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6年2月9日凌晨三点，郑州火车南站的信号灯忽闪忽明。一列挂着黑纱的专用车厢停稳，夜班调度员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焦裕禄的棺木就装在那节车皮里。谁也没想到，一位县委书记的遗体运输，会惊动半个省城。铁路工人小刘事后回忆：“那晚风特别冷，可月台上跪着的群众一直没退，连火车进站的汽笛都被哭声给盖住了。”
列车缓缓驶向兰考时，沿途车站集体熄灯，只留下白布挽联在夜里飘。天刚蒙蒙亮，兰考县城已空无一人，十几万乡亲全堵在站前广场。车门一开，哭声像潮水涌来。有人往前扑，有人干脆卧倒在轨道旁，生怕灵车走得太快。护送干部不停劝阻，可队伍就是不散——那情形，比春节火车售票窗口还挤。
当年的兰考，风沙、盐碱、内涝一齐压在百姓头顶。1962年冬，焦裕禄到任第一周，就踏遍南王庄、东庄坡等重灾区。县里干部喊苦，他却说“兰考能练胆”。有人问凭啥这么拚，焦裕禄笑了句：“我当过矿工，胳膊腿都是挖煤练出来的，顶得住。”他把县委会搬到黄沙最重的堤顶，夜里批文件，白天带头栽泡桐、修排碱渠。雨大时，他站在齐腰深的洪水里画简易流向图；天寒时，他把冻硬的地皮撬开测试含盐量。三害没有被他吓倒，反而被他摸清了脾气。
然而肝癌比风沙更无情。1964年5月14日凌晨，焦裕禄在郑州病房里挣扎着起身，他要给兰考写最后一份工作要点。护士劝他躺回去，他摆摆手：“趁脑子还清楚，再补几句，把泡桐苗的账交代明白。”三天后，他走了，年仅42岁。遗体停放时，守灵的同事发现他袖口里还塞着半截竹筷——疼得发狠时，就用竹筷顶肋骨止痛。
出殡那天，按照省里惯例安葬在郑州南郊公墓。可没多久，兰考群众联合写了六百多份请愿签名，最直接的一封信只有一句话：“书记在郑州睡得不踏实，沙子挠不着他。”1966年初，省委同意迁回。消息传到兰考，人们扔下饭碗冲出家门，“焦书记要回来”像炸雷一样传遍每条胡同。
灵车出站后，本该三公里十分钟，结果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棺木抬到墓穴旁，又有十来位乡亲突然跳下去挡住，哭喊“缓一缓，再看一眼”。指挥员急得直冒汗，喇叭喊哑也无济于事。就在僵持最紧的时候，徐俊雅猛然扑上前，额头撞在棺盖上发出重响。她双手抱棺，呜咽一句：“裕禄，你还欠孩子们一声告别！”这一幕让围观的人号啕成片，随即自发排成两道人墙，给送葬队伍让路。
焦裕禄与徐俊雅在1950年成婚，婚后生了六个孩子。别看徐俊雅出身书香，可日子过得极苦：一人种菜、挑水、缝补，还得把丈夫的袜底一遍遍翻面再织。晚饭后，她常把焦裕禄的旧棉袄塞进被褥里焐热，再让他披上去夜巡；难得清闲，两口子拉二胡、唱小调，孩子们围一圈拍手，小院里满是笑声。可自从查出肝癌，笑声戛然而止。焦裕禄弥留时，叮嘱妻子“别给组织添负担”，徐俊雅只是点头，泪水落在被单上。
迁葬结束不到一个月，13岁的三女儿焦守云被通知进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15日上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前同观礼群众握手，周围喊声震耳。王光美拉过小姑娘介绍：“主席，这是焦裕禄的孩子。”毛主席轻轻握住她的手，问了一句“兰考的庄稼今年好不好？”焦守云答“泡桐根扎下去了，沙不刮了。”主席点点头，把她领到观礼台前排。
至于家庭生活，徐俊雅遵照遗愿，从未写过一封求助信。她一月工资五十多块，加上抚恤金十三块，硬是拉扯大六个孩子。后来，长子焦跃进当了杞县县长，把“大蒜兴县”做得有声有色；焦守云、焦国庆、焦守军三人先后应征入伍；最小的焦保钢扎根公安系统。兄妹间流传一句话：“别拿父亲当通行证。”
焦裕禄长眠在黄河古道边，坟前那排泡桐一年比一年高。每逢春天，粉白花瓣落在墓碑上，巡林的老人会低声说上一句：“书记，这林子又添新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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