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hi，我是胖胖。
前天那篇文章，评论区里有两条留言：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汇。
说实话，胖胖很多文章的评论区和私信里，也经常有人这样骂到我，如此抬举，自认为知识储备还不配。
我一直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指那些愿意就公共事务发言、以独立判断承担责任的人。
任何一个有公共生活的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
除非你不是人。
否则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公知的存在是趋向于善的，就不应该鼓动大家都去唾弃它。
需要唾弃的，是另一类人。
刷到两条帖子：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以独立判断服务于公共生活，很显然，他并不是。
据我所见，判断社会走向有一个指标：
如果鲜有基于良知对错的声音，却盛产道貌岸然的阉竖，那么这个时代富有良知的群体会有很强烈的撕裂感。
索维尔曾写过一篇文章，批判萨特。
他的核心观点是——那些崇拜歌颂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并没有受到谴责。他们仍然光明正大地对各种话题大放厥词，并继续受人尊敬。
萨特热情拥抱过斯，等到索尔仁尼琴1973年出版《古拉格群岛》，用大量具体证言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却没有人要求他道歉，他依然是学界教主。
索维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类人能够全身而退？
以此类推，一个以滔滔雄辩将年轻人引入歧途的教授，他依然享有名望，依然有粉丝排队合影，这又是不是同一种荒诞？
历史上，有许多桂冠簪缨的名流，浑无人话，从不对具体的人负责，头衔越多，离真实的人和事就越远，说的越是与任何具体处境都无关的漂亮话。
这样的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能穿越任何时代。
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行在菜市酒巷，与不知是非对错的庸众握手言欢，在时代的每一次转折里都能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落脚点，并且永远有足够的话语资源为这种站法提供理由。
风向变了，他们换一套说辞，调整一下腔调，而那些始终如一地说真话的人，有时候要付出他们根本不必付出的代价。
对年轻人的贻害，正是从这里开始渗透进去的。
这样的阉竖在庸众的造神中暂时搁置了灵魂，留下来的，是内心对愚昧的默认，甚至是对愚昧群体的依赖。
受众越愚昧，他的话语越有效，受众的批判性越弱，他的言论越稳固。
这种默许从来不会被说出口，甚至未必进入他自己的意识，但它在结构上是真实的，并且指导着他每一次发言时对材料的取舍。
像他的颂辞有时候能给他带来更好的位置，更多的受众，进而养成了主动阉割的自觉，以至于慢慢失去了人的天然功能：
无法再以良知而非利益作为判断的起点，无法再对具体的受害者产生真实的感知，无法再在独立的意义上形成任何意见。
这些功能不是被切除的，是被搁置太久之后自然退化的。
在一些鞭长莫及的艽野里，需要无数阉竖去塑造人心，以自己的瞽盲之言效忠输诚于饲养者。
当这样的人拥有话语权，一般人都会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
然而，就这些事实是按照有所筛选、并被有倾向性地加以传播而言，它们已经不再是中性的材料，而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塑造。
年轻人带着这幅圆满的图景走进现实，早晚等待他们的，是现实迟早要给出的另一面。
被喂出来的自信跳过了认识弱点这一步，代价是此后对任何不那么圆满的声音都产生本能的排斥。
这才是他对年轻人最深的贻害，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错误判断，而是一种思维结构的固化，一旦形成，只能等待现实以足够残酷的方式从外部击碎。
野蛮和粗暴，谎言和欺骗，都可以用来维持一种现状，但最有效的，是一批求得庙堂加冕的人，用经过筛选的真相替现状站台。
年轻人的思考被系统性地导向了错误的靶子，对道貌岸然的阉竖们热情鼓掌、排队合影，这就是阉竖存在的意义，也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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