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浩淳丨中国农村，走向扭曲的个人主义？

对于乡土的理解，之前我只是停留在故乡的情怀与农村的土地上，理解中国，读完这批书后深深地感受到乡土之广阔，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大，它犹如伟大的母亲，既能支持我们前进与发展，又是我们经历风雨时坚强的后盾。本文阐述这乡土社会的变化，启示我要想理解中国，必先理解乡土，要想建设乡村，也要理解乡土，要想发展中国，也要发展乡土。

一、乡土社会到新乡土社会的转变

首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呈现出熟人社会的模样，描绘了传统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核心特征，即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乡土性，这种“乡土性”体现为人与土地的不可分割：“乡下人离不了泥土”，“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村民的生计直接来源于土地上的农业，决定了村民的“不流动性”，从而形成了“孤立和隔膜”的、富于“地方性”的乡村。在这样的村落中，“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还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绘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种以“己”为中心、依据血缘地缘亲疏远近向外推展的弹性网络，与西方“团体格局”中界限分明的团体组织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呈现出半熟人社会的模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指出，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就整体来说，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乡土中国；即捆在土地上的中国。”但是中国乡村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自从与市场，与现代化国家，与全球化相联系起来了之后，中国经济体制趋向于市场化，中国已经更多是“市场中国”。因此，贺雪峰认为乡土中国已经变成了新乡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已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开始“理性化”，“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村民的“生活面向”外倾，与村庄的社会联系和心理联系减弱，导致“村庄共同体”在许多地方趋于解体。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公共舆论的压力减弱。

然后，到了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吴重庆又指出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在《无主体熟人社会》中指出，当代乡村最大的特征是“主体缺失”——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庄留下的更多是386199部队。从表面上看，乡村仍然是熟人社会，人们彼此认识，但从社会行动的角度看，乡村已经“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们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与意愿。吴重庆指出，这种“无主体”状态意味着过往的熟人社会中链接上下代际的青壮年主体的缺失，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局面。“无主体熟人社会”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差序格局”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有结构的主体行动者社会网络，而“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一个主体缺失的社会网络，缺乏对公共生活、集体行动能力和社会整合机制的核心能力。

二、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转变

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体现在国家权力在不断地向乡村社会扩张。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大核心概念，并指出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依赖于一个由“宗族、宗教、水利组织、市场、庇护制等”构成的“文化网络”，乡村领袖的权威源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对网络资源的掌控。然而，二十世纪国家为汲取资源、实现现代化，力图将政权延伸至乡村。这一过程往往并非新建官僚机构，而是“利用旧的经纪体制来扩大其控制力”，结果非但未能有效建立新秩序，反而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原有的“保护型经纪”被“赢利型经纪”取代，他们横征暴敛，破坏了乡村原有的权力文化生态，使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合法性受损，扩张效益低下。

张静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中延续了杜赞奇的问题意识，但将视野转向当代。她分析了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悬浮”状态与“策略主义”逻辑。张静指出，当代基层政权呈现出“维控型政权”的特征——其主要职能不再是积极的经济社会建设，而是维持基本的秩序与稳定。这种转变导致了基层治理的“策略主义”倾向：基层干部不再遵循制度化的规则，而是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应对上级压力与基层实际。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下，主要对上负责，其目标常与地方社会利益脱节。同时，基层政权又承担着大量具体治理任务，这种角色使其往往成为“离间社会和国家之联系”的环节。张静认为，许多基层冲突被误解为农民与国家的冲突，实则是农民与这些“具有相当自主性”的基层政权的矛盾。

曹锦清通过田野观察后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的诸多现实：地方政府存在与农民“争食”的现象，税费负担沉重；“人情交换”关系大量侵入现代政治过程，曹锦清感叹：“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村民的不能，另一方面是上级的不让。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内容。”这与贺雪峰所指的“制度下乡”有着交汇之处，“制度下乡”过程中，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本土传统之间产生张力，基层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如“两委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等。

三、社会变迁对个人与家庭的影响

社会结构的变迁深刻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命运，也影响着每个家庭的运作与结构。一方面是生活领域中权利意识的觉醒与义务观念的衰退。阎云翔以东北下岬村为田野调查对象，分析了1949年至1999年间中国农村私人生活的转型历程并提出了“无公德的个人”这一核心概念。由于新兴的主体性强调的多是个人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个人对他人的义务，所以这种个人主义是扭曲的。这样的个人不具备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质，因此是无公德的个人。这一转型体现在多重维度：

