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儿子考上清华,升学宴上小姑子说儿子是她的,我笑着承认了。
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筷子掉在桌上都没人捡。我男人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我按住他的手,笑着说:“嫂子说的对,这孩子的确该谢谢她。”
要我说出这件事,还得从十八年前说起。
那年腊月,我生下儿子,七斤六两,哭声亮得能把房顶掀翻。公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婆婆连夜杀了两只老母鸡,炖了汤端到我床前。那时候农村条件差,能喝上鸡汤已经是天大的福分。我男人在镇上的砖瓦厂干活,一个月挣四十块钱,全家的家当就是三间土坯房和一头半大的猪。
可我儿子命苦,生下来第三天,我就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奶水也回去了。孩子饿得哇哇哭,婆婆急得团团转,到处借奶粉。那时候奶粉是稀罕物,镇上供销社偶尔来几袋,还得凭票买。婆婆跑了三天,只借到半袋,掺着米汤喂,孩子瘦得皮包骨。
小姑子就是这时候来的。
她比我男人小五岁,嫁到了隔壁村,男人是个木匠,日子比我们好过些。她听说我生了孩子,提着二十个鸡蛋和一斤红糖来看我。一进门看见孩子哭得脸发紫,心疼得不行,抱起来就解开衣襟。我当时烧得迷迷糊糊,就听婆婆说:“你奶水足,先帮孩子喂一口。”
那一口,喂出了往后十八年的牵扯。
小姑子自己的孩子才四个月,白白胖胖的,奶水吃不完。她喂了我儿子一次,这孩子就跟认了主似的,往后再喂米汤就不肯喝了。婆婆跟我商量,说让小姑子先帮着喂几天,等我病好了再说。我那时候浑身烧得像火炭,连床都下不了,只能点头。
可谁想到,这一喂就是三个月。
我的病反反复复,烧退了又起,起了又退,乡里的赤脚医生说是产褥热,得慢慢养。小姑子每天走三里路过来喂孩子,风雨无阻。她那人心肠热,嘴也快,来了就跟我聊天,说些家长里短,有时候还帮我洗尿布。我那时候心里是感激的,真感激。
后来病好了,奶水却怎么也下不来了。吃了多少偏方都不管用,婆婆急得要杀那只半大的猪给我催奶,被公公骂了一顿——那猪是留着过年换盐钱的。小姑子知道后,二话不说把孩子抱回了她家,说她帮我养着,等断了奶再送回来。
我那时候年轻,也不懂当妈的心,想着反正都是一个家族的,她在哪喂不是喂。再说她家条件好,男人手巧,打家具挣得多,孩子在她家能吃上细粮。我男人也劝我:“先让她带着,咱俩抓紧干两年,日子好过了再把孩子接回来。”
可两年后,日子没好起来,反而更差了。
砖瓦厂倒闭了,我男人失了业,在家种那几亩薄地,一年到头挣不够化肥钱。我跟着村里的妇女去县城工地搬砖,一天五块钱,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小姑子那边却出了大事——她男人在给人打家具的时候,电锯锯掉了三根手指,接不上了,成了半个废人,脾气也变得暴躁,动不动就打她。
她抱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哭,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她自己的闺女。两个孩子都瘦,都脏,都哭。我婆婆心疼闺女,骂女婿不是人,可骂完了也只能叹气。小姑子不肯离婚,说离了带着孩子没地方去,男人虽然打她,但好歹有个窝。
我那时候看着小姑子怀里抱着我儿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儿子已经两岁多了,会走会跑,见了我叫“姑妈”,叫得我心里一揪一揪的。我想把他要回来,可我家那个情况,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拿什么养?
