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风口下的落地困局：昆明低空经济，民企绝对“飞不起来”！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未来万亿级新兴产业的核心赛道”——这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反复强调的发展定位，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政策推动场景开放，再到地方层面密集跟进，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已然形成。作为云南乃至西南地区最具发展优势的城市，昆明凭借高原空域资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以及《昆明市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加持，被寄予打造“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厚望，目标三年内实现低空经济规模达300亿元，培育500家以上市场主体。

然而，政策的“高热度”与民企的“冷遭遇”形成了刺眼的反差。小编走访昆明多家低空经济相关民营企业发现，即便手握政策文件和相关批文，企业在实际运营中仍步履维艰：一个仅用于无人机存放、充电的共享无人机柜，无论选址在商圈、景区还是社区，都要反复接受城管、公安、市监等多部门的检查、报备，稍有疏漏便面临罚款；即便与景区、国企乃至政府部门达成合作，低空经济相关产品的运营仍要承担高昂租金和巨大安全风险，而这些成本与风险，最终几乎全部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政策红利难以落地，部门监管层层设卡，懒政怠政现象暗藏，让本应乘势腾飞的昆明低空经济，陷入了“政策很美，实操很难”的发展困境，也让诸多民企在风口面前望而却步。

事实上，昆明低空经济民企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整个云南高新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云南先后出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9条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明确提出培育高新产业集群、壮大创新主体，全市已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463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66户，看似形成了完善的培育体系，但在实操层面，高新产业落地难、发展难的问题普遍存在，诸多民企深陷“政策好看、落地困难”的泥潭，这背后，同样是部门懒政怠政、责任缺失的顽疾，也折射出云南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深层短板。

政策红利可期，民企实操却遇“层层堵点”

昆明发展低空经济的优势得天独厚：高原空域广阔，气候条件适宜无人机飞行，加之旅游资源丰富、边境区位独特，无论是“低空+文旅”“低空+物流”，还是“低空+应急”“低空+边防”，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为抢抓风口，昆明自2024年起密集出台政策，明确打造滇中新区、盘龙区、呈贡区3个试点区域，规划建设低空基础设施“三张网”，承诺对低空经济企业给予扶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

但这些看似给力的政策，在民营企业实操层面却屡屡“卡壳”，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一个简单的共享无人机柜，难以找到安身之所。云南云翼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是昆明一家专注于低空智能装备研发与运营的民企，2024年底，公司响应政策号召，计划在昆明五华区和谐广场、呈贡区吾悦广场等商圈，以及月牙塘公园、海埂公园等景区，投放20台共享无人机柜，方便游客租赁无人机航拍，同时提供无人机存放、充电服务，前期已取得相关部门的经营批文。

“我们原本以为，有政策支持、有合法批文，投放共享无人机柜会很顺利，没想到从选址到落地，每一步都要碰壁。”公司负责人李磊无奈地表示，最初他们将无人机柜放在五华区和谐广场外侧的闲置区域，仅摆放半天，就被城管部门叫停，理由是“未办理户外设施摆放许可”；随后他们前往城管部门报备，却被告知“共享无人机柜属于新型设施，暂无明确报备标准，需等待上级通知”。与此同时，公安部门上门检查，要求提供无人机飞行安全管控方案、人员资质证明，否则不得投放；市监部门则要求提供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经营备案材料，反复核查后仍未明确给出报备通过的答复。

为了完成报备，李磊的团队往返于城管、公安、市监等多个部门，提交材料、补充说明，耗时两个多月，却始终没有明确结果。更令人无奈的是，在报备期间，他们曾尝试将一台无人机柜临时摆放在月牙塘公园门口（已与公园管理方达成口头协议），仅一天就被罚款2000元，罚款理由是“未经报备擅自摆放户外经营设施”。“我们拿着昆明低空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给执法人员看，他们却说‘政策是政策，执行是执行’，让我们找上级部门协调。”李磊说，截至目前，20台共享无人机柜仅成功投放3台，且均位于偏远社区，几乎没有客流量，前期投入的100余万元研发、采购成本，至今无法收回。

类似的困境，并非个例。云南玖明通航科技有限公司在经开区布局智能机场，用于森林防火巡检，即便已与经开区管委会达成合作，且项目符合昆明低空经济发展规划，仍在落地过程中遭遇多重阻碍。公司技术经理周作兵介绍，他们计划在经开区5个关键点位投放自研的A170智能机场，前期已完成场地选址和设备调试，但在报备过程中，公安部门要求提供详细的飞行管控方案，城管部门要求核查场地合规性，市监部门要求检测设备安全性能，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报备流程和标准，“每个部门都要我们提交不同的材料，反复修改，耗时近半年才完成报备，错过了最佳的运营时机”。

