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差6个月回来，我带她去体检，医生问:你太太在外地做过手术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一

李建国记得那天特别冷。

腊月初九，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凌晨四点就醒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窗外还黑着，对面楼里零星亮着几盏灯，大概是家里有学生要早起上学的。

他披了件棉袄起来，轻手轻脚走到厨房，把炉子上的水壶挪了挪，坐到小板凳上点了根烟。

今天是妻子陈秀英回来的日子。

六个月。整整六个月。陈秀英跟着她们县里那个家政公司组织的队伍，去深圳做护工。说是深圳一家大医院缺人手，工资开得高，一个月能拿六千多，包吃包住。李建国在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忙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七八千，但冬天活少，十一月份就歇下来了。这六个月，家里全靠秀英寄回来的钱撑着。

儿子李明今年上初三，正是花钱的时候。补课费、资料费、伙食费，样样不能少。老母亲前年摔了一跤，把胯骨摔裂了，虽说养好了，但走路还是不利索，每个月吃药的钱雷打不动。李建国算过一笔账，他去年一年挣了四万二，秀英在家的时候在镇上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一千八，加起来不到六万五。刨去开销，年底能剩下一万块钱就算好的了。

今年秀英去了深圳，六个月寄回来三万六。加上他上半年在工地挣的两万多，日子一下子宽裕了不少。但代价是，秀英走了整整半年，一天也没回来过。

他抽完那根烟，洗了把脸，开始做早饭。淘了米，切了几个红薯进去，大火烧开，小火慢熬。又和了一团面，烙了五张葱油饼。明明的那份用保鲜袋包好，放在锅里温着。老母亲那份盛好端到床头柜上。他自己的那份就着半块腐乳，站在厨房里吃了。

六点钟，明明屋里的闹钟响了。李建国听见儿子嘟囔了一声，然后是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明明揉着眼睛出来，头发乱糟糟的。

“爸，我妈今天回来？”

“嗯，下午两点的火车到市里。我去接她。”

“我也去。”

“你上你的学。我去接就行了。”

明明没吭声，坐下来喝粥。李建国注意到儿子长高了不少，去年买的棉袄袖子已经短了一截，露出一段细瘦的手腕。他心里酸了一下，没说什么。

七点钟，他出门去了趟菜市场。买了二斤排骨，一条鲈鱼，一把蒜薹，还有秀英爱吃的荸荠。卖荸荠的老头认得他，笑着说：“老李，今天舍得花钱了啊。”

“孩子他妈回来了。”

“哦，那可是大喜事。半年了吧？”

“六个月。”

李建国拎着菜回来，把排骨焯了水，鱼收拾干净，用保鲜膜盖好放进冰箱。又把家里里里外外拖了一遍，把阳台上晾的衣服收进来叠好，把秀英的拖鞋从柜子里翻出来放在门口。

做完这些，还不到九点。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又说不上来哪里不踏实。

十点钟，他骑上电动车去了火车站。从他们住的城关镇到市里的火车站，骑车要四十多分钟。天阴着，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风从袖口、领口往里灌，他缩着脖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到火车站的时候才十一点。他在候车厅外面的台阶上找了个位置坐下，又点了根烟。来来往往的人拖着行李箱进进出出，他盯着每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女人看。

他想起了秀英走的那天。六月份，天已经热起来了。秀英背着一个褪了色的双肩包，拉着一只从她妹妹家借来的行李箱，站在门口跟明明说：“听你爸的话，好好学习，妈过年就回来。”

明明“嗯”了一声，眼睛盯着地面。

秀英又看了看老母亲。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嘴唇哆嗦着，没说出话来。

“妈，我走了。您好好的啊。”

李建国送她到汽车站。从镇上去市里坐火车，要先坐四十分钟的汽车。他帮她把行李箱放到大巴车底下的行李舱里，拍了拍手上的灰，站在车门口不知道说什么。

“你回去吧。”秀英说。

“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

“钱不够了就跟我说。”

“够。”

大巴车发动了。李建国站在车站的出口处，看着那辆车拐过街角，消失在车流里。他站了很久，直到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过来问他是不是要坐车，他才回过神来。

