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作家如何遇上理想读者

（来源：河北日报）

转自：河北日报

理想作家如何遇上理想读者

□邱华栋

作家希望遇上理想读者，读者也希望遇见理想作家，这种“交互”关系，对推动文学发展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信息发达年代，作家与读者实现“双向奔赴”，既有利于创作激励，也有利于价值传播。

书评人是作家和读者的“媒人”，为写作和阅读牵起一根缘分的红线，让彼此遇见理想的文学对象。

总体上看，书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学院派”，二是以大众媒介为平台的读书人。这两类书评人各有千秋、各得其所，对文学研究和传播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单士兵以前从事文学创作，后来到媒体工作，做了20多年职业评论员，在各类媒体上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同时，他还在高校做文化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职业经验，让《不负经典——写在茅奖边上》（重庆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很有“跨界”感，也暗合时下的“跨文体写作”潮流。

任何写作都讲究传承和创新，从文体到思想，也都在不断迭代升级，书评也不例外。

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价值毋庸置疑。学院派书评有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技术性、理论性等特质，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也为作家创新不断提供路径指引。

不必讳言，学院派也存在一定的批评主体性丧失问题，有些书评文本太过生涩，甚至生造概念，晦涩难懂，加上观点思想过度聚焦文学本身，缺乏思想开放性，有些甚至成为文本、结构、思想、流派等的排列组合游戏。任何文本缺乏审美，陷入老气横秋的“理论操演”窠臼里，没有广义上的审美愉悦，偏离了文学评论进行价值传播的功能，就容易失去读者。加上一些学院派书评确实存在过度拔高和吹捧现象，这一切，都呼唤新的文学批评冲破“学院壁垒”，以更加自由灵动的表达，走向更为开放的空间。

这些年，大众传播媒介上出现了很多随笔体文学批评，在文本表达上凸显出个性化，在观点内容上更注重连接社会痛点和时代价值，给书评的文本和思想都带来了新的气象。

从时评人到书评人，单士兵这两种身份切换，很大程度体现在文本跨界和观点融合之上。在中国记协新媒体平台上，他发过一篇介绍写作经验的文章，题目叫《不像评论的评论，获得中国新闻奖》。其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凡是一流的评论员，首先就应该是个散文家，甚至是小说家。”他认为，写评论，不要拘于形式，不必困于传统，一些评论文章确实“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评论”，但只要观点能和读者共鸣和共情，也应该勇敢和自信地说：“这也是创新！”《不负经典——写在茅奖边上》，也在体现这样的写作思维。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历届茅奖评选都牵动人心。从1981年设立以来，茅盾文学奖在评选机制上不断完善，评奖体系上不断走向成熟，现已评出53部获奖作品，从整体上讲，它们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文学水平，展现了中国作家在艺术探索和价值创新上的努力成果，深刻反映了社会历史变迁给文学表达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茅奖作品进行系统性研究，永远不过时。

由单一作者独立完成针对迄今面世的53部茅奖作品的评论，似乎此前还未曾出现过。这有利于从整体上将茅奖作品纳入统一的思想体系来审视，也有助于在文本修辞上形成统一的表达风格。颇具匠心的是，这本书的章节框架划分，并不是按照历届茅奖评选时间顺序，而是以53部作品所写内容进行年代排序，这种“内容编年体”的成书方式，无疑是一种创新，有助于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打开一部中国社会的变迁史，透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

经过时间的沉淀，一些茅奖作品已经被普遍认为完成了经典化，比如《白鹿原》《尘埃落定》《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经典，就是要经得起一代代读者的阅读，经得住一批批读者的争辩。其中，甚至还要接受种种误读。经典就是要通过争辩才能彰显价值，经典也是不怕被误读的。更重要的是，经典不应该被某种判断定义，而是常读常新，不断找到新的价值切入点。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也正因其既深深扎根于时代的泥土，又始终有着对人性的洞察。

单士兵正是从这些经典中的小场景、小细节出发，潜入中国当代文学四十年的激流中，在潮涨潮落之间拾取思想的珍珠，在岁月长河中窥见文化灵魂的颤动，从相关经典著作中获得新的审美和价值。

这部作品拒绝将《白鹿原》简化为“民族秘史”的符号，而是聚焦于白嘉轩挺直的腰杆如何在现实碾压下渐渐佝偻；不满足于用“魔幻现实主义”标签化莫言的《蛙》，而是透过姑姑手中接生的剪刀，剖开时代背后个体生命的撕裂与救赎；从《平凡的世界》孙少安开办砖窑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一个农民对尊严的朴素求索；从《人世间》周秉昆在“光字片”的岁月蹉跎中，透视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迷失与坚守……这种“从小场景出发”的批评路径，让文学重返人性复杂的现场，也让读者在宏大叙事之外，从那些隐秘的角落，看见细碎而真实的美好。

当前，文学批评界也有一种现象，就是打着自由批评的名义，为批评而批评，掉进“否定性批评”的陷阱。这种不客观、不全面、不理性，其实是在破坏文艺批评的健康生态。以今天的审美视角和价值判断看待茅奖作品，有些作品当然存在艺术遗憾，但文学评奖本身需要体现特定时代的价值诉求，评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单士兵的这部书评没有为批评而批评，陷入否定性批评的偏执陷阱，而是用心梳理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创新价值，提炼出更多符合时代价值的元素。比如，作者就从《芙蓉镇》《将军吟》等作品中，看到文学记忆历史的价值，看到文学内容为评论表达打开的空间，这些思维和判断，无疑是积极理性的。

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媒体人的身份，单士兵对茅奖作品的解读，很多时候保持着双重视野：既是对文学本体的审美凝视，又是对社会现实的症候反思，进而从中窥见几代人的精神心理变化，来求解人们的社会化生存和全球化命运。比如，当《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以“非常之眼”窥见土司制度的崩溃，当《北上》通过大运河串联起意大利冒险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对视”，单士兵从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文本中隐含的现代性诉求——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撕扯中，中国文学既要体现中国气派，又要拥抱人类共通的情感。这些深度观察和价值梳理，为经典穿越时空提供了密钥。

“边上”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位置。它既非中心的傲慢，亦非外围的疏离，而是一种清醒的旁观与介入。正如思想家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单士兵也是以边缘视角洞察文学现场，既有对经典文学荡气回肠的分析，也有对经典文学另辟蹊径的审美；既不排斥学院派批评的学理深度，又能坚定地站在人民的视角去审视文本。特别是，他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下，文学如何继续承担“民族心灵史”的使命？答案或许藏匿在《天行者》民办教师的粉笔灰中，在《推拿》盲人按摩师指尖的触觉里，在《繁花》沪上弄堂的市井生活中……那些未被宏大叙事收编的个体经验，正是文学对抗遗忘的武器。

白纸黑字，不负经典。经典不被辜负，需要作家的天赋和努力，需要文学评奖的筛选和推介，需要读者的阅读和品评。只有每一个主体都不辜负，文学作品才能在一次次打量中，被辨认出独特的灵魂，让理想作家遇上理想读者，让经典不负时代，永远流传。

（本文为《不负经典——写在茅奖边上》一书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