民盟昆明市委对昆明市无人机产业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问题：当前昆明无人机企业的商业运营仍处于“点对点”的单点联系模式，政府、行业层面缺乏统一的规范和引导，企业在报备、审批过程中面临流程繁琐、标准模糊、部门协调困难等问题，导致产业发展速度较慢、质效不高。更令人费解的是，部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新型低空经济设施缺乏了解，却随意执法、简单罚款，让企业陷入“动辄得咎”的困境——云南某小型无人机租赁公司，曾因在滇池度假区投放共享无人机柜未及时报备，被罚款5000元，而当企业负责人询问报备流程时，相关部门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指引，只留下“自己去查政策”的答复。

更令人痛心的是，部分民企的低空经济项目，因相关部门的懒政怠政，直接陷入停滞，前期巨大投入付诸东流。云南翼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低空安防与应急救援装备研发的昆明民企，2024年初，响应昆明“低空+应急”的发展规划，计划在盘龙区、官渡区布局6个低空应急救援起降点，配套投放智能无人机、应急救援设备，项目前期已投入200余万元用于场地租赁、设备采购和资质办理，且已与盘龙区应急管理局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符合《昆明市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支持低空应急起降点建设”的政策要求。

但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推诿扯皮，让这个备受期待的项目彻底陷入停滞。公司负责人陈杰介绍，项目报备时，盘龙区应急管理局表示“需要城管、公安、空管等多部门联合审批，我们无法单独批复”；随后他们前往城管部门申请场地合规性审批，城管部门以“低空应急起降点属于新型设施，暂无审批标准”为由拒绝受理；公安部门则要求提供详细的飞行安全管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且需要上级部门审核，让其“耐心等待”；空管部门则表示，昆明G类空域划设方案尚未获批，低空飞行审批协调难度大，暂时无法为项目划定专用飞行区域，让企业“等政策明确后再申报”。

陈杰的团队往返于多个部门协调沟通，耗时近8个月，提交各类材料10余份，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审批答复，每个部门都相互推诿，没有人愿意主动牵头协调，更没有人愿意承担审批责任。其间，企业多次向相关部门提交政策文件，说明项目的合规性和必要性，却均被以“流程未走完”“上级未明确”为由驳回。更无奈的是，项目租赁的场地已支付一年租金30余万元，采购的应急救援设备长期闲置，前期投入的200余万元无法收回，企业资金链濒临断裂，不得不裁员缩减开支，原本计划带动20余人就业的项目，最终沦为“烂尾”。“我们抱着满腔热情响应政策，投入全部资金搞项目，可相关部门却只顾逃避责任、推诿扯皮，让政策变成了‘空头支票’，我们民营企业的心血，就这样被懒政怠政给耽误了。”陈杰的话语中，满是无奈与失望。这一案例，正是昆明部分部门懒政怠政、不愿担当的真实写照，也让更多民企对低空经济项目望而却步。

高新产业困局：不止低空经济，民企普遍深陷“落地难”

如果说低空经济的落地困境是云南高新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更多非低空领域的高新企业，同样在落地、发展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政策扶持“空对空”、部门审批“层层卡”、风险成本“独自扛”的问题，在整个云南高新产业领域普遍存在，甚至有企业因地方政府的推诿拖欠，陷入濒临破产的绝境，这背后，是云南在高新产业培育中协同不足、投入不够、服务缺位的深层问题。

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在玉溪通海的遭遇。2017年，在云南省招商引资的号召下，国内环境监测仪器龙头企业聚光科技的控股股东浙江睿洋科技，与玉溪市通海县政府达成合作，计划共同打造“中国·通海农产品冷链物流园”及“杨广智慧农业小镇PPP项目”——这是一个兼具高新技术属性与产业带动作用的项目，既能推动通海蔬菜产业升级，也能落地智慧农业相关技术，符合云南高新产业发展导向，项目还获得了省级关注，并顺利拿到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4.7亿元的贷款承诺。

