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金融 | 敦品立德：传统家训中的修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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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箴图》宋人摹本中对镜修容的女性，旁边的文字说“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认为应更加重视道德修养。东汉蔡邕也有类似观点，他在写给女儿的家训中说“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修心比修容更重要。资料图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重要元素之一。儒家经典《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修身是一个人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础环节，由此逐步展开，通往更高的境界。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我国传统家训，极为重视修身立德，涉及内容广泛，处处彰显着古人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

修德检迹 以身立范

东汉蔡邕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书法家，他曾为女儿蔡文姬撰写了一篇家训——《女训》，以“对镜梳妆”作喻，强调了内在品德修养的重要性，循循善诱地教育女儿要“修心”：“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认为众人皆知要修饰自己的面容，不愿被他人认为丑陋，其实更应该“修心”。这里的“修心”即为“修德”，人只有趋善避恶，才能修身立德；如果给人留下无德、为恶的印象，比被人认为丑陋，更加令人无地自容。

在修身方面，不少家训作者都告诫子弟家人要从“修德”做起，从小事做起。比如，刘备教育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惟贤，能服于人”，希望他加强品行修养，使自己的品德和能力能够为大家所信服。再如，明代吴麟徵的《家诫要言》也指出，“人品须从小作起，权宜、苟且、诡随之意多，则一生人品坏矣”。强调修身要重视小节，不能投机取巧、得过且过。

在传统家训的订立者看来，修身首先是对为家长者的要求。要想家运长久，全赖于家长的品行端正，“身正”为先，以身示范。明末清初的张履祥是一位以理学立身、重视耕读传家的学者，“岁耕田十余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馌”。他在55岁时作《训子语》，内容丰富，语言质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家不论大小，总看此身起。此身正，贫贱也成个人家，富贵也成个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贫贱固不成人家，富贵越不成人家，无论悖常逆理，祸败立至，即幸而未败，种种丑恶，为人羞耻不可言矣。所以修身为急，教子孙为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子孙者也。”《训子语》强调，为家长者首先要注重道德修养，然后才能教育好子孙，未有家长不能修身却能将子孙教好的。此外，张履祥认为，家风正不正，是比家资富不富更重要的问题，家风不正而家资殷实，足以招来祸患。

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他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明代方孝孺的《家人箴》告诫家人，“贫贱而不可无者，节也贞也；富贵而不可有者，意气之盈也。”一个人身处贫困、不利的环境中，更要注意节操。

清代张英在其家训名著《聪训斋语》中嘱咐后人，“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在张英的“四训”中，除了“守田者不饥”外，其余三训都涉及修身处世。

关于修身的路径方法，传统家训也多有论述。比如袁黄的《了凡四训》就介绍了“功过格”的修养方法，告诫儿子“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名节为贵 家风至重

注重子弟名节、倡导优良家风，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鲜明特征，家训作者都将此作为家训的重要教化内容。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誉为“家训之祖”，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开篇就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他在家训中结合自己生活于乱世的经历，对子弟进行注重节操的教育：“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在这段家训中，颜之推批评了那些“临难求生”的“名臣贤士”没有节操，意在警示子孙后人注重节操修养。一个人行诚孝、履仁义，保全家庭、为国捐躯，这是品德高尚之士，其精神值得推崇，否则只会被人耻笑。

众多家训作者都把节操教育与传承家族优良家风结合起来。颜之推在谈及写作家训的目的时，告诉后人自己家族素重家风，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明代吴麟徵《家诫要言》强调，“家业事小，门户事大”，叮嘱子孙维护和传承家族优良门风。

在《放翁家训》序言中，陆游说自己祖先“廉直忠孝，世载令闻”，其家训向子孙们讲述了陆氏家族的历史，要子孙学习先人，生活俭约，诚实做人，尤其是要传承家族视“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为耻辱的家风。家训写道：“仕而至公卿，命也，退而为农，亦命也。若夫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吾家之所深耻，子孙戒之，尚无坠厥初。”为了求得人生的富贵，疏通关节、忘记道义，这是忘本之举，也不可能使家族真正兴旺。

