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最信任的荆州旧臣，在鄂州位高权重，却落得自尽收场

建安二十年（215年）零陵攻守与郝普拒降、受诈降敌始末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刘两家围绕荆州归属的矛盾，在数年隐忍与反复交涉之后，终于彻底激化，演变为一场席卷荆南三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此事之起，根源在于此前刘备入蜀取益州，孙权遣使索要荆州诸郡，刘备却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为辞推托拖延。在孙权看来，这分明是借地不还、有意搪塞，绝非真心履约；在刘备集团立场，则视荆州为北伐宛洛、东控吴会的根本重地，绝不肯轻易分割。双方外交辞令虽仍维持体面，军事实质上已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孙权久忍不甘，决意不再依赖口舌交涉，转而以兵威强行收取荆州。据《三国志·吴主传》《吕蒙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是年，孙权正式部署军事行动：命吕蒙总督前部精锐，统兵两万，径直进入荆南，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这一部署，目标明确、行动果决，意在以最快速度造成既成事实，逼迫刘备在军事压力下坐下来重新划界。

吕蒙率军进入荆南境内后，战事进展之速，远超常人预料。长沙郡、桂阳郡两处守臣，素知东吴兵势强盛，又无坚强固守之志、无外援可恃，见吴军旌旗遍野、军容整肃、号令严明，未作激烈抵抗，便相继开城归降。《三国志·吕蒙传》明载：“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短短旬日之间，荆南三郡已去其二，吴军兵威大振、粮道畅通、士气高涨，整个荆南形势骤然倾斜，只剩下零陵一郡，仍在刘备所署太守郝普的坚守之下，屹然不动，成为刘备在荆南最后一块屹立不倒的阵地。

零陵地势险固、城垣修整、民户充实、粮草颇有蓄积，更兼扼湘水航道、连接交州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郝普自建安十六年随刘备镇抚荆州、受任零陵太守以来，在郡经营多年，恩信既行、吏治有序，吏民对其颇有依附之心。当长沙、桂阳相继降吴的消息传入零陵城内，郡中吏民不免震动，人心惶惶，市井之间流言四起，或言吴军旦夕即至，或言刘备大军远在益州，无力来救，一时议论纷纭，动摇者甚众。

在此人心摇动、内外危迫之际，郝普展现出一郡守将应有的镇定与担当。他一面召集郡中主要僚属、军吏、营帅，当众申明守土之责、君臣之义，稳定城内军心民心；一面下令紧闭城门、严守四隅、增置守备、修缮器械、清点兵甲、分配粮秣，将城中可用之兵尽数布置于城墙要害之处，昼夜巡警，不敢稍懈。凡有敢妄言降敌、动摇军心者，一律按军法从事，以肃号令。一时间，零陵城内虽处重围之势，却号令严明、守备严密，呈现出决意死守、与城共存亡的姿态。

吕蒙在收取长沙、桂阳之后，随即率部转向零陵，将城池四面围住，日夜打造攻城器具，摆出强攻姿态。零陵城高池深，郝普守备又严，若强行仰攻，吴军必遭重大伤亡，且拖延时日，一旦刘备主力赶到，形势便会逆转。吕蒙久经兵事、智计深沉，深知此节，不愿付出惨重代价硬攻，决意以谋略屈人之兵，不战而得零陵。

恰在此时，郝普旧友、南阳人邓玄之正在军中。吕蒙抓住这一人际关节，设下诈谋，决意利用邓玄之入城游说，动摇郝普坚守之心。《三国志·吕蒙传》裴注所引《吴录》对此事记载甚详，是此战最关键、最富戏剧性的一段情节，亦是后世史家反复称引的信实史料。

吕蒙特意召见邓玄之，神色郑重、言辞恳切，先以旧交之情稳住对方，再以利害之说动其心，随后抛出一套精心编造、看似合情合理的军情：“玄之，你可知如今天下大势？刘备远在汉中，已被曹军大将夏侯渊重重围困，自顾不暇，根本无力东顾；关羽在南郡，亦被我主大军牵制，进退失据，自身尚且难保，何暇救援零陵？零陵已是一座彻底孤立无援的孤城。若郝太守执意死守，城破之日，兵戈纵横、玉石俱焚，不仅自身身死名灭，更会连累全城吏民、家中老母妻儿一同遭难。你与子太有旧，入城劝他明辨安危、顾全宗族，方是正道。”

邓玄之听毕，信以为真，心中既惊且惧，当即答应入城劝说郝普。

邓玄之入城之后，径直求见郝普，将吕蒙所言一一转述，言辞恳切、声情并茂，反复陈说孤城不可守、外救不可望、死守只有死路一条。邓玄之与郝普素来亲厚，所言又合情合理、逻辑严密，毫无破绽可寻。郝普本就担忧外援不至、孤城难久，听得旧友如此一说，心中坚守之志顿时动摇，焦虑、惶惑、无奈交织于心，方寸大乱。

郝普屏退左右，与邓玄之密议良久。他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然一想到城破之后兵祸惨烈、百姓流离、宗族俱尽，便实在不忍。在邓玄之反复劝说、利害剖析之下，郝普终于不再坚持死守，决意开城归降，以求保全一城生灵与宗族家室。

次日，郝普按照约定，开城出降。吕蒙大喜，当即接入城中，置酒相见。正当郝普心绪复杂、愧悔交织之际，吕蒙却手持孙权催促进军的书信，当众大笑，将实情和盘托出：“郝君，你受骗矣！刘备早已亲率大军东下，抵达公安；关羽亦已率军进至益阳，兵势甚盛，零陵根本不是无援孤城！我此前所言，不过是相欺之计罢了。”

一语既出，四座皆惊。郝普当场如遭雷击，瞠目结舌，悔恨、羞惭、愤懑、懊恼一齐涌上心头，据史书记载，其状“惭恨入地”，几无地自容。他一生守土为政，素重名节，此番并非战败而降，而是受诈误判、轻信失计，致使白白丢城失地、损辱身份，其内心之痛苦、愧恨，远甚于阵前失利。

此后不久，孙刘双方再度议和，以湘水为界分割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蜀，史称“湘水划界”。和议既定，孙权将郝普遣还刘备。刘备虽知其受诈而降，非有心背主，亦惜其才干可用，故而未加严惩贬黜，仍使复归职位，继续参与荆州军政事务。

只是郝普自己心中，那一场零陵受诈、惭恨降敌的经历，已成为终身难以抹去的印记。他虽仍得刘备任用，却自此多了一层心理阴影；而其性情中“易轻信、少深虑、重情义而疏于防奸”的弱点，也在这一战中暴露无遗，为其多年之后在武昌（今鄂州）卷入隐蕃间谍大案、最终畏罪自杀的人生悲剧，早早埋下了最深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