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八十八

小学快毕业了，准备考中学了，同学们都进入了备考的紧张气氛中，宋之成也开始复习各门功课。宋之成的数学成绩还行，就是语文不行，基础不好，生字太多，许多该背的课文背不下来。清晨宋之成拿着语文课本，来到校外坐在了山坡的石头上，开始背课文。

清丽的阳光透过深绿色的小杨树枝叶撒向山坡，斑驳翠绿的草地上，偶尔有几棵支棱着的不知叫啥名的山野花，露水晶莹，缄默地静守在那里。操场篮球架喧嚣后的宁静，显得苍白陌生。

邓亚茜手拿书本来到了宋之成身边，关心地说：“宋之成，复习怎么样了？”宋之成说：“还不行，记不住，背完就忘。”邓亚茜说：“就得用心去学，没有别的好办法。”宋之成说：“是，我以前净贪玩了，把时间都浪费了。”总的来说宋之成还是属于挺笨的那伙。邓亚茜说：“现在努力还不晚。”其实邓亚茜学习好也有一个原因，生来就聪颖、记忆力好，再加上勤奋好学。

好学生是天生的吗？好像也有点遗传因素，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有种种因素在里面。比如天赋、遗传、性格、好奇心、毅力、勤奋、兴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意识等等，实际上这些因素有可能都有点遗传基因在里边。有的人没有这种天赋，但是他有那种天赋，他有毅力，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永不放弃，也能成功。但是有天赋的人，他不努力，也不一定能成功，所以成功的人有多种因素。

有的人满腹经纶，但是他遇不到机遇，抓不住机会，一生也是碌碌无为。有的人有天赋也努力，也成功了，但是他走到邪路上去了，最后还是失败了。历史上因骄奢淫逸而身败名裂的教训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自古以来数不胜数。比如明代大奸臣严嵩，《明史》将其称为“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有才学，二十五岁考入进士，一生作品有，《钤山堂集》《钤山诗选》《直庐稿》等数十种，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作1300多首，仅吟诵明月山（原仰山）、宜春台、仙女湖、毓秀山、玉山、龙虎山、钤山、大岗山等名胜诗文就有200多篇。

严嵩的书法也颇有造诣。可谓“才子”。就其因为他是个大奸臣，他的诗词都有所逊色，不被后人所传唱，可惜自己一身才学了。

严嵩心术不正，当初他高攀礼部尚书夏言，步步登高。当夏言反对世宗皇帝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时，严嵩一味地迎合皇帝的喜好，渐渐地得到了皇帝的崇信。当严嵩与其子严世番羽翼已丰，就开始攻击迫害夏言等朝廷大臣，铲除异己。嘉靖二十一年以后朝廷“供亿日增，余藏顿尽” 严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阁后又成为首辅的。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他不仅没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闻不问。

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明世宗喜欢听的，即使是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决不敢有可否。祸国殃民。后来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二千两，起补蓟州总兵。

用一般老百姓的想法，他要那么多财富干什么呢？满江春水一瓢饮，再多财富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到什么时候都是病。严嵩读了那么多诗书，当了那么些年的大官，什么不懂？怎么就这么鬼迷心窍呢？怎么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弄不清楚呢？这也是“天赋”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顽症。

后来严氏父子在朝堂之上专横跋扈，甚至“与人主争强”，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山东道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人家是锦衣还乡，他是穷困潦倒，失魂丧魄，家破人亡还乡。无家可归，被人耻笑。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晚节不保，儿子也搭上了性命，老年落下一个悲惨下场，被后世唾骂，遗臭万年。所以一个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功的人。

至于“德”就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好像不用怎么学习，一个人生来就有，不用考试，不用努力。什么是道德呢？道德，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不是铁的教条，而且没有成文的条律来规范它。它一般是通过社会舆论或者某种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人们的生活构成某种秩序，起约束作用。简单的说，就是社会群体的不成文的规则。

一个人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失去金钱，还可以挣来更多。失掉工作，你还可以再找一个，然而，你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却不能系统阐述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以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常感到迷茫和困惑。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观是以真诚与虚伪、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平与偏私等等观念来衡量和评价人们的思想、行为。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定信念和习惯。所以一个人从小不知不觉就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不怎么被看重，从小受父母、家庭环境的影响，长大受社会的影响，再加上自己学习和辨别是非能力等等就逐渐形成了。看起来很不起眼，其实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就很难改变。

一个人道德好坏是由外人评价的，也受外部环境影响，但是内因起主导作用。真正的不良品德，像那种屡教不改的行为，虽然可能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改，这就形成了不良品德。而有的明知故犯，如清朝的大贪官和珅，随着权力的增大，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他疯狂聚敛钱财，利用职权贪污贿赂，结党营私，偷香窃玉。丧失了人性。那么那些丧失人性的瞬间究竟是这个人本质的坏还是基因的缺陷呢？答案依旧是两者都有。

中国传统的用人哲学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能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就是“垃圾”。德才兼备是千古以来用人的第一标准。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少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

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也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只讲德，不讲才，有德无才的人，没有专长和能力，工作没有创造性，工作成绩平庸，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才；只讲才，不讲德，有才无德的人，只会钻空子，干坏事，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要求的人才。所以选用人才，一定要坚持选那些品德好，具有一定特殊专长和能力的人，把德和才的要求结合起来，防止只看才不看德或者只看德不看才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