然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政企“联姻”，最终却沦为一场拖垮企业的“噩梦”。2021年6月，通海县政府一纸公函，单方面叫停了PPP项目建设，此后便陷入长期推诿扯皮。根据双方确认及第三方审计，截至2022年3月，睿洋科技及其关联公司已累计垫付征地拆迁、项目建设资金近3.8亿元，而通海县政府却以“财政资金紧张”“PPP项目未签署终止协议无法付费”“要求企业打折让利”等理由，长期拖欠款项，既不偿还，也不给出明确解决方案。更令人无奈的是，通海县政府在未与企业达成清算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项目申报终止，导致这笔债务成为“隐债中的隐债”，既未纳入国家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单，也未被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单，企业维权无门。

这场拖欠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毁灭性的：睿洋科技所持聚光科技股份被司法冻结、部分股份被拍卖抵债，公司实控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大量供应商提起诉讼，企业现金流彻底断裂，核心资产面临拍卖，曾经的行业龙头，险些因地方政府的懒政怠政和契约精神缺失而破产。“我们响应云南的招商号召，带来资本和技术，想共同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可最终却被拖欠近4亿元，企业陷入绝境，相关部门却始终推诿扯皮，这让我们对云南的营商环境彻底失去了信心。”睿洋科技相关负责人的控诉，道出了诸多外来高新企业在云南的无奈。

本土高新企业的处境同样艰难。云南某专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民企，是昆明高新区重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符合《昆明市创新主体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中“重点扶持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的政策要求，计划落地一条新型疫苗研发生产线，前期已投入300余万元用于研发和场地筹备，且已提交相关审批材料。但在审批过程中，却遭遇了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的困境：市科技局要求提供研发成果验证报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求补充产业配套说明，市生态环境局要求修改环保方案，各部门政策缺乏统筹协调，要求提交的材料重复交叉，且信息不共享，企业需要反复提交、反复修改，耗时一年多仍未完成审批。

更令人失望的是，企业申请的研发补贴也迟迟无法落地。根据云南出台的高新产业扶持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省级补助，所在高新区还需给予不低于1:1的配套补助，但该企业提交补贴申请后，相关部门以“财政科技投入紧张”“材料需层层审核”为由，拖延近两年仍未兑现。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昆明市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年均降幅达33%，2024年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仅为1.22%，远低于同体量城市，财政投入不足导致诸多高新产业扶持政策难以落地，企业研发投入缺乏支撑，发展举步维艰。

民盟昆明市委的调研显示，昆明高新企业还面临成果转化难、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驻昆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市场导向性不强，与企业需求对接不畅，2024年昆明技术合同成交额虽达176.73亿元，但仅为杭州的11.12%、苏州的13.6%，就地转化率极低；同时，“春城计划”高层次科技人才专项的市级财政经费未得到兑现，R&D人员总量仅占全国的0.62%，高端人才、创新团队短缺，导致企业研发能力薄弱，2023年昆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仅为28.9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远低于全国标准。这些问题，与低空经济民企面临的困境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云南高新产业“落地难、发展难”的顽疾。

合作难、成本高，民企独自背负所有风险

如果说多部门的层层设卡，让民企的低空经济项目难以落地，那么即便达成合作，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风险，则让民企的生存雪上加霜。昆明的低空经济民企大多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与景区、商家、国企乃至政府部门合作时，对方往往只享受收益，却将成本和风险全部转嫁给企业，而相关部门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推诿扯皮，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负担。

滇池度假区是昆明“低空+文旅”的核心区域，拥有海埂公园、云南民族村等多个热门景区，按理说，这里应该是低空经济企业的“沃土”。云南飞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曾与滇池度假区某景区达成合作，计划在景区内开展无人机航拍、低空观光等项目，响应昆明“打造国际低空旅游目的地”的政策号召。然而，合作的喜悦尚未褪去，企业就陷入了两难境地。

“景区要求我们每年支付15万元的场地租金，而且不承担任何运营成本和风险。”公司负责人张敏介绍，为了满足景区的要求，他们投入80余万元采购了10台载人无人机和20台航拍无人机，招聘并培训了15名专业操作人员，办理了相关飞行资质。但运营不到半年，就遭遇了两次意外：一次是游客在租赁无人机航拍时，因操作不当导致无人机坠落，砸伤了景区内的游客，产生医疗费用8万余元；另一次是因天气原因，无人机飞行时出现故障，坠落损坏，维修费用达5万余元。

两次意外发生后，张敏找到景区协商，希望景区能承担部分损失，但景区却表示，合作协议中已明确“所有运营风险由企业自行承担”，拒绝承担任何费用。更让张敏无奈的是，当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获得政策扶持或风险分担时，文旅部门表示“这是企业与景区的商业合作，与政府无关”，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未接到相关风险报备，无法介入”，市场监管部门则表示“只能协调，无法强制景区承担责任”。最终，所有损失都由飞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独自承担，加上高昂的租金和人员成本，公司仅运营一年就濒临倒闭，不得不终止与景区的合作。