一是在择偶与婚姻方面，年轻人强调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少谈甚至不谈他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不平衡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年轻人忽视了赡养老人的义务。

二是在家庭财产分割方面，个人对家庭财产权利的意识是在大的社会层面看待也可说是集体化压制私人领域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力，颂扬现代化，使得长辈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是在代际关系方面，阎云翔指出“父母权威的倒塌导致了一种我称之为‘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的观念开始被削弱，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具自我利益的意识。父母再也没有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另一方面是伦理失衡在家庭场域中的极端后果。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当“过日子”的逻辑被打破，当家庭政治中的正义无法通过日常途径实现，自杀成为最后的抗争手段。吴飞反对将中国农村自杀主要归因于精神疾病或抽象的社会失范，而是主张将其置于中国家庭生活的本土伦理语境中理解。他提出了“过日子”、“做人”、“委屈”、“赌气”、“人格”等关键概念。同时认为家庭是中国人“过日子”的基本场域，其核心不是物质生存，而是“做人”，即获得尊严、实现人格价值。

家庭内部存在一种“家庭政治”，即围绕权力、尊严与承认展开的博弈。当个体在家庭政治中感到“委屈”——人格价值受损、尊严未被承认、在权力游戏中受挫时，可能采取“赌气”的方式，而自杀被一些当事人视为一种激烈的“取义”行为，即用生命来捍卫道德资本、纠正不公、挽回面子。“自杀的人常常会说：‘看我死了你们怎么办，’‘我死了你就后悔了。’”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将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失范”——社会变迁过快，规范缺失，导致个体无所适从。但是吴飞觉得中国农村的自杀，更多不是因为社会规范太弱（失范），而是因为家庭内部的道德秩序崩溃，个体在寻求“尊严”和“面子”的过程中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与“礼治秩序”形成鲜明对比——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并非靠外在权力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且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纠纷调解追求无讼。

四、经验研究的多元路径

在《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一书中写到定量研究人员采用的是线性路径，强调客观性。他们更多地使用明确的、标准化的程序和因果解释，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变量和假设。社会工作质性研究人员应遵循非线性路径，强调在自然环境中或者特定的文化“历史情境”中对细节非常熟悉。他们很少利用标准化程序或具体的步骤，常使用现场技术来处理情境或研究。他们的语言是个案和情境，这些指导他们对某个个案或过程进行详细的调查，以获得真实性。

从费孝通、贺学峰的田野调查研究，到杜赞奇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再到阎云翔、吴飞的文化解读与伦理学转向，经验研究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中国乡村研究不断吸收西方理论又力图超越其局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传统。当然也有多元创新的点：

一是《江村经济》采用的是个案研究法，突出中国地域的广阔，通过深入解剖一个村庄，得以窥见中国农村的共性。

二是《乡土中国》采用的是类比方法，通过多个田野调查进行理论抽象与概念建构，将具体的田野经验上升为“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理想类型，用以解释普遍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

三是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提供了另一种田野书写方式，采用“田野笔记”式的记录，以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河南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直接呈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

四是涂尔干《自杀论》的定量社会学方法与费孝通、吴飞的研究方法不同，涂尔干通过统计数据分析自杀率与社会整合度的相关性，建立了普遍性的因果解释，凸显了理论的分析力。

五、结语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不是简单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进步，而是一个充满悖论、反复与不平衡的复杂过程。要想理解这一过程也并不容易，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延续性与断裂性并存的特征，需要超越“传统——现代”的这种单一的二元框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把握社会结构的延续与断裂，只有把握好了，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地乡村。

血缘地缘关系仍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但运作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差序格局的形式尚存，但其结构内涵已经重构。同时，国家试图通过现代官僚体系渗透乡村，却往往导致“内卷化”，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成为常态。个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义务观念衰退的不对称，导致了家庭伦理危机与社会失序。这种“扭曲的个人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

本期阅读书目：

费孝通《乡土中国》

费孝通《江村经济》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

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行业

研习社

•本期作者：江浩淳，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学研究生

•本期编辑：柠檬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