那天回去的路上，他骑得很慢。六月的风吹在脸上是热的，但他心里空落落的。

候车厅的大喇叭响了一声，把他从回忆里拽出来。显示屏上，秀英坐的那趟K次列车正点到达，时间是下午两点十七分。

他看了看手机，一点四十。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出站口开始有人出来了。先是三三两两的，然后是一大波人潮。李建国踮起脚往里面张望，在一群花花绿绿的行李箱和匆匆忙忙的脸中，他一眼就看见了秀英。

她瘦了。瘦了很多。走的时候她一百二十多斤，现在看起来也就一百出头。她穿着一件他没见过的深蓝色羽绒服，大概是在深圳买的，领子竖起来，把半张脸埋在里头。她拉着那只借来的行李箱，肩上还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走路的姿势有点僵硬，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李建国挥了挥手。秀英看见了他，眼睛亮了一下，拖着箱子快走了几步。

“回来了。”

“嗯，回来了。”

就这两句话。没有拥抱，没有更多的寒暄。李建国接过她肩上的编织袋，沉甸甸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他掂了掂，放进电动车前面的踏板上，又把行李箱绑在后座上。

秀英侧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抓着他棉袄的后摆。电动车晃晃悠悠地驶出火车站广场，汇入了车流。

“怎么瘦成这样？”他问。

“那边吃不惯。米饭太硬，菜又甜又淡。”

“活累不累？”

“还行。”

沉默了一会儿。

“明明这学期期末考了第几名？”秀英问。

“第八。年级第八。”

“能考上县一中不？”

“老师说再加把劲有希望。”

“那就好。”

风呼呼地吹。李建国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秀英，她把脸埋在他背后，两只手抓得更紧了。

回到家，明明还没放学。老母亲坐在轮椅上，听见门响，费力地转过身子。秀英放下东西，走过去蹲下来，握住老太太的手。

“妈，我回来了。”

老太太的眼睛红了，嘴唇抖了半天，挤出几个字：“瘦了……瘦了……”

“没事，回来养养就好了。”

秀英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她看了看冰箱上的菜，看了看拖得干干净净的地板，看了看阳台上叠好的衣服，什么也没说。然后她打开行李箱和编织袋，开始往外拿东西。

给明明买了一件夹克、一双运动鞋，给老太太买了一条围巾和一对护膝，给李建国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皮带。剩下的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深圳特产、糖果、饼干、几个钥匙扣、几双袜子。

“你自己呢？”李建国问。

“我啥也不缺。”

他看着她把东西一样一样地归置好，动作很慢，像是没什么力气。她的手指粗糙干裂，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不知道是在哪里磕的。

晚上明明回来，看见秀英，叫了一声“妈”，声音很轻，然后站在门口不动了。秀英走过去，抬手摸了摸他的头，比了比他的身高。

“长高了。都快赶上你爸了。”

明明比她高了半个头，但在这个瘦小的女人面前，他像个孩子一样红了眼眶。

“妈，你别走了。”

秀英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不走啦，过年不走了。”

饭桌上摆了排骨、清蒸鲈鱼、蒜薹炒肉、荸荠炖鸡汤。秀英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说胃变小了，吃不下多少。李建国看着她，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二

秀英回来后的第三天，李建国发现了一个问题。

她晚上睡不好。

头两天他以为是倒时差——虽然深圳也不算外国，但毕竟在那边生活了六个月，生物钟乱了也正常。可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她还是那样。每天晚上翻来覆去，有时候半夜起来坐在床边发呆，有时候去阳台上站很久。

李建国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有点失眠。

第五天晚上，他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身边是空的。他披了件衣服去客厅，看见秀英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靠垫，电视机开着，但音量调到最低，屏幕上放的是一档购物节目。

“到底怎么了？”他坐到她旁边。

“真的没事。”

“你是不是在那边受了什么委屈？”

“没有。”

“那你怎么瘦成这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是不是生病了？”