与国企合作，民企的处境同样艰难。云南送吧航空有限公司是昆明一家专注于无人机物流配送的民企，累计飞行里程已超过100万公里，在昆明市儿童医院两个院区之间建立了无人机医疗配送航线，为医疗样本、急救药品等提供快速运输服务。为了扩大运营规模，公司与昆明某国企达成合作，计划在滇中新区布局无人机物流中转站，依托国企的场地资源，拓展“低空+物流”业务。

但合作过程中，国企不仅要求公司支付高额的场地租金（每年20万元），还要求公司承担所有的安全风险和运营成本，甚至要求公司优先使用国企推荐的设备供应商，导致设备采购成本增加了30%。“我们原本以为，与国企合作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没想到反而增加了运营成本。”公司负责人表示，更令人失望的是，当公司的无人机物流航线需要拓展时，需要向空管部门申请航线，而国企作为合作方，不仅不帮忙协调，反而以“避免承担风险”为由，拒绝提供任何协助。此外，公司的无人机空管系统目前仍依赖自身研发的飞行管理系统，缺乏更高层面的统一规范，一旦规模扩大，就会面临管理混乱和安全隐患，而相关部门对此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支持，让企业只能独自摸索前行。

更值得关注的是，昆明部分低空经济试点区域的建设，也存在“重招商、轻扶持”的现象。高新区作为昆明低空经济制造业先导区，每年可获得最高5000万元的资金支持，重点引进低空经济企业，但对于已入驻的民营企业，却缺乏针对性的扶持措施。云南中晟卓翼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入驻高新区后，投入大量资金研发高原大载重无人机，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但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场地租金高昂等问题，当企业向相关部门申请扶持资金时，却被以“流程未走完”“材料不齐全”等理由拖延，导致项目进度受阻。

懒政怠政藏其后：政策落地难的核心症结与高新产业发展思考

昆明低空经济民企的困境，以及云南整个高新产业“落地难、发展难”的现状，表面上是审批繁琐、成本高昂、风险不均等问题，从深层次来看，根源在于相关部门的懒政怠政、逃避责任、不愿担当，更在于云南在高新产业培育中，存在协同创新合力不足、财政投入不够、成果转化不畅、人才支撑薄弱等深层短板。明明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却不主动落实；明明知道企业面临困境，却视而不见、推诿扯皮；明明需要跨部门协同配合，却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最终导致政策红利难以传导到民营企业，高新产业的发展陷入“空有风口，难见实效”的尴尬。

其一，部门推诿扯皮，审批流程繁琐，本质是“不愿负责”。共享无人机柜的投放、无人机航线的申请、低空设施的落地，以及高新企业的项目审批、补贴兑现，都需要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但云南部分部门却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于新型高新产业项目，要么以“暂无相关标准”为由拖延报备，要么相互推诿，让企业来回跑腿。通海县PPP项目的叫停与欠款拖欠，更是将这种“不愿负责、推诿扯皮”发挥到了极致——地方政府单方面终止合作，却不愿承担付款责任，用“拖”字诀逃避义务，不仅拖垮了企业，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让后续高新产业招商陷入被动。

更有甚者，部分部门将“监管”等同于“罚款”，对企业的轻微违规行为，不加以引导和规范，而是简单粗暴地罚款了事，既不告知企业如何整改，也不提供相关政策指导，让企业陷入“不知道如何合规、一合规就增加成本”的困境。2026年1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无人机“黑飞”纳入妨害公共安全违法行为范畴，这本是规范低空飞行的重要举措，但部分执法部门却以此为由，对合法报备、合规运营的企业也过度监管，动辄罚款，让企业无所适从。而对于高新企业的补贴申请、成果转化等合理诉求，相关部门则以“流程未走完”“财政紧张”为由拖延，让政策扶持沦为“空头支票”。

其二，政策落实“打折扣”，扶持措施“空对空”，本质是“懒政怠政”。云南、昆明出台的低空经济、高新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提出“培育市场主体”“给予资金支持”“推动成果转化”，但这些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层面，缺乏具体的落实细则和配套措施。例如，政策中提到“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高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但对于民营企业如何参与、能获得哪些具体扶持、审批流程如何简化，却没有明确规定；提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但对于民营企业的研发补贴、税收减免等扶持措施，却迟迟无法落地。

