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旧版书

我初次见识新文学旧版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给中文系学生讲现代文学史课，参与编写相关教材，我不断“深入”图书馆，在图书馆角角落落寻找我需要的新文学原版书和原始期刊。可惜这类资料不多，仅找到了数十册旧版书，但这已让我大有收获，知道了这些旧版书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版书无法取代的。比如这些旧书中有郭沫若第一本个人诗集《女神》，是繁体竖排本，版权页显示的出版信息包括“创造社丛书第一种，泰东图书局，1921年8月5日发行，1924年4月20日五版，实价五角五分”这些。而看内容就发现它与1977年第10次印刷本有很多不同，后来知道在《女神》出版前后，作者对某些诗作都有过修改。如果讲课或编教材仅依据后来的新版本，那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很容易被带偏。这是我从旧版书得到的启示之一。

不同版本间隔时间越长，其各自包含信息的差异越大，不仅体现在作者对作品文本的修改上，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版式、封面与插图、字体、纸张、出版机构和发行人、出版背景等，书的整体气息也会有所不同。

后来，学校图书馆从原来的教学楼搬入新建的图书馆大楼，扩容、大量购买新书的同时，把我用过的那几十册新文学旧版书和更多的旧书下架注销了。有位同事知道我喜欢旧书，就把那些新文学旧版书代我捡了出来，于是这批被处理的旧书转归我收藏。也好，新文学旧版书让给研究新文学的人，总算是门当户对！

这批书，除了郭沫若的《女神》，诗集还有初期白话诗人康白情的《草儿》，繁体竖排，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是1922年3月的初版本。北京未名社1927年3月发行的韦丛芜诗集《君山》也是初版，印数只有1500本，而且是林风眠设计封面，司徒乔插图，用纸讲究，估计现在价格已不菲。此外，北新书局1928年9月钟敬文编《歌谣论集》、1934年于赓虞诗集《世纪的脸》、臧克家的《淮上吟》、苏金伞的《窗外》也都是初版本。初版本之外，还有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第四版《冰心诗集》等。这些旧版书，方方面面都承载着民国时期的文化信息。

《君山》，韦丛芜 著，北京未名社1927年3月出版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这些新文学旧版书，正验证了所谓“历史中间物”或“民国风”的文化产品特征，即某种过渡、融汇或混合的因素。从出版的角度看，它们不同于过去的刻印本，也不同于同时期的石印本，大多为铅印本（也有例外，如徐志摩1925年诗集《志摩的诗》），但又多为繁体竖排，封面或插图则十分“先锋”，现代特征明显。整体看下来，新文学旧版书的“民国风”特点就如同时期服装、建筑、器物一样，呈现出强烈的中西合璧、新旧交融色彩。实际上，这些书正是靠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吸引、打动当时读者的。当然，历史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中，当读者被更新的东西吸引、打动时，这些书也就慢慢退出了读者的视线，由曾经的新书变成了旧书，像一切古旧物质文化一样变成了文物。

但变成文物，并不意味着价值的耗尽，相反，某些价值丧失的同时，新的价值也在生成，而这就是文物特有的意义。看看旧书市场愈来愈高的民国版图书标价，应该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

如果说，我从新文学旧版书中最初看到的还只是它们的小部分价值，则如今我从这些旧书里读到的文化信息显然更丰富了。喜欢旧书的朋友，所注重的也各有不同，有的看重旧书的经济价值，有的从收藏旧书的过程中得到趣味。是的，除了上述我所谓新文学旧版书的研究价值或文物价值，旧书的趣味性也确实是存在的。比如在我收存的数十册新文学旧版书中，“九叶诗人”之一辛笛的读书随笔集《夜读书记》，竟然还是作者签赠给“君湘先生、夫人”的，赠书时间是1949年1月18日（民国卅八、一、十八）。“君湘”是谁？托王圣思教授询问她父亲辛笛，始知君湘就是被称为“光纤之父”的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的父亲。高君湘本人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大律师，他的父亲则是晚清著名诗人和革命家高吹万。

似乎还可以不断追问下去，诗人辛笛怎么会与大律师有所交往？这本书怎么流落到上海旧书店？又怎么辗转到了山东某校图书馆？

从签名本钩沉出意想不到的历史变迁与名人交往故事，其中趣味已足够引人入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