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师傅,死活别开门,放他们走!”站在二楼窗前,我对着对讲机冷冷地吐出这句话。楼下铁门外,暴雨中浑身湿透的赵保田正发疯般拍打着栏杆,凄厉地喊着“姐”。我叫赵桂英,四十八岁,一个被至亲血脉生生剔骨抽筋的农村女人。
七岁那年,阿爹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我捧着全班前三的成绩单,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初中校门。八岁的弟弟拽着我的衣角瑟瑟发抖,病秧子一样的娘躺在床上绝望干嚎。不读书能咋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饿死。长姐如母这四个字,像一块烧红的铁烙,死死烫在我的命门上。
县城纺织厂两班倒,一天站十二个钟头,鼻孔里咳出来的痰全带着白花花的棉絮。一个月一百八十块工钱,我抠出三十块买馒头就咸菜,剩下一百五原封不动寄回家。后来去给人伺候瘫痪老太太,夜里零下十几度去摆地摊,连人带三轮车栽进冰沟里,额头磕得血糊糊的。那年我才二十出头,别人花枝招展谈恋爱,我像个不知疲倦的牲口,连哭都不敢出声。为啥?我肚子里憋着一口气,我要把这个弟弟托举出穷山沟。
他考上了省城大学,我掏出攒了五年的八千块嫁妆钱全塞进他怀里。他红着眼鞠躬,发誓这辈子结草衔环也要报答我。毕业结婚开公司,张口要十万启动资金。那时候我儿子晨晨刚满一岁,我和丈夫王长庚把家底六万块全砸进去,拉下老脸东拼西凑借了三万多。钱打过去,他在电话里哭得情深意切,说将来赚大钱绝对让我享清福。人心换人心,我信了。
老天爷偏偏专挑苦命人下毒手。晨晨七岁那年秋天,持续高烧不退。县医院一张化验单直接把我砸懵了。省城儿童医院骨髓穿刺结果出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嘴皮子一碰,五十万。五十万啊!一个土里刨食的农家汉,上哪儿去挖这五十万?
王长庚白天陪床,夜里跑去工地扛水泥、夜市洗碗,瘦得脱了相。我跑回村里,舅舅把给儿子娶媳妇的三万块全端了出来,乡亲们你一千我五百,甚至端来几十个鸡蛋挂面。东家求西家磕,连鞋底都磨穿了,满打满算凑了十五万。离那条活路,还差三十五万。
走投无路之际,我脑子里只剩下那个被我奶大的亲弟弟。他在县城住着别墅开着公司,区区二十五万,对他来说难道不是九牛一毛?大半夜打电话过去,那边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听完我的哭诉,电话那头安静得让人发毛。借口接踵而至:生意难做、货款收不回、弟媳管钱严、要给儿子攒学区房。一句句轻飘飘的话,像一把把钝刀子,把我对他的二十几年恩情剐得干干净净。
等了一天一夜,不见回音。晨晨的病危通知书直接拍在了我的脸上。我坐最早的大巴冲回县城,站在那栋富丽堂皇的别墅里,穿着带消毒水味的旧衣裳,像个要饭的。赵保田穿着真丝睡衣下楼,我双膝一软,砰砰砰把头磕在实木地板上。“保田,借我二十五万救你亲侄子的命,我给你打欠条,当牛做马都行!”
弟媳刘艳红翻着白眼冷笑:“姐,当年你帮他是你自愿的,现在拿这事儿压人,算道德绑架吧?”
我抬眼看向那个我一口饭一口饭喂大的男人。他搓着手,脸上挂不住,从兜里摸出两千块钱扔在茶几上:“姐,真没钱,这两千你先拿着买点营养品。”两千块?我儿子躺在病床上等几十万救命,他亲叔叔拿两千块钱打发叫花子!我没拿那钱,爬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扇大门。从那一刻起,赵保田这个弟弟,已经死在了我的心里。
五年过去了,我的晨晨奇迹般地挺过了鬼门关,我和丈夫背着一身债,把日子一点点缝补起来。一场罕见暴雨席卷了县城,低洼处的别墅区成了重灾区。赵保田家被泥水灌了个底朝天,跑来我所在的小区避难。
看着楼下那个在铁门外狼狈嘶嚎的男人,我内心毫无波澜。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当年你眼睁睁看着亲侄子等死都不肯松一松手,今天你想进门躲雨?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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