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国宝》有着一把隐秘的创作密钥

引言

3月15日，在祝勇《国宝》新书发布会相关分享中，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编施战军作为嘉宾出席活动，从创作手法、核心内涵、文学价值等多个维度展开剖析，层层挖掘《国宝》以时间为叙事核心的创作巧思，阐释作品中家国与故宫、人物与文物等多重关系的深层表达。在施战军的解读话语里，我们能看到其作为资深文学评论者，对当代文学创作、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学叙事表达的深刻思考。下面，让我们跟随施战军先生的视角，读懂《国宝》里在历史时间轴上的文物之魂、文脉之重。

我曾对《国宝》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作家真正实现时间意识的觉醒，真正懂得将时间轴融入创作与叙事的历程其实并不长。“四大名著”中，空间意识的觉醒、空间化的叙事思维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向来对时间怀有诸多感慨，同时在讲故事时营造空间的创作能力，也已然趋于成熟。但如何以时间为脉络讲故事，如何用时间串联起大历史与小日子，这样的创作方式，是近四五十年来我们才逐步掌握的。《国宝》有着一把隐秘的创作密钥，这把用以撬开历史、解锁故宫秘藏的钥匙，便是时间。

这一时间线索，恰好落在文物南迁的时间轴上。当祝勇落笔于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便自然串联起所有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我们知道，故宫中的国宝，凝聚着我们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自豪，而凝聚在国宝存续的这段时间里，历史遭遇重大变局，中国人深陷日寇侵略的深重磨难。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如今我们翻开《国宝》，其创作时间正与这一节点相合。将时间的警钟敲入每个人的心中，正是这部作品的深意。

祝勇是资深读书人，读了太多名著，也是创作了诸多佳作的资深作家，他深知这类重大题材的创作不可张扬。如何将宏大的历史事件转化为鲜活的故事，如何把大历史融入普通人的小日子，把国宝文物与平凡的小人物相连，是他在创作中始终试图破解的难题。他在创作中经历的困惑、遇到的难点、反复的修改，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作家便开始不断探索、挖掘时间的叙事价值，我们这一代作家也始终在思考，如何把时间的叙事搞得更漂亮，让时间承载更丰富的内涵，而祝勇在这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

每年国内都会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出版物与长篇小说，每部作品都各有特色。但从时间意识的自觉这一角度来看，加大时间的承载量，在这个情况下又不失对于时间最细微的把握，这样的优秀创作，《国宝》是第一。其他作品往往从人情世故、地域特色等角度展开叙事，这类故事虽有普适性，却缺少更深入的文学本质内涵。正如我所说，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对时间始终有着敏锐的感知，但如何将时间转化为成熟的叙事表达，一直是中国人没有太完成好的。四十年前，有些作家开始做出示范，而到了今天，我们该将这种时间叙事的探索推向何种高度，《国宝》给出了答案。这是《国宝》的第一个重要成就，也是我们必须予以肯定的地方。

这部作品究竟写了什么？其实核心刻画了几组深层关系。第一组，是家国与故宫的关系。祝勇是故宫的研究人员，深耕多年，而在与故宫并无关联之时，他便已开启故宫题材的创作。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创作了著名散文《旧宫殿》，书写的正是故宫。我与祝勇相识整整四十年，彼时我在山东大学担任讲师，从事新散文研究，祝勇便是这一领域的骁将。从1996年至今，我长时间对他作品的跟踪，非常了解他的创作。那时候冥冥中可能暗示了将来他的行旅和故宫相关。

进入故宫工作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故宫不仅是曾有多位帝王居住、大臣朝觐的皇宫，更是一座集纳无数国宝的博物院。从国宝的视角来看，故宫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地，而这座最高端的文化殿堂，曾历经怎样的劫难，值得我们深思。家国与故宫的关系，绝非一座帝王居所与民族历史的简单关联。从文化层面而言，故宫亮出来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底”。试想，若这份家底遭到破坏、打碎、掠夺，我们每个中国人会是怎样的心情？这份关联，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绝非仅属于帝王与大臣。《国宝》这个书名起得极为精妙，它正是要展现：当有人试图摧毁、夺走我们的文化家底时，中国人内心的感受与痛楚，而这正是作品所要诠释的家国与故宫的核心关系。

第二组，是人物与文物的关系。那文松无疑是作品的一号男主角，其人生轨迹从沈阳故宫到北京故宫，再到台湾故宫，始终与文物相伴，也亲眼见证了诸多令中国人为之震撼的故事，比如书中刻画的老百姓自发守护铁路线的情节。《国宝》第一卷、第二卷中，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读罢这些细节，读者总会不自觉地心潮澎湃，甚至热泪盈眶，也会由衷感慨：中国人真的了不起。世间虽有精于算计的恶人，但更多的是如书中这般心怀大义的普通人。人物与文物的关系，核心是“守文脉”。如果说家国与故宫的关系，提炼出的核心是“家”，那么人物与文物的关系，提炼出的核心便是“文脉”。这份文脉，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老百姓为何拼尽全力保护文物？因为那是中华文化的命脉。要覆灭一个民族，必先摧毁其文化、抹去其文明，而中国人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国宝》是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人的讲故事方式，映射着内心的精神状态，也凝聚着经年累月形成的文化观念。中国人对生活始终抱有期盼，而这份期盼的落地，往往历经磨难、饱经波折，《国宝》所书写的，正是这样的历程。文物南迁的过程中，一部分文物远赴台海，一部分未能完整回归故宫；书中的人物，也历经了战争、动荡等诸多变故。想要在生活中实现团圆、找到归处，何其艰难，何其痛苦，但中国人从未放弃这份期盼，这正是作品所诠释的情感与情志的关系。