秀英沉默了很久，电视里一个主持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一款不粘锅。

“要不……我去医院查查？”她终于说。

李建国心里咯噔了一下。秀英这个人，他是了解的。她不是那种娇气的人，头疼脑热的从来不去医院，扛一扛就过去了。她主动说要去检查，说明她自己也觉得不对劲。

“行，明天我陪你去。”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骑电动车带着秀英去了县人民医院。挂了内科的号，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轮到了他们。

坐诊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医生，姓孙，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问了秀英的基本情况——年龄、职业、既往病史、最近的症状。秀英说她吃不下东西，胃胀，有时候隐隐作痛，晚上睡不好，体重掉了二十多斤。

孙医生让她躺到检查床上，用手按了按她的腹部，问了几个问题——这里疼不疼？这里呢？然后开了一堆检查单：血常规、胃镜、腹部B超。

“先做检查，结果出来了再看。”

李建国去交了费，一千二百多块。他掏钱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没说什么。

胃镜安排在下午。秀英做的时候很受罪，她在检查室里干呕了好几次，出来的时候眼泪汪汪的，脸色煞白。李建国在门口等着，听见里面的声音，拳头攥得紧紧的。

结果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出来。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怎么睡。李建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他想起秀英走之前的那个春天，她一直在咳嗽，吃了好几种药都不见好。他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没事，可能是过敏。后来她去深圳之前，咳得不那么厉害了，他也就没再放在心上。

现在想起来，他后悔得要命。

第二天下午，他们去取报告。孙医生把所有的单子摊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表情很严肃。

“陈秀英的胃部有一个占位性病变。”

李建国没听懂。“什么占位？”

“胃里面长了一个东西。从胃镜和B超的结果来看，不太好。我建议你们做一个增强CT，进一步确认。”

“什么叫不太好？”李建国的声音有点发紧。

孙医生斟酌了一下用词：“有可能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不排除胃癌的可能性。”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李建国觉得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一群蜜蜂在飞。他看了看秀英，秀英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嘴唇紧紧抿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

“当然，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检查。你们也不要太紧张，先做了增强CT再说。”

从医院出来，李建国推着电动车，秀英走在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风比昨天还大，吹得路边的梧桐树枝条哗哗响。秀英的围巾被风吹散了，她伸手去抓，动作慢得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别怕。”李建国说。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底气。

“我不怕。”秀英说，声音很平静。

回到家，明明已经放学了，正在写作业。老母亲坐在轮椅上，面前的电视开着，但她歪着头睡着了。李建国把秀英的包挂好，去厨房倒了杯热水递给她。

“先别跟明明说。”秀英接过杯子，低声说。

“嗯。”

那天晚上，李建国又失眠了。他躺在秀英旁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她大概是真的累了，难得地睡沉了。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如果真的是癌，怎么办？

他想起他们刚结婚那会儿，穷得叮当响。他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三十五块。秀英在镇上的服装厂做缝纫工，一个月挣四百。两个人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平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但秀英从来没抱怨过。她每天下班后骑车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菜，变着花样地做给他吃。他记得有一次她做了红烧肉，把肉切得特别小，这样显得多。他问她怎么不吃，她说她在厂里吃过了。

后来有了明明，日子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只是从“很穷”变成了“不太穷”。他们攒了好几年的钱，又借了一屁股债，才在城关镇买了一套二手房。六楼，没有电梯，但好歹是自己的房子。

再后来老母亲摔了，秀英辞了超市的工作在家照顾了半年。等老太太能下地了，她才重新出去找工作。但镇上没什么好工作，她最后去了一个私人办的养老院做护工，一个月两千二，每天要给六个老人翻身、擦洗、喂饭。

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她也干得很认真。养老院的老人都喜欢她，说她手轻，心细，脾气好。有一个老太太，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也来不了两次，每次来都带一堆东西，但人待不了十分钟就走了。那个老太太每次看见秀英就叫“闺女”，有时候拉着她的手不让她走。

李建国有时候觉得，秀英这辈子好像就是为了照顾别人活着的。照顾老的，照顾小的，照顾他。她自己呢？她从来不说自己想要什么。她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是三年前她妹妹给她买的。她用的那个手机，屏幕都碎了，她用透明胶带粘了一下，继续用。

