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校开会时中途离开，却待门口不走，毛主席：你叫什么名字

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怀仁堂灯光明亮，授衔典礼正在进行。会场安静得能听见军靴碰地的细碎声，一位大校肩章熠熠生辉，他就是张力雄。领袖在人群中扫视片刻，低声提醒身旁工作人员：“才溪来的张力雄同志到了吗？”这句话让不少人想起二十一年前瑞金门口那幕插曲。

时间回拨到1913年夏末，福建上杭才溪乡稻田泛绿。农家少年张力雄跟着父亲下田，脚板被稻茬割得生疼，也没舍得停。穷苦日子磨炼了韧劲，给他日后跋山涉水的底色。

1929年秋，十六岁的他听到邻村有人参加共青团，心里像被火点着。当年冬天，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下入团申请；两年后，又在夜色里按下鲜红指印，成为共产党人。

1932年春，中共中央号召扩红。才溪街头贴出的红纸标语不过数行字，却让张力雄热血沸腾。报名那天，他是全乡第一个站到桌前的年轻人。乡亲们望着这个黑瘦小伙子，谁也没想到这一步会把他带到半个中国的战火前线。

同年，他奔赴瑞金红军学校。日间学战术，夜里背“六大纪律”，空闲就抄写毛泽东的通电。结业时，被分到红三十四师任政治指导员。营长亲手递来一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左轮：“好好用它，多替牺牲的兄弟出口气。”枪身冰凉，他的手却发烫。

1934年2月，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这是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前最后一次大规模聚会。张力雄奉命代表三十四师参会，整整七天奔袭，风尘仆仆赶到会场。人太多，他被安排在后排，视线被一双双帽檐挡住，只能听见前方雄浑的声线。

会近尾声，他心急如焚：难得相见，不能错过。趁主席台还在发言，他轻轻退出座位，守在门口。散会铃一响，人群涌出，他快步上前，立正敬礼。

“叫什么？”领袖微笑发问。

“张力雄！”

“哪部队？”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领袖顿了顿，“才溪人？——模范乡啊！”寥寥数语，仿佛夏雷击中少年胸膛。从此，“争做模范”成了他的座右铭。

同年10月，“铁桶”封锁圈合拢，第五次反“围剿”受挫，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张力雄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委，雪山、草地、腊子口，处处可见他压着最后一批伤员行进的背影。

1936年底，他随西路军西征。元旦刚过，五军横刀夺下甘肃高台。城头红旗刚飘起，马步芳、马鸿逵数万兵马便合围而来。城内无电台，外界失联，只能死守。

子弹不够，用石块；炮火不断，战士们把门板锯成盾。敌人一次次冲梯而上，又被滚木火油逼退。1月下旬，张力雄左腿被弹片削开，血直涌。他被抬到卫生所，外边枪声炸响，警卫员探查后再没回来。

“马匪进城了，快躲！”一位老农把他拉进自家夹墙。三天麦糊粥，三夜冰炭心。第四晚，老农用粪车把他藏在草堆下，趁月色送出城门。守兵嫌味大，草草放行。

寒风里，他拖着伤腿往西走，雪粒子打脸生疼。路遇一对父子，得知他是红军后，二话不说领他进屋，又陪着翻山越沟，把他送到倪家营子西路军驻地。徐向前握住他的手，话不多，却分量千钧：“回来就好。”这句话，张力雄记了一辈子。

高台血战，红五军几乎全部壮烈。董振堂、杨克明等先后捐躯，数千英灵长眠黄沙。张力雄侥幸逃生，却把这场战斗当作一生不能触碰的伤口，常说“高台，血染的城墙”。

此后，他转战陕北、太行、冀鲁豫；到抗战年代，带队夜袭日军据点；解放战争里，又指挥攻克贵阳外围高地。新中国成立那年，他才三十六岁，却已浑身伤痕。

授衔大典后，他留任云南、贵州、江西等地部队。1975年，中央军委讨论干部任免，毛主席在文件上批了六个字：“张力雄调江西。”当年那个会场门口被亲切询问姓名的小战士，如今成了江西省军区政委。

1984年，他给甘肃高台县寄去一封长信，只为寻找那位粪车救命人。信访办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柴维仁老人。可惜天不作美，次年老人离世，未能与救命恩人再聚。张力雄得知噩耗，只默然站立良久。

2011年，张力雄的子女将父亲的亲笔题词送到张掖西路军纪念馆——“高台英烈气壮千秋，不朽精神激励后人”。题词字迹遒劲，却看得出岁月留下的颤抖。

张力雄已在2015年离开人世。留下的，是一把满是磕痕的旧左轮、一封斑驳的寻人信、还有那句简短的问答——“叫什么？——张力雄。”名字虽普通，却早已写进共和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