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13年未平反，十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永记

一辆灵车，从郑州开往兰考，走了整整五个小时。路两边跪满了人，老人、孩子、农民、工人，没有横幅，没有组织，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发钱。

有人烧黄纸，有人磕头，有人哭到站不住，只能扶着旁边的人缓一缓。这个死去的老人，档案里压着一份"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判决，从未平反，至死是"罪人"。

1927年，张钦礼出生在河南兰考县南彰镇张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45年，18岁，参加革命。22岁，当上了考城县县长。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他继续当兰考县长。

按这条线走下去，他的仕途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顺。

但他有一个毛病——他说话太直。

1957年反右期间，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又捏造罪名把他关进监狱。

第一次，他说话，被降级了。

1958年秋，更大的风暴来了。大跃进盛行，全国各省争相汇报粮食产量，亩产万斤的数字满天飞。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带头搞浮夸，风气压下来，整个河南没几个人敢说真话。张钦礼偏偏在省级秋粮征购大会上站起来，直接点名批评吴芝圃，说他带头造假，掠夺农民。

这句话说完，他当场被取消参会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批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农村劳动改造。

第二次，他说话，被撤职了。

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他住在草庵里，到农民家里蹭饭。1959年、1960年，村里开始断粮，有人偷偷逃荒讨饭，有人开始饿死。张钦礼在草庵里想了很久，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危险的决定——他要进京，去找周恩来总理。

1960年10月，他先写信，内容大意是：河南省委堵塞言路，许多好干部被打倒，群众开始饿死，信阳饿死的人尤其多，请总理出手。信写好之后，他不敢邮寄，怕被截下来。他坐火车去了北京。

经过一番周折，1960年12月9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后来说他是全国2000多个县中第一个当面向总理反映真实情况的县级领导干部。

这句话，意味着那时候所有其他县的领导——都没说实话。

中央随后派刘建勋接替吴芝圃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冬，刘建勋正式为张钦礼平反，恢复职务。补发了三年工资，共1246元，全部被张钦礼捐给了兰考县救灾办公室。他对妻子说，群众比咱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那一年，他妻子每月工资才40多元，还要养活五个孩子。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任副书记。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焦裕禄看了看这个已经被整过一轮、又重新站起来的副手，安排他主抓"除三害"——就是治风沙、治内涝、治盐碱。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张钦礼负责统筹。

那时候的兰考，一场春风就能把门缝堵死，出门就一脸黄沙；盐碱地白花花一片，插进去的庄稼苗，活不到第二天；内涝一来，庄稼连苗都见不到。粮食亩产几十斤，几百年来兰考人一到荒年就出去逃荒讨饭。

两个人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查风口在哪里，水往哪边流，哪片地碱最重，哪块沙最难压。冬天查、夏天查，一边查一边画图、做记录。县委常委会的同事提出要给领导班子建几间新房，两个人当场拒绝——群众连饭都吃不饱，领导先盖新房？不行。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张钦礼在追悼会之后，接过了县委主持工作的担子。

焦裕禄走了，三害治理还剩一半没做完。

张钦礼继续干。1964年8月，河南全省沙区造林会议在豫东民权县召开，他代表兰考作典型发言，除了汇报造林成绩，还流着眼泪讲了焦裕禄的事迹。主持会议的副省长听完，当场提出要学习焦裕禄。会议结束后，省委随即作出决定，全省向焦裕禄学习。

1965年底，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来兰考采访。

他们本来打算写整个豫东灾区，是张钦礼拉着他们，从下午7点谈到后半夜，把焦裕禄的所有故事一件件说出来。穆青当场流了眼泪，说自己工作28年没有哭过，这一次哭了。他们最后决定，专门写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那篇震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里，张钦礼被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这几个字，后来成了他的灾难。

一个人干了好事，不一定有好下场。这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之一。

原本针对张钦礼的批斗迅速升级。他被拖出来开会批斗，被拳打脚踢，耳朵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被两手反绑从卡车上直接推下来，摔得满身是血。他在监狱里关了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来是兰考一个农民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喊冤，惊动了周恩来，张钦礼才被救出来。

这是他第一次被关押。

1967年，他从北京回到兰考，担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被秦一飞、周化民关进监狱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全部放出来，恢复4000名党员的党籍，重新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继续推进治理三害的工作。

他带领群众利用黄河水淤灌了22万亩盐碱地，把白花花的碱土变成能种粮食的良田。这些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之一——"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