现在，她病了。而他，什么都做不了。

第二天一早，他给在省城工作的表弟打了个电话。表弟叫张伟，在省人民医院做行政工作，虽然不是医生，但好歹在医院里，人头熟。

“哥，什么事？”

“你嫂子身体出了点问题，县医院说胃里长了个东西，要做增强CT。我想带她去省城看看。”

“行，你过来。我帮你挂个号，我们医院消化科的刘主任是全省最好的专家。”

“好。谢谢你。”

“哥，你别急，先查清楚了再说。”

李建国挂了电话，去镇上取了三千块钱，又把银行卡里剩下的两万五千块全部取了出来。他把厚厚一沓钱装进一个信封，塞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按了按，硬硬的，还在。

他跟秀英说了去省城的事。秀英犹豫了一下，说：“要不就在县医院做吧，省城太贵了。”

“贵也得去。县医院查不清楚，万一误诊了呢？”

秀英没再说什么。

三

他们坐早班的大巴去了省城。三个小时的车程，秀英靠着车窗睡着了。李建国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光秃秃的田野，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张伟在汽车站接他们。几年没见，表弟发福了不少，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脖子上挂着医院的工牌。他带着他们直接去了省人民医院，挂了刘主任的号。

刘主任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头发花白，说话中气十足。他看了县医院的报告，又问了秀英一些问题，然后说：“先在我们这边做一个增强CT，再做个胃镜取活检。活检是金标准，能不能确诊就靠它了。”

又是检查。又是排队、交费、等待。增强CT八百多，胃镜加活检六百多，加上挂号费、药费，半天时间又花出去将近两千块。

活检结果要等三天。

张伟帮他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一晚上一百二。房间很小，两张床，一个电视机，卫生间在走廊的尽头。墙纸翘了边，暖气片只温不热，但还算干净。

那三天，李建国觉得比三年还长。

他和秀英在旅馆里待着，哪儿也没去。秀英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盖着被子，眼睛半睁半闭。李建国出去买了几个包子和两杯豆浆回来，秀英只吃了半个包子就说不吃了。

“多吃点。”他说。

“咽不下去。”

“那喝点豆浆。”

秀英喝了几口，又放下了。

第三天下午，他们去医院取结果。刘主任的诊室里坐了好几个病人，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

刘主任把病理报告单拿在手里，看了李建国一眼，又看了看秀英，然后说：“陈秀英，你的胃镜检查结果显示，胃窦部有一个溃疡性病变，病理活检证实是腺癌。”

腺癌。李建国听清楚了这两个字，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听懂。

“什么意思？”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胃癌。中分化腺癌。”刘主任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是早期，但具体到了哪个阶段，需要做手术之后才能确定。”

秀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盯着桌上的一张人体解剖图，像是要把那张图看穿。

“能治吗？”李建国问。

“能治。”刘主任说，“胃癌如果发现得早，手术切除之后预后还是很好的。我建议尽快住院，安排手术。”

“手术要多少钱？”

刘主任想了想：“大概五六万。具体要看手术方式和术后恢复情况。”

五六万。李建国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人攥住了。他手里有两万五，加上家里的存款，大概能凑出三万出头。还差两万多。

“医保能报多少？”他问。

“职工医保的话，大概能报百分之五六十。但你嫂子是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低一些，而且有些药和材料是自费的。具体能报多少，要等出院结算的时候才知道。”

从诊室出来，李建国扶着秀英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拄着拐杖的病人，有推着轮椅的家属，有匆匆走过的医生护士。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和某种说不清的苦涩味道。

“回家吧。”秀英说。

“嗯，回去筹钱。”

在回去的大巴上，秀英一直没有说话。她靠着窗，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没有擦，就让它们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那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上。

李建国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像一把枯枝。

“别怕。”他又说了这两个字。

“我不怕死。”秀英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大巴的引擎声淹没，“我就是放心不下明明，放心不下妈。”

李建国的鼻子酸了。他用力眨了眨眼睛，把那股热意压了回去。

“你不会死。刘主任说了，能治。”

四

回到家，李建国开始筹钱。

他把家里的情况捋了一遍。银行卡里的两万五，加上抽屉里还有三千多现金，一共两万八。他找出了存折，上面还有一笔定期存款，一万二，存了两年了，提前取出来利息就没了，但管不了那么多了。加起来四万。