我男人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眼睛红红地对我说:“要不,孩子就过继给他姑吧,反正她也就这一个儿子,肯定亏待不了。”
我愣了半天,没吭声。
不是我不想要,是我真养不起。那时候我们住的土坯房下雨都漏,锅里的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我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拿什么喂孩子?小姑子家虽然男人残了,但好歹有房子有地,镇上还给办了残疾补助,比我们强。
可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事情真正定下来,是因为我婆婆跪在了我面前。
那是八六年的秋天,我小姑子又挨了打,抱着我儿子回来哭,说男人喝醉了骂她是绝户,说养的儿子是别人的种。婆婆气得浑身发抖,拉着我的手说:“你嫂子不容易,你就把这孩子给她吧,让她有个依靠,以后老了也有人管。你再生,你还年轻。”
我看着我儿子,他三岁了,穿着小姑子做的花布衣裳,脸蛋圆圆的,正蹲在地上玩泥巴,不知道大人们在说什么。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叫了一声“姑妈”。
那一瞬间,我眼泪就下来了。
我蹲下去摸他的脸,说:“叫妈。”
他愣了愣,又笑了笑,跑过去抱住小姑子的腿。
我婆婆在旁边哭,我男人蹲在墙角不吭声,小姑子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孩子头上。我站起来,擦了擦脸,说:“行,就当我没生过。”
从那以后,儿子就是小姑子的了。
村里人不知道内情,只当是当初我生了个闺女,小姑子生了个儿子,两家换着养的——这种事在当年也不稀奇。我也不解释,见了儿子还是叫“侄儿”,偶尔给他买两颗糖,塞在他口袋里。小姑子也不让人提这事,逢人就说儿子是她亲生的,谁要是说漏了嘴,她能跟人急眼。
日子就这么过了十几年。
后来我生了女儿,小姑子的闺女也慢慢长大了,两个孩子经常一起玩,一起上学。我儿子——不,我侄儿——从小学习就好,老师都说这孩子是念大学的料。小姑子高兴得不得了,砸锅卖铁供他读书。她男人后来喝酒喝坏了肝,四十多岁就走了,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从来没让我侄儿缺过学费。
我男人后来去了广东打工,日子慢慢好起来,我家翻修了房子,女儿也上了中学。我跟小姑子的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姑嫂,逢年过节走动一下,平时各过各的。
可我心里那根刺,一直扎着。
每次看见侄儿考了第一名,每次看见他长高了变壮了,每次听他叫我一声“姑妈”,我就想起那个冬天的早晨,他躺在我怀里,那么小,那么软,眼睛还没睁开,小手攥着我的手指头。我把手指头抽出来,他就哭,我再塞回去,他又安静了。
我想,他要是跟着我,未必能长这么好。小姑子虽然脾气急,嘴也碎,但对他真是掏心掏肺的好。冬天怕他冷,把棉袄里的棉花都塞给他;夏天怕他热,晚上拿着蒲扇扇到半夜。她自己舍不得吃鸡蛋,全都留给两个孩子;她闺女有意见,她就说“你哥是男孩子,得长身体”。
这些话,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了,心里又酸又愧,觉得对不起小姑子,也对不起自己。
今年高考,侄儿考了全县第一名,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那天,整个村子都炸了锅。小姑子站在门口哭,哭得像个孩子,边哭边说:“我儿子考上清华了,我儿子考上清华了!”
我站在人群里,也跟着哭。
升学宴定在我家办,因为我家房子大,院子宽敞。我男人专门从广东赶回来,杀了两头猪,请了全村的人。我忙前忙后,切菜炒菜,心里高兴,可高兴里总掺着点别的滋味。
小姑子那天穿了一件新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眼角的皱纹藏不住,手上的老茧也藏不住。她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拢嘴,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得脸红扑扑的。
酒过三巡,她突然站起来,端着酒杯走到院子中间,大声说:“你们都给我听着,这儿子,是我的!是我生的,我养的!”
满院子的人都安静了。
我端着菜从厨房出来,正好听见这一句。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把菜放在桌上,擦了擦手,走到她跟前,说:“嫂子说的对,这孩子就是你的。这些年你辛苦了。”
小姑子看着我,眼睛里的酒意好像一下子散了,愣了好几秒,然后“哇”的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我也哭了,拍着她的背说:“是你儿子,谁也抢不走。”
院子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
我儿子——不,我侄儿——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拿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看着我们两个女人抱头痛哭,眼眶也红了。他走过来,轻轻叫了一声“妈”,又转过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叫了一声“姑妈”。
这两个字,他叫了十八年,可这一声,听着不一样。
那天晚上,人都散了,我坐在院子里收拾碗筷。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我男人蹲在门口抽烟,一句话不说。女儿过来帮我洗碗,小声问我:“妈,我哥到底是谁的儿子?”
我笑了笑,没回答。
有些事,说不清楚,也没必要说清楚。我只知道,那个孩子有出息了,小姑子后半辈子有指望了,这就够了。
至于我,我生了他,没养他,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可换个活法,再让我选一次,在那个漏雨的土坯房里,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月里,我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牺牲,就是过日子,就是没办法。农村人的苦,没经历过的人不懂。有些账,算不清;有些情,还不完。
夜深了,我把碗筷收拾好,看见堂屋桌上放着侄儿的那张录取通知书,红彤彤的,像一团火。我想,不管他叫谁妈,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我身上也记着他的命。这就够了。
风从院子外面吹进来,带着庄稼的味道。我关上门,屋里传来女儿的说话声,我男人在咳嗽。明天还得早起,地里的玉米该收了。
日子就是这样,不管多难,都得往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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