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嫁，不别离：清代文人的入赘婚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嫁娶本是一个快乐和欢庆的时刻，但是古人却把它看成是嫁女之家伤感的时刻。根据《礼记》记载，女儿出嫁时，娘家会燃三天三夜的蜡烛，以表达对女儿离去的悲伤。到了清代，这一习俗早已消失。由于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地区性婚姻的日渐普遍，娘家和婆家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但是分离对于新娘和她的父母来说依旧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在下层阶级的“哭嫁”和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的诗歌中，分离的痛苦在她们之间产生共鸣。即使是在佳偶婚姻中，新娘们也同样伤感。例如席佩兰（清代女诗人）写道：“忆昔初嫁时，思亲昼夜哭。一月十日归，殷勤伴娘宿。”她当时才十六岁，幸好娘家在本地，她可时常归宁（即回娘家），享受母亲的安抚。

遍布清代社会各阶层

清代士人通过几种策略来最大程度地减轻嫁女之际的情感痛苦。其中之一就是和本地的家族联姻。尽管如席佩兰的诗所示，即使嫁在当地也不能完全抹去分离的伤痛，但新娘归宁相对容易。屈大均（清代诗人）在王华姜（后娶的妻子）去世后，多次续娶和纳妾。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妻妾生的都是女儿，令他失望，但他依然享受女儿带给父亲的快乐。他提前考虑她们的婚事，为她们选择当地的家庭，这样女儿们就不必“悲远嫁，骨肉日相望”。

新郎住进妻子家里的入赘婚姻是另一种策略。这种方式一直被认为只是下层阶级的做法，受社会歧视。它仅是那些因贫穷而下落到婚姻市场底层的青年男性不得已而采用的策略，而女方家也用入赘婚来解决无子嗣或缺少劳动力的问题。但事实上，清代的入赘婚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精英阶层，而且具有极大的柔性,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为社会、经济和情感等多种目的服务。普通的入赘婚是一辈子的事，赘婿往往改从岳父的姓。与此相反，精英阶级中的入赘婚是暂时的，新郎不改姓，因此也不存在受歧视的问题。这类婚姻形式往往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的策略。精英家庭面临着继续培养子孙的压力，因为只有不断获取科举功名，才能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否则，社会地位的下滑将不可避免。他们在培养和投资有潜力的学子时，聪明好学的儿孙自然重要，而女婿也侧身其列。处在精英圈外或精英下层的家庭，也会把向上的社会流动期望寄托在有望成功的子孙身上。因此，入赘婚也是他们青睐的一种策略。有才华和抱负的年轻男性，进入更胜一筹的家庭，有丈人对其教育进行投资，可以在竞争极度激烈的科举考试中把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因此，入赘婚对于双方家庭都有利。嘉兴钱大昕（清代乾嘉学派大师）即为一例，他在为亡妻写的行述中回忆了他们订婚的过程：

恭人生而明慧，“岳父”虚亭先生奇爱之，不欲轻字人，有议婚者，辄不应。予年十五应童子试，甫出场，先生见其文，赏叹以为必售，已而果然。恭人兄礼堂“王鸣盛”于侪辈少可，亦极口称予，先生乃以恭人许予为配焉。予家贫，无负郭田，或谓骨相寒陋，虽早慧，不能得功名，诸亲戚及僮奴辈窃议先生素奇幼女，何妄许寒士为？先生终以为快女婿也。

就在入赘王家的次年，钱大昕中举人，被授予内阁中书之职。后来他与妻兄王鸣盛（清代史学家）同年中进士，两人均在朝中历任要职，并成为清代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情感与经济的双重考量

另一类上层社会的入赘婚，则可能出于其他的考虑，比如，岳父比父亲更适合指导年轻男性的学业。这种认知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袁枚（清朝诗人、散文家，席佩兰的师父）让自己晚年生的独子入赘女家。另外，婚姻的费用也可能是一个因素。在赵翼（清代文学家、史学家）的子女中，一个女婿来家入赘，一个儿子去女家成婚。他在儿子的结婚典礼上开玩笑地写道：“家贫不免为齐赘，妇好原来是谢才。”也就是说，自己的“贫”导致了儿子的赘婚，但儿媳如谢道韫（东晋时期的女诗人）一般出色，令他非常高兴。从任何角度说，赵翼都算不上穷困，但省钱可能是他的一种考虑。而对于培养出一位才女的赵翼的亲家来说，选择入赘婚似乎另有原因。

从新娘父母的角度看，赵翼儿子的入赘和他们的爱女情感有很大关系。女婿入赘使女儿在婚礼后可以在家再停留一段时间。把新婚女儿留在身边，至少有数年的时间使父母和女儿免于分离的痛苦。这延缓了从女儿到妻子、儿媳的角色转换过程，使她可以在父母的保护下专心发展和新婚丈夫的关系。几年后，她会离开娘家加入丈夫的家庭，但到那个时候，相对成熟的她已经和丈夫建立起情感联系，这会有助于减轻她在婚姻中角色过渡的痛苦。

入赘于男女双方皆有益

在地处江苏南部的常州，女儿的地位比在其他地方要高。这里的入赘式婚姻特别普遍，并非偶然。曼素恩(美国学者）研究的19世纪常州张琦（清代官员、精通医术）家的四个才女，有两个女儿的丈夫入赘。即使在张琦夫妇去世后，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大都和张琦的独子张曜孙（清代政治人物、作家）一家同住，包括随曜孙到他的官邸。

很显然，入赘式婚姻有利于新娘和她的家庭，同时它也给新郎和他的家庭带来了优势。两家对新郎的期待是他继续专注学业。他和岳父的关系即使不会一直很顺利，也很少会有产生严重龃龉的时候。

孙星衍（清著名藏书家）十九岁在王采薇（清代常州阳湖地区著名女诗人）父母家成婚。他行动颇为倜傥不羁，岳父对此很有微词，说他“颇恃才，不屑为经生吾伊态。或纵酒放歌”。但他并未试图控制孙星衍，尽管作为岳父有这样做的权威。其中一个原因是女婿毕竟是“客”，终将离开。赘婿们个人书写的文章大都表露出和岳父母和睦温暖的关系。秦瀛（清代散文家、大臣）的岳母是一位有着优雅性情的女性，喜欢背诵唐诗，闲时写诗。秦瀛回忆岳母的文章中充满了温暖亲切之情，在她去世后，秦瀛将她的诗歌手稿辑为一卷。赵怀玉（清代文学家、藏书家）在妻子去世三年后续娶，后来经过多年的失败终于考中举人。虽然妻子已亡故多年，但他仍前去拜访亡妻的母亲，并在她家居住达数月之久。新郎和岳家的和睦关系对建立新婚夫妇间的情感纽带起着重要作用。它排除了可能造成他们关系紧张的一种外来因素，保证了夫妻终生相伴的旅途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