还差两万。

他先是给工头老王打了个电话。老王在县城包工程，李建国跟着他干了七八年。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老王，我李建国。我想跟你借点钱。”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秀英查出来胃癌，要做手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兄弟，你别急。要多少？”

“两万。有吗？”

“我手头也紧，年底了，上面工程款还没拨下来。我先给你转一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

“行。谢谢你，老王。”

然后是秀英的妹妹陈秀兰。秀兰在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一般，但比他们宽裕一些。李建国打电话过去，秀兰一听就哭了。

“姐怎么不跟我说？”

“她不让说，怕你担心。”

“钱的事你别管了，我出一万五。我明天就给姐转过去。”

“谢谢你，秀兰。”

李建国又给几个关系好的工友打了电话。这个三千，那个五千，零零碎碎凑了一万二。加上老王的一万和秀兰的一万五，一共三万七。超了两万。

他算了算，手里的四万加上这三万七，一共七万七。手术费五六万，加上后续的治疗、化疗、药费，应该够了。

但这也意味着，他这几年攒下的那点家底，全搭进去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天晚上，他把所有的钱汇总在一起，厚厚的一沓，用橡皮筋扎好，放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秀英坐在旁边看着，眼眶红了。

“对不起。”她说。

“你说什么傻话。”李建国的声音有点凶。

“是我拖累了这个家。”

“你再这么说我就生气了。”他转过头看着她，“你为这个家操了这么多年的心，现在该轮到我了。”

秀英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膝盖上。

第二天，李建国给张伟打了电话，让他帮忙联系住院的事。张伟说床位很紧张，可能要等几天。他等不了，说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张伟想了想，说那你尽快过来，我找刘主任说说，看看能不能加个床。

第三天，他们又去了省城。张伟在医院走廊里给他们加了一张床，条件很差，连床头柜都没有，但总算住进去了。

主治医生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赵，戴着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他给秀英做了一系列术前检查，然后找李建国谈话。

“李大哥，你太太的情况我们评估过了，肿瘤大概有两公分大，位置在胃窦部，没有发现明显的远处转移。我们建议做胃癌根治术，就是把肿瘤连同周围的部分胃组织一起切除，同时清扫周围的淋巴结。”

“切了之后还能吃饭吗？”

“可以的。胃的代偿功能很强，切除一部分之后，剩下的胃会慢慢扩张，基本能满足正常的饮食需求。当然，术后一段时间内饮食要特别注意，少食多餐，吃易消化的东西。”

“手术风险大吗？”

赵医生推了推眼镜：“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胃癌根治术在我们医院是比较常规的手术，刘主任做这个手术做了三十多年了，经验非常丰富。你太太的身体基础还可以，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手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李建国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赵医生压低了声音，“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你太太的手术，需要你和她的直系亲属共同签字。”

“行，我签。”

“还有一件事……”赵医生犹豫了一下，“我们在术前的常规检查中，发现你太太的腹部有一个手术疤痕。她说她做过阑尾炎手术，但我们检查后发现，那个疤痕的位置和阑尾手术的位置不太一样。你知道这件事吗？”

李建国愣了一下。“她做过阑尾炎手术？什么时候？”

赵医生也愣了一下：“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赵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也可能是以前做的小手术，她没告诉你。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是随口一问。你回去跟她确认一下就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李建国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他回到病房，秀英正躺在床上，手里攥着一串佛珠，是隔壁床的病友借给她的。

“秀英，你做过阑尾炎手术？”

秀英的手停了一下，佛珠碰撞发出轻微的响声。

“没有啊。”

“那医生说你腹部有个手术疤痕。”

沉默。病房里很安静，隔壁床的病人正在打点滴，输液器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可能是小时候做过什么手术，我不记得了。”秀英的声音很平淡。

李建国看着她。她避开了他的目光，转头看向窗外。省城的冬天比县里更冷，窗外灰蒙蒙的，对面的楼顶上积着一层薄薄的雪。

他没有再追问。

五

手术安排在住院后的第四天。

那天早上，李建国五点钟就醒了。他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走廊里的灯亮了一夜，惨白惨白的，照得人脸上没有血色。一个护士推着车从面前经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吱吱的声响。

