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卖江姐的中共叛徒，遭国民党处决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1950年12月，一个寒意直逼骨髓的清晨，重庆白公馆旧址的清扫队在废弃牢房里发现半截木板，上面用血写着六个字：“共产党万岁”。落款“涂孝文”三个小字已被弹洞擦去半边。很多人当场愣住——这不是那个害死江竹筠的叛徒吗？一块血板把人们带回战火未熄的两年前。

涂孝文1916年生于四川广安，少年读私塾，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41年，他在延安入党；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带回两样东西：一本《论联合政府》、一腔热血。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回四川，主抓下川东党组织。山高林密、江河纵横，给了游击队转进的空间，也给了敌特可乘之机。

1947年春，川东游击武装被当地土话称作“老杜队”，日夜穿梭在长江南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长徐远举却不时咬牙：“抓不到那个‘老杜’，我吃不下饭”。同年冬，川东临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城区被捕。审讯室里，白炽灯晃眼，徐远举低吼：“名单，快交！”冉益智心神俱裂，当夜写下一页又一页笔录。一条线索，把徐远举的目光对准了涂孝文。

1948年7月6日，涂孝文在万县郊外被捕，仅三天便在老虎凳上交代二十余名同志。最要命的名字，正是重庆市委的交通联络员江竹筠。涂孝文落笔时，嘴角还残留血丝，他不知道这一笔意味着多少同志将血溅长空。

当时江竹筠隐蔽在万县小学，白天教课，夜里抄写传单。8月2日午后，她趁午休想去递送情报，刚出校门，身后传来熟悉声音：“江姐，等等！”回头一看，是冉益智。此人竟在大街上直呼组织代号“老三”，江竹筠心头一沉，转身欲走，两名特务扑上来，铁链锁喀嚓落下，暗线就此断裂。

当天傍晚，万县城区一片哗然。十几辆大卡车冲进小巷，名单上一人不漏。重庆、万县两地党组织损失惨重，下川东地委几乎被连根拔起。后来的统计显示，这份口供导致二百余名地下党员落网，枪口所指，正是那支“老杜队”的骨干。

9月，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在狱中遭拷。特务将双腿跛折，再拖她与涂孝文对质。木门吱呀开合，李青林抬头，满脸血污却冷冷一句：“他对我求爱未遂，便诬陷报复。”话音平静，却像尖刃。涂孝文低下头，耳根阵阵灼烫。李青林被带走时回眸，目光如炬。那一刻，涂孝文第一次感觉背脊发凉。

羞愧袭来，他开始拖延口供，借口伤势拒签新材料。徐远举得知后，怒不可遏，将他转押白公馆，以“稳控观察”为名，实则弃之不用。白公馆里的老同志看出他心绪翻涌，悉心劝说：“人活一世，总要留点干净给自己。”囚室幽暗，夜雨敲瓦，涂孝文常独坐墙角，双手抱膝，喃喃自语无人能懂。

1949年夏，第二野战军千里入川。蒋介石急电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如重庆不保，即刻炸毁设施，处决要犯。9月初，重庆、歌乐山清剿计划加速。徐远举抓起一张“名单九号”，排在第七位的正是涂孝文。理由写得简短：“叛徒，现已失去利用价值”。

10月14日黎明，松林坡枪声零落。十几名被绑的囚犯步出牢门，山风扑面。同行者中，有坚持到底的老地下党员，也有像涂孝文这样半途回头的人。短暂停顿后，一串高喊划破浓雾：“共产党万岁！”声音沙哑，却格外突兀。守卫一愣，随即子弹出膛。涂孝文颓然倒地，血溅在褪色的号衣上。

有人说他是背叛者，也有人称他是悔悟后的烈士。事实是，他曾亲手递上同伴名单，又的确在枪口下喊出那句誓言。官方烈士名录里没有他的名字，但在白公馆的墙面上，那抹暗褐色文字始终无法抹尽。

江竹筠牺牲前写信给组织：“愿以我血荐轩辕。”涂孝文没有机会留下只言片语。假如历史是一条江河，有人溺毙，有人激流勇进，他则像在激流中惊慌失手的摆渡人，回头太晚，舟已覆，水已淹。后来者若再走进白公馆，那块木板仍旧斜靠在墙角，提醒世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迟疑的代价往往最为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