1971年初，省委副书记王新打来电话，说张钦礼在兰考搞"生产党"，随即被撤职，被送到信阳大别山古庙里软禁，整整关了五百四十多天。这是第二次被关押。

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事，王新很快被捕，张钦礼才再次获救，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但好景不长。

1977年11月，河南省委免去了他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78年2月，省委决定批判张钦礼。同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治黄淤灌水利工地上被逮捕。这是第三次被关押。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登出一条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罪名有四条：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反党乱军、残酷迫害革命干部、擅自扒堤决口破坏生产。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钦礼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一个服了十三年刑的人，用一个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被释放了。

因为张钦礼一案株连的人极广：4000余人受到清查，120人被判刑，其余或开除党籍，或开除公职。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干部，命运更惨——赵新贞被判刑十年，在狱中得了水肿病，第十年才出来，出来就死了；双杨树支部书记王发祥因"罪证不足"无法宣判，在隔离室审查十年，第十年死在隔离室里；赵垛楼支部书记李运祥判刑六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死亡；韩村支部书记杨素兰闻讯逃跑，在外流浪四年。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最坚定地支持改变兰考的那批人。

1990年5月，张钦礼刑满出狱，实际关押约十一年。

他已经六十多岁，头发全白，背也驼了，家人在门口接他，差点没认出来。这时候，妻子刘秀芝每年除夕仍会从兰考赶到监狱，带着白面和肉馅，看着他吃完她包的饺子再走——这件事，她坚持了整整十一年。

出狱之后，张钦礼没有换城市躲清静，直接回了兰考，住进旧房子里。

日子过得很简单。有人来看他，他就一起吃饭；听说哪个村修路缺钱，他把退休金拿出来；听说哪家孩子上不起学，他托人找路子。对于"判刑十三年"这件事，他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自己没干坏事，这段经历就挂在那里，该干的活之前已经干了，后面能帮的也继续帮。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在郑州病逝，享年77岁。

消息传到兰考，最先变化的不是哪个部门的公告栏，而是村子里的口口相传。消息像水一样漫开，几个小时之内，路边就站满了人。

出殡那天，灵车从郑州出发，往兰考方向开。路两边的人，不是统一着装的队伍，不是拉横幅喊口号的人群，就是穿着平时衣服的普通人——老人拄着拐杖，妇女抱着孩子，年轻人还穿着工作服，有骑自行车赶来的，有从地里收了工直接走过来的，有头天晚上就在路边等着的。

灵车到了眼前，有人喊了一声"跪吧"。扑通一声，几百人齐刷刷跪下去了。

原来估计30分钟走完的兰考县城街道，走了整整四个多小时。

下葬时，组织方担心出事，提前改了时间，秘而不宣。但还是挡不住——光是兰考县城就聚了十万人，加上从全县农村赶来的，保守估计超过十五万人。张钦礼的老家是一个不到一千人的村子。组织方做了一个决定：提前改葬，为的是不踩坏庄稼，不把人踩伤。

那时候是五月下旬，麦子快熟了，他们不想让老百姓的地遭殃。

葬礼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人们开始自发给他立碑。有人挑着水泥来，有人抬来石板刨平打磨，有人用厚木板刻字，风干了就往墓前插。字不一样，材料不一样，高矮不一样，但写的内容差不多：好干部、清官、百姓记着你。谁家出了力，就刻谁家的名字；出不起钱的，找块能刻字的材料，先立起来再说。

几个月下来，墓前前前后后立了一百多块碑，有高有矮，有新有旧，密密麻麻。

这是他们自己给他写的评价，不在档案里，刻在石头上。

在张钦礼生前，焦裕禄早已成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写进教科书，建进纪念馆，年年有人参观、瞻仰。而那个把焦裕禄的事迹介绍给记者、一字一泪讲出来的人，是张钦礼。如果没有他那个下午拉着穆青谈到后半夜，焦裕禄的故事未必能在那个时间点传遍全国。

但焦裕禄被载入史册，张钦礼进了监狱。

一个事实在前，另一个事实在后，两件事同时存在，却从未被官方正面对视过。

1979年，张钦礼被定罪时，有一条罪名是"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全国人民"。换句话说，在那份判决里，焦裕禄的事迹被认为是张钦礼"编造"的。

而焦裕禄纪念馆，至今还开着。张钦礼的案子，至今未平反。

档案里的结论是一个方向，十万人的膝盖是另一个方向。

兰考那一百多块碑，还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