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源性猝死能防吗？能！记住这3点，别让悲剧重演

心源性猝死是什么？

3 月 24 日中午 12 点 26 分，张雪峰老师在公司跑步后出现不适，被紧急送至医院。遗憾的是，经全力抢救无效于下午 3 点 50 分不幸去世。医院诊断，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一提到心源性猝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太突然了”。可能前一秒还在说话、走路、工作，下一秒就突然倒下。于是，不少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完全没法防、没法救的事。但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它确实来得很快，却并不总是毫无原因；它确实非常凶险，但也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1][2]。

先把最容易混淆的几个概念说清楚。很多人会把“心梗”“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混在一起，其实它们不是一回事。通俗地说：

• 心梗更像“心脏的血路堵了”，也就是供应心肌的冠状动脉突然阻塞；
• 心脏骤停更像“心脏的电活动和泵血功能突然出了大问题”，导致心脏不能有效把血泵到全身；
• 心源性猝死，通常是指由心脏原因导致的突然死亡，比如致命性心律失常，室颤、无脉性室速等，结果就是出现心脏骤停

所以从现场急救的角度看，我们真正面对的是心脏停跳了；如果没有及时复苏，就会发展为猝死[1][2]。

这也是为什么“心梗”和“心脏骤停”不能简单画等号。心梗有时会先表现为胸痛、胸闷、出汗、恶心等症状，持续几分钟甚至更久；而心脏骤停则往往会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反应、失去正常呼吸。需要注意的是，心梗可以诱发心脏骤停，但并不是所有心脏骤停都由心梗引起；许多心源性猝死的直接机制，其实是致命性心律失常。

这件事并不罕见。有研究曾估算，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约 50 余万例[3]。这个数字来自既往研究模型推算，未必等同于某一年的实时精确统计，但足以提示一个事实：心源性猝死并不是极少见的“离我们很远的意外”，而是现实中需要严肃看待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

“突然”并不等于“完全没信号”

这是心源性猝死最值得被大家知晓的一点。一些患者在事发前数小时、数天，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过某些异常，只是这些信号常常不够典型，或者被误以为是“太累了”“没休息好”“胃不舒服”“低血糖”。

常见的可能包括：胸痛或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活动后不适、头晕、眼前发黑、接近晕倒，甚至短暂晕厥[2]。尤其要警惕的是：如果这些症状反复出现、在活动或情绪激动时加重、与既往状态明显不同，或者本身就有冠心病、心肌病、严重心律失常等基础心脏病史，就更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提前收到“明确预警”。现实中，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在出事前没有特别典型、特别容易识别的症状。也正因为如此，心源性猝死才格外令人恐惧。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它并非一定“毫无征兆”，而是征兆有时存在，却未必明显；即使出现了，也未必容易被当场识别。

真正决定生死的，往往是倒下后的最初几分钟。一个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心脏不能把血及时送到大脑，通常会在很短时间内失去意识。如果现场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救护车，宝贵机会就会被迅速耗掉。美国心脏协会指出，心脏骤停后如果能够立刻开始心肺复苏，患者生存机会可增加到原来的 2 到 3 倍[4]。所以，这类事件最怕的，不只是发病急，更是身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图源：深圳卫健委

AED 的加速普及

除了心肺复苏外，AED 也非常关键。AED 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场，地铁站，小区门卫处也都能看到。它名字听起来专业，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面向现场急救设计的“会提示操作的除颤设备”。它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让非医务人员也能尽快参与抢救。打开设备后，通常会有清晰的语音提示；如果患者的心律不属于可电击类型，设备也不会盲目放电。换句话说，AED 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仪器，而是公共急救体系中专门为“第一现场”的普通人准备的工具[4]。

地铁站中配置的AED

我愿意把它类比为公共场所里的灭火器——不需要专业人员，普通人也能学会使用的“灭火器”。平时你可能不会特别注意它，但真出事时，它是否在附近、能否及时找到、周围的人会不会用，差别可能就是生与死。很多心脏骤停发生在医院外，而不是医院里，所以急救能力不能只停留在急诊室，也必须尽量前移到机场、地铁站、商场、学校、社区等更接近普通人的地方[5]。

比如我所生活的上海这几年在 AED 普及上的推进我看到就非常快。上海早在 2015 年 9 月就开始在公共场所试点配置 AED。到 2025 年，上海又将居民小区和重点公共场所增配 AED 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当年新增 8190 台，超过以往所有存量总和。公开信息显示，全市 AED 总量已达 14000 余台，配置水平超过每 10 万人 50 台[6]。

这意味着，AED 正在从少数大型交通枢纽里的“稀罕设备”，逐渐变成更多市民在生活半径内就有机会接触到的公共安全设施。此刻我也希望 AED 能加快普及全国。

除了“装上去”还要“学会用”

2024 年至 2025 年，上海连续两年把“培训 8 万名持证应急救护员”列入实事项目，两年累计新增持证应急救护员超过 20 万人次；仅 2025 年，围绕新增 AED 设置点开展的配套培训就达到 7 万余人次[7]。事实上，2026 年这个项目也在继续，我去年已经看完线上 1 小时的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课。之后只要去线下接受培训就能拿到急救员证书，原本前几个月就该去，可惜工作太忙，下个月一定去掉。言归正传，AED 不是公共场所的摆设，它需要周边人群具备一定的急救能力才能真正发挥价值。

有的人说“有钱人需要配备私人医生随时待命”。其实没必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他人的“急救医生”。要知道，上海在公共场所配置 AED 后，已经出现过多起成功施救案例。比如早年浦东机场就曾有旅客心搏骤停，在现场心肺复苏和 AED 除颤后成功获救；后来在社区、车站、学校等场景中，也陆续有类似案例[6][7]。这些案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站出来救人的并不一定是心内科专家，有时就是受过培训的民警、老师、物业人员、社区干部，或者路过的普通市民。也就是说，AED 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设备数量，更是“第一现场有没有人能立刻行动”。

另外，部分人对 AED 还有一种挺实在的顾虑：万一我不会用，或者用了反而出问题怎么办？其实，AED 的设计已经尽量把使用门槛降到了较低；而在法律层面，善意施救通常也受到相应保护。更现实地说，面对一个已经没有反应、没有正常呼吸的人，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做得不够完美”，而是什么都不做。在心脏骤停面前，犹豫本身就会迅速消耗掉抢救机会。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如果有一天我需要这样的救助，施救者没按断我几根肋骨，我都要怀疑他心肺复苏有没有做到位？是不是没吃饱饭？而绝不可能因此责怪他。

关于心源性猝死，真正值得反复科普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制造恐惧，而是让更多人明白几件事。

第一，它并不总是完全没有征兆，尤其是反复胸闷胸痛、心悸、活动后气短、晕厥或接近晕厥等情况，应当认真对待，必要时尽快就医评估；

第二，一旦发生心脏骤停，最初几分钟是抢救的关键期，越早识别、越早呼救、越早心肺复苏、越早使用 AED，生存机会越大；

第三，AED 不应只是医院里的设备，而应成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中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容易获取、也越来越多人敢用会用的基础设施。

与其在张雪峰老师这样的悲剧发生后反复感叹“太突然了”，我们不如学会基本的急救操作，然后关注自己常去的公共场所 AED 的所在位置。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决定结局的，不是专家什么时候赶到，而是离患者最近的人，是否能在关键几分钟里立刻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