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书信体是写作的一次“重启”

文 | 韩浩月

你有多久没写信了？这个问题于我而言，并不久远，最后一封写给朋友绿茶的信，是2023年7月。这场通信持续了近两年，结集为《村郊通信》一书。旧话重提，是因为写信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以及，写信很大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写作。

当写作进入困扰期，觉得没有素材、缺乏灵感、失去兴趣的时候，不妨提笔试一试写信。回忆两年前我的通信内容：读书、看电影、养花、喝酒、喂猫、爬山、晒太阳、返乡……都是日常琐事。由这些事构成的生活表面下，还涌动着一股暗流。这就是写信的魅力——可以把非常个人的想法或体验，用感性的、不那么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既是个人情感的流露，也是获取共鸣的方法。

我写过大量的信。从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笔友”通信，一直到前两年。多数已经消失于时间的长河，但作为一种记忆、情感、价值观，却存在于我生命当中，一个字也没被弄丢过。可以说，那些信参与塑造了我的想法、生活、追求。

也可以说，许多曾经通过书信交流的人，名字已彼此忘却，但那些曾经从笔尖流淌出来的字词——无论真诚、谦卑，还是虚荣、骄傲，都真实存在过。书信在社会功用上，通常被认为以传递信息为主，但书信的文学功用，却是巨大的，因为不可避免地要带入情感，它曾给那些不曾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带来过文学意义上的安慰。

书信并不像常人所认为的那样，随意就好，书信的格式，赋予了这一写作类型的仪式感，又因区别于口头表达，书信需要用较为凝练的语句来传递更多信息，相比于面对面说话，书信是含蓄且讲究文雅的，由此那些微妙的信息得以找到开阔的空间，任人捕捉……从这些特点来看，书信和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一样，是一种在情境或境界上可以通往更好或更高层面的写作。

但书信之所以能够打破文体障碍，在于它有强烈的暗示性，只要你想写信，总是有话要说的，而其他文体，则需要构思、修改。信总是一气呵成的，有时候会有错别字，但那些错别字作为真情实感的一部分，也一样被寄出了。

《村郊通信》，绿茶 韩浩月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写信通常要有一个收信人，就像聊天要有一个说话对象一样，这限定了写信的条件。事实也证明，写信行为的产生，是要围绕一些看上去比较奢侈的必要因素的，因为有一个真人的存在，写信人脑海里才会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笔端才会就这个人与自己的互动，来产生文字。也就是说，写信本身，就是书写人与人的关系。

中外那些著名的书信集，主要都是个体在书写个体，并且在书写过程中，将眼光转向社会、时代与世界，比如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凯鲁亚克与金斯堡，阿多诺与本雅明，张爱玲与庄信正，王小波与李银河……他们的通信，都是先以讲述自己、发现对方为主，然后再展开对整个外界的认知，但对比看来，仍然是以彼此的关系重若丘山，这也许是书信的核心价值所在吧。

设定一个收信人，本身也是书信体写作的一个方法。写信的动力与动机，归根结底还是首先要承载自己的表达欲，很多时候，收信人是作为一个“镜子”出现，可以照见自己。单纯为写作考虑的话，是完全可以虚拟一个收信人的，因为无论怎样，写作者都需要一个“回音壁”的存在，至于那个“回音壁”是谁，其实既重要也不重要，写信者会经历两重洗礼，一是书写时对内心的梳理，二是得到反馈时对自身的再次检索，哪怕失去了反馈所带来的碰撞，单是那种单方向的行走，也一样可以走得很远，捡拾到许多东西。

况且，时间还是最好的“回音壁”，人总会在某个时间点碰到过去的自己，这样也形成了事实上的反馈。

书信有鲜明的甚至强烈的真实感，与此同时书信未必能写尽所有真实，但书信并不会因此而“空洞”，它永远寄托着书写者对自身的检视，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实践。所以，进行书信体写作的时候，不必抱愧于自己无法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些未能写进来的，依然会是书信的底色构成。

书信的坦诚与留白，本身亦是这一文体的一体两面。书信的重要目的在于倾诉与沟通，而非宣泄与倾倒。书信始终在寻找一种平衡，“砝码”的加减之间，是赢得尊重、信赖、理解的过程……如果不通晓这些，书信的神奇之处也便会淡化一些。

成名且笔法成熟的作家，会保留写信的形式，因为写信会去除长期写作的套路，撇清语言的油滑，得以窥见被填满的心灵仍存有的缝隙，那往往是一个人最本真之处的藏身之地；处于写作困境期的作家，需要通过写信对写作进行一次重启，写信使人回到过去、回到记忆、回到青涩，总而言之回到一切的出发点，重启后的写作会再次拥有活力。

对于正在练习写作的人来说，写信写过两百万字之后，或不必再阅读任何有关写作技巧方面的书，那些风格不一、见识不等的信，本身已经构成一个系列的作品，完成了这个系列，或可胜任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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