七点钟，秀英被推进了手术室。她躺在推车上，穿着宽大的病号服，显得更加瘦小了。李建国握着她的手，跟在推车旁边走。

“别怕。”他说。

“嗯。”秀英冲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他看得很清楚。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门上方亮起了一盏红灯，上面写着“手术中”三个字。

李建国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来。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手里捏着一串钥匙，不停地转来转去。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男人，低着头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疲惫的脸上。

时间过得很慢。李建国盯着那盏红灯，觉得它像是永远不会灭。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他们结婚那天，秀英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上别了一朵红花。那时候她二十二岁，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接她，她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另一只手举着一束塑料花。路上的行人看着他们笑，她也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想起明明出生的那天，他在产房外面等了四个小时。护士抱着一个皱巴巴的婴儿出来，说：“男孩，六斤八两。”他接过来，手都在抖。秀英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笑得特别满足。她说：“你看，他长得像你。”

想起有一年他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锁骨。秀英在医院里守了他三天三夜，给他擦脸、喂饭、倒尿盆。他让她回去休息，她不肯。她说：“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这个女人，这辈子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

红灯灭了。

手术室的门开了，赵医生先出来，口罩挂在一边耳朵上，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李大哥，手术很顺利。肿瘤切干净了，周围的淋巴结也清扫了。现在就等病理报告，看看有没有淋巴结转移。”

李建国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嗓子哑了。他清了清嗓子，问：“她怎么样了？”

“麻醉还没醒，在复苏室观察一会儿就送回病房。你先回去等着吧。”

他回到病房，把秀英的床铺整理好，把热水袋灌满塞进被子里。然后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秀英被推回来的时候，还在昏睡。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干裂起皮，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上挂着点滴，腹部缠着厚厚的纱布。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发出规律的滴滴声。

李建国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冰凉的，但他能感觉到她的脉搏，一下一下的，虽然微弱，但很稳定。

那天晚上，秀英醒过来一次。她迷迷糊糊地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又昏睡过去了。

六

术后的日子很难熬。

秀英的恢复比预期的慢。她吃不下东西，只能靠输液维持营养。术后的第三天，她开始发低烧，赵医生说是正常的术后反应，开了抗生素，烧慢慢退了。但她的精神状态很差，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着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

李建国每天守在床边，给她擦脸、翻身、倒引流液。他学会了看监护仪上的数字，学会了调整输液的速度，学会了在护士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她换药。

张伟隔一天来一次，带些水果和营养品来。有一次他趁秀英睡着了，把李建国拉到走廊上，压低声音说：“哥，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

“你嫂子住院之前，刘主任看了她的检查报告，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什么话？”

“他说：‘这个病人的腹部有一个陈旧性手术疤痕，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他指了指自己的右下腹。然后他说：‘这个疤痕的形态不像是阑尾手术的切口，更像是某种腹腔镜手术的戳孔。’”

李建国的心跳漏了一拍。

“腹腔镜手术？什么意思？”

“就是微创手术。通过在腹部打几个小孔，把器械伸进去做手术。阑尾炎手术也可以做腹腔镜，但刘主任说，那个疤痕的位置不太对，而且……而且他说，从CT影像上看，你嫂子的子宫形态有些异常。”

“子宫异常？什么意思？”

“他说得不是很明确，只是随口提了一句。但我回去查了一下你嫂子的病历，发现她在深圳的那六个月里，医保卡在那边有过使用记录。”

李建国觉得自己的脑子嗡了一声。

“什么记录？”

“具体的我看不到，系统里只能看到消费记录，看不到具体的诊疗项目。但有一条记录显示，她在深圳的一家医院有过住院记录，时间是九月份，住了五天。”

九月份。秀英在深圳的第四个月。

她从来没提过。

李建国靠在墙上，觉得墙壁冰凉冰凉的，那股凉意透过衣服渗进后背，一直凉到心里。

“哥，你也别多想。”张伟拍了拍他的肩膀，“可能就是个小毛病，在那边做了个手术。她没告诉你，大概是怕你担心。”

