赖于我国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像南开大学这样的治学环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学拜占廷史刚刚开始，还要继续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