更关键的是，财政科技投入不足，让诸多扶持政策难以落地。2021年至2024年，昆明市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年均降幅达33%，2024年财政科技支出占比仅为1.22%，远低于同体量城市，而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仅为1.92%，不足长三角先进城市的一半。财政投入的短缺，导致高新企业研发缺乏支撑、成果转化缺乏资金、人才政策难以兑现，加上部门之间“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财政资金碎片化、使用效率低，进一步加剧了高新产业的发展困境。民企反映，很多时候，他们拿着政策文件去相关部门申请扶持，得到的答复都是“政策正在落实中”“再等等”，但一等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最终不了了之。

其三，风险分担机制缺失，企业独自承压，本质是“逃避责任”。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高新产业，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和运营风险，需要政府、企业、合作方共同承担。但云南相关部门却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而是将所有风险都转嫁给民营企业，既不提供风险保障，也不协调合作方分担损失。例如，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设备损坏、人员伤亡等风险，相关部门既没有推动建立低空保险体系，也没有引导合作方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睿洋科技在通海的项目，地方政府单方面终止合作后，却不愿承担项目投入损失，让企业独自背负巨额债务，最终陷入破产危机。

其四，协同创新不足，成果转化不畅，本质是“服务缺位”。云南高新产业发展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平台，成果产出端与需求端信息不对称，导致大量科研成果难以就地转化；同时，缺乏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等创新平台，尚未形成全产业链创新服务体系，让高新企业的研发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此外，人才队伍薄弱，高端人才短缺，“春城计划”等人才政策难以兑现，也让高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反思云南高新产业的发展困局，我们不难发现：低空经济的“飞不起来”，并非企业不够努力，也并非产业没有前景，而是相关部门的懒政怠政、服务缺位，以及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云南想要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高新产业崛起，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摒弃“重招商、轻培育”“重文件、轻落实”的懒政心态，真正把高新产业扶持政策落到实处，把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放在心上。

破局之路：少些懒政怠政，多些担当作为，破解高新产业发展困局

作为西南地区低空经济的“领头羊”，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也肩负着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重任。而云南想要推动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摆脱“落地难、发展难”的困境，就必须以低空经济为突破口，正视部门懒政怠政问题，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破解云南高新产业的发展困局，首先，要简化审批流程，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明确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高新产业项目的报备标准和审批流程，设立“一站式”报备窗口，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共享，避免企业来回跑腿、重复提交材料，杜绝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针对通海县PPP项目这类问题，要建立健全政企合作履约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契约精神，对拖欠企业款项、单方面终止合作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其次，要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配套措施。提高市级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建立高新区科技创新联合资金，加大对高新企业的研发补贴、税收减免、场地优惠等扶持力度，确保“春城计划”等人才政策、研发补贴政策及时兑现；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统筹各部门专项计划，避免资金碎片化和重复申报，让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企业发展和成果转化上。

同时，要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推动落实低空保险、高新产业保险等政策，引导政府、企业、合作方共同承担运营风险，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压力。例如，协调景区、国企等合作方与民企合理分担风险，对民企的意外损失给予适当补贴；推动保险公司推出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风险成本；建立高新产业风险补偿基金，为民营企业的研发和运营提供保障。

此外，要加强协同创新，推动成果转化。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平台，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创新平台，提高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兑现人才政策，完善人才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吸引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入驻，解决高新企业人才短缺问题。

最后，要强化部门担当，转变工作作风。摒弃“懒政怠政、不愿负责”的心态，主动了解企业的困境，及时解决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避免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多一些引导和支持，少一些罚款和指责；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对推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倒逼部门主动担当作为，为高新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低空经济的发展，高新产业的崛起，从来不是单一企业的事，也不是单一部门的事，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发力。云南拥有高原空域、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等多重利好，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只要相关部门摒弃懒政怠政、主动担当作为，打破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壁垒，破解民企面临的审批难、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补齐协同创新、人才支撑、成果转化等短板，就能让民营企业真正成为高新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让昆明的低空经济真正“飞起来”，让云南的高新产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毕竟，风口之下，政策是“导航”，企业是“引擎”，而部门的担当作为，才是高新产业腾飞的“底气”。如果相关部门始终抱着“不愿负责、不愿担当”的懒政心态，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再大的发展优势也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效。唯有少些懒政怠政，多些主动作为；少些层层设卡，多些保驾护航，云南才能真正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摆脱高新产业“落地难、发展难”的困境，让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高新产业，成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