所谓情感与情志的关系，指的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神圣而不可剥夺的执念，比如对“回家”的渴望，这正是中国人“内圣”精神的体现。而“外王”的一面，在《国宝》中也有着鲜明的展现，这部小说有着其他作品中少见的刚性气质。

作品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鲜活，读罢后两卷，很多人物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丁家的子弟丁锦云，以及其前辈、大武生丁铁竹的后代丁彤云；还有蓝星宇这般带着军阀遗风、有着悍匪性格的人物，他曾劫持梅遇影，而从他对那只小簠的态度中，便能窥见中国人的侠骨柔肠。作品中诸如此类的刚性特质，在刻画命运与国运的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便是看似柔弱的知识分子，为何能始终坚守心中的信念？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坚不可摧的骨气。

因此，阅读这部书写民族遭受凌辱、侵略、离散的作品时，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声音：纵使历经磨难，我们仍要自强、刚强、雄强。文学作品中的雄强之美，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当年宗白华评价近代之美时，便将其核心归于“雄强”二字，这其中蕴含的，是真正的民族精神，也是如今尤为珍贵的民族精神。

作品中还有一组极具深意的关系，便是命运与国运的关系。前文所说的刚性特质，是“外王”的体现，而文化与修养，则构成了我们“内圣”的内核。《国宝》的创作，正是对“内圣外王”的一次实践。作者不仅书写了一群坚守民族精神的人，一批承载民族文脉的文物，更试图以这三卷作品，诠释“内圣外王”的精神内核。这样的创作，在当下尤为稀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生活的完整、理想的圆满，谁愿意接受破碎与离散？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诸多碎片化的经历，但内心始终珍惜并向往着完整与圆满，而《国宝》所捕捉的，正是中国人内心深处这份涌动的执念，如同文物之上飘荡的“暗物质”，这是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追求。

在创作领域，我们常说要“贴着人物写”，有人误以为这是作家对人物的放任，实则并非如此。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自主的意识，并非盲目存在。一个作家对人物的理解与体会能力，决定了人物塑造的尺度与边界，这才是“贴着人物写”的真谛。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创作，经历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也面对了意识层面的多重交织，这份复杂，远甚于前辈作家，无论国际文坛还是国内创作界皆是如此。我们每天都在与复杂的现实对话，而这也考验着我们：如何真正与作品中的人物实现心灵的沟通。遗憾的是，这份能力往往会被外界干扰、拆解，创作的专注力也容易被分散。

而《国宝》，是近年来作家与人物之间进行专注对话、深入揣摩的经典之作。当下不少创作，容易被叙事形式、历史表象、趣味格调、概念符号等因素裹挟，创作者深知部分专业读者偏爱这类元素，便试图通过符号提炼作品价值，以求斩获各类奖项。但真正以质朴、诚挚的方式进入创作，实现作家与人物的心灵对话，再让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小说，实则寥寥无几。从这一点来看，《国宝》堪称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极为珍贵的佳作。

我们都知道，小说以细节取胜，细节的真实至关重要。但如今很多小说，只是堆砌了大量无用的细节，而《国宝》中的细节，却有着极强的张力与穿透力。这样的细节，如同所罗门的瓶子，一经打开，便能释放出丰富的内涵，串联起前后的情节与人物，其含金量极高。一个这样的细节，便能将第三部与第二部中所有人物的命运走向、心智变化与内心图景尽数涵盖，这样的创作功力，实属难得。当然，这只是《国宝》中的一个例子，书中类似的精彩细节还有很多。

《国宝》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同时又在时空架构的创作中，不经意地融入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事实上，现实主义本就是最具包容性的创作方式。当年刘心武老师担任《人民文学》第九任主编，而《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是茅盾先生。茅盾先生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而在他担任主编、参与中国文学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也扶持了诸多富有创新活力的创作与作家。刘心武老师同样秉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却也积极鼓励多元的文学探索，为许多年轻的探索型作家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我是《人民文学》第十三任主编，任职时间虽不短，却未能取得如他们一般的卓越功绩。

评价一部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关键要看其能否承载丰富且鲜活的信息量，而非堆砌僵化的知识。这种鲜活的信息量，便是审美信息量——读者阅读时，能产生诸多联想与触动，总想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当看到人物的相遇与抉择时，会共情其内心的酸甜苦辣，最终将整部作品的历史叙事，与自身的内心体验相连，从而窥见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内心世界图景。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理论中，也曾对细节的真实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之间的关系，作出过精彩的阐释，而《国宝》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

这部作品兼具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以传统文化守护为核心主题，同时又渗透着现代文明的思想内核。它探讨了当下的核心命题：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化遗产，该从文化遗产中汲取怎样的养分，人类该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才更为妥当。这些问题，正是现代文明发展中面临的巨大困惑。阅读《国宝》时，我们会不断思考人的价值定位，思考人与物之间该如何建立合理的联结，而这些思考，都能在作品中找到对应的答案与启发。

如今，我们打开手机，便会被AI、虚假图像等信息所裹挟，这些信息不断干扰着我们的判断，让我们的认知陷入迷茫。而我们该如何守护具有穿透性的、通透的认知能力，《国宝》对此也有着深刻的思考。因此，这部作品既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也是一部极具现代文明气韵的优秀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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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秦雪莹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