陆游还以诗训诲子孙，他一生留下两百多首家教诗篇，堪称“诗训”第一人。在《示子孙》的家训诗中，他写道：“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号召子孙恪守陆氏家族二百年来耕读传家、不慕富贵的清白家风。从“子孙戒之，尚无坠厥初”到“汝曹切勿坠家风”，可见陆游对后人不忘先贤初心、勿使优良家风败坏的殷切之情。

言行循礼 力戒恶习

周公教育侄子成王，为政不可贪求安逸、淫乐，要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即不沉溺于观赏，不纵情于逸乐，不无节制地嬉游以及不分时令地田猎。出身官宦世家、以六尺巷的故事闻名于世的张英，特别注意对子弟品德修养的教育，在其家训《聪训斋语》中，教育子孙“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强调四事要做：“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养身，四曰俭用”，将“立品”作为四事之首。

张英还用“精金美玉”比喻纯良温润的人品，告诫子孙注意修养，“言思可道，行思可法”。认为“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则人之钦重较三公而更贵”。只有不骄傲自满、不欺骗他人、不待人刻薄、不处事轻浮，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较之“三公”之类的高官更为尊贵。

许多家训作者都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弟加以约束，而且辅以一定的惩罚措施以惩恶劝善。如清代麻城鲍氏家族的家训《鲍氏户规》共计48条，对“盗窃、掏摸”“以迷药得财者”“假以建言为由，污人名节、报复私仇者”“赌博财物，开设赌坊，教而不改者”“以私债强夺人妻妾、子女，因而奸占者”等行为提出了详细的惩罚规定。对触及律法的行为，则须“送官治罪”；对有违家规、败坏门风的家族成员，则规定不得参与祭祀活动等处罚。

宽厚谦恭 谨言慎行

许多家训文献都嘱告家人，宽厚待人，谦恭处世，敦品励行。浙江金华浦江郑氏自南宋至明初，累世同居共爨，以孝义传家，元、明两代受到朝廷的表彰，获得“义门”之美誉。郑义门的成功，与其对家风家训的重视关系密切。其《郑氏规范》用了大量篇幅谆谆嘱告家人子孙要“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义门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因而家训尤其要求与邻居保持良好关系，宁可迁就乡邻，勿让乡邻迁就自己；“切不可先操忿人之心”。如果对方咄咄逼人，“当理直之”，要以理服人，勿以势压人。郑氏家族认为，身为“义门”当首重一个“义”字，“不得妄肆威福，图胁人财，侵凌人产”。

以清廉正直著称的明代官吏许相卿，在其撰订的《许云邨贻谋》中，要求家人宽以待人，“宁人欺，毋欺人；宁人负，毋负人。”《庭帏杂录》，是明代的袁衷、袁黄（即袁了凡，《了凡四训》的作者）等兄弟五人回忆整理父亲袁仁和母亲李氏平日训诫的家训著作，书中记载了很多母亲要他们兄弟宽厚待人的身教故事。

其中一则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李氏的儿媳妇偶得一条鳜鱼，亲自下厨烧了，让小仆胡松给婆婆送去，被胡松偷偷吃了。过了一会儿，儿媳妇见到婆婆李氏，便问鱼烧得如何？李氏开始一愣，旋即说好吃好吃。儿媳妇见状怀疑是仆人偷吃了，核实后果然如此，便问婆婆没吃何以说吃了？李氏笑答：“汝问鳜，则必献；吾不食，则松必窃。吾不欲以口腹之故，见人过也。”故事虽小，可见李氏之厚德，她处处为人着想，不愿因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伤了全家的和气。

不少家训还要求子弟、家人注意言谈举止的修养。譬如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子孙以忠信谨慎为先，切戒狷薄！不可顾目前之利而妄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时之势而贻数世之忧。”修身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修身的成果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上，言是否忠，行是否端，既反映个人在立身敦品上的修养水平，也反映其家庭家族在家风培育上是否有所建树。（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陈延斌）

来源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