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华国锋却不表态，任：按省委决定办

1977年3月，任仲夷出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他到任后，以极大精力平反“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冤假错案。1978年10月14日，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将其作为全省平反1200余起集团性冤案的核心案例。

张志新，193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1966年“运动”爆发后，张志新对“运动”产生了怀疑，她公开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老干部不满，并对“运动”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这些言论导致她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1975年4月4日，张志新惨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年仅45岁。

1979年2月11日，任仲夷在辽宁省革委会五届三次全会上再次明确表示要为张志新平反：“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

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案的复审汇报。任仲夷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

任仲夷进一步提出：“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

为张志新平反在当时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1979年初，全国正刮起一股极左思潮，企图否定刚确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还对“运动”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后两个问题在当时属于绝对“禁区”。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原审法官坚持自己是“按照实事求是定罪的”，他对复审法官说：“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张志新）反了。你能翻案？”

任仲夷对此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果敢地绕过“禁区”，为平反定调为“张志新是反对林彪、‘四人帮’”，将张志新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笼统地列入她神志不清时所讲，表示“把这些说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这一策略既坚持了平反的正义性，又避免了直接触碰敏感问题。

在任仲夷的重视和督促下，张志新一案的复查进展得很快。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不久以后，华国锋来到辽宁视察，他在为一些单位题词时，任仲夷提出建议：“请华主席给张志新题个字。”

华国锋扫了任仲夷一眼，未予理睬，意思明显是不给题。在场的几位干部见状大惊，他们担心为张志新平反之事可能“行不得”，事后紧张地询问任仲夷怎么办。

任仲夷沉着地回答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干。”这句话掷地有声，表明了任仲夷坚守党的原则、不因最高领导人态度而改变初衷的决心。

后来有人问任仲夷，给张志新平反前，是否向中央打过招呼，他回答说：“没有。有错必纠嘛，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冤案有很多，没有必要就张志新一人的案子请示中央。”

4月5日，《辽宁日报》刊登长篇通讯《为真理而献身》，首次公布了张志新同林彪、江青斗争的壮烈事迹。《人民日报》编辑部看到这篇通讯后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胡乔木在审查这篇通讯时，将其压了一个月，他说：“这事太惨了，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

《人民日报》社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胡耀邦，胡耀邦明确表示：“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5月2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加编者按转载了这篇通讯，标题改为《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任仲夷的支持下，《辽宁日报》对张志新的宣传持续了5个月，编出20多个专版。全国各大报纸介绍张志新的文章如潮似涌，她的英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民心中，大大推动了全国揭批“四人帮”的进程，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大火。

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并总结了四条重要历史教训：

第一，专政制度应在法律上明确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

第二，对敌专政也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采取合法手段。对敌斗争扩大化，审讯中搞逼供信甚至采取法西斯手段，必然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第三，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党内生活必须正常化。

第四，最根本的是必须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1980年10月，任仲夷在完成辽宁的拨乱反正后，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