“嗯。”李建国点了点头，但他的脸色很难看。

回到病房，秀英醒了，正靠着床头慢慢喝一碗米汤。她的手还是没什么力气，端着碗的手微微发抖。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秀英看了他一眼。

“没事。走廊里太冷了。”

他没有问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问。也许是觉得现在不是时候，她刚做完大手术，身体还虚弱得很，经不起任何情绪的波动。也许是害怕。害怕她的回答会打开一个他不想面对的潘多拉魔盒。

那几天，他表面上一切如常，该做什么做什么，但心里像是扎了一根刺。他想起了秀英回来后的种种异常——她的消瘦、失眠、食欲不振、腹部的手术疤痕。他想起她在深圳的那六个月，想起她每次打电话时说的那些话。

“我挺好的，你别担心。”

“今天吃了什么？吃了，吃的挺好的。”

“明明考试考得怎么样？”

“妈的身体还好吧？”

每次都是她在问他，从来不说自己。他以为她是不想让家里担心，现在想起来，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他试着回忆秀英去深圳之前的样子。那段时间，她好像确实有些不对劲。她总是很累的样子，脸色也不好，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发火。他以为她是更年期，没当回事。后来她说想去深圳做护工，他一开始不同意，觉得太远了。但她很坚持，说在家挣得太少，明明马上要上高中了，花销更大。

“我就去半年，过年前就回来。”她说。

他拗不过她，同意了。

现在想想，她去深圳，真的只是为了挣钱吗？

七

手术后第八天，秀英可以下床走动了。她扶着床沿，一步一步地挪，每走一步都皱着眉头。李建国在旁边扶着她的胳膊，感觉她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纸。

那天下午，赵医生来查房，跟李建国说了病理报告的结果。

“肿瘤切缘阴性，说明切干净了。清扫了二十一个淋巴结，其中两个有癌细胞转移。分期是T2N1M0，属于中期偏早，不是最早期的，但也不算太晚。后续需要做辅助化疗，降低复发的风险。”

“化疗要做多久？”

“六个周期，每三周一次。大概四到五个月。”

“化疗难受吗？”

“会有一些副作用，恶心、呕吐、脱发、乏力等等，但现在的辅助药物比以前好多了，大部分人都能耐受。”

李建国点了点头。他已经在网上查过化疗的事了。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生不如死。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还有一件事，”赵医生说，“你太太的术前检查报告里，有一份腹部CT的影像，我们发现她的子宫右侧有一个陈旧性的手术痕迹。从影像上看，她的右侧输卵管和部分卵巢被切除了。这个手术应该是在最近一年内做的。”

李建国觉得自己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整个人往下坠。

“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做过一次妇科手术。右侧附件切除术。而且从愈合情况来看，应该是最近半年内的事。”

最近半年内。那就是她在深圳的时候。

“这个手术……是什么原因做的？”

“从影像上看，可能是卵巢囊肿、输卵管积水或者宫外孕。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看不出来，需要看当时的手术记录。你太太没有告诉过你这件事吗？”

李建国摇了摇头。

赵医生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你可以跟她沟通一下。这个信息对后续的治疗也有参考价值，比如化疗方案的选择，需要考虑她之前的身体状况。”

李建国走出医生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外是省城灰蒙蒙的天际线，几栋高楼矗立在远处，像几根灰色的柱子。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

他想起秀英说的那句话——“可能是小时候做过什么手术，我不记得了。”

她不记得了。一个不到一年内做的手术，她不记得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推开病房的门。

秀英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串佛珠，嘴里念念有词。看见他进来，她停下来，把佛珠放在床头柜上。

“赵医生说什么了？”

“他说手术很成功，后续要做化疗。”

“那就做。”

李建国在床边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

“秀英，赵医生说你以前做过一个妇科手术。”

秀英的脸白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很快，但李建国看见了。

“什么手术？”她问，声音有点发紧。

“右侧附件切除。他说是在最近一年内做的。”

病房里安静极了。隔壁床的病人出去了，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监护仪已经撤走了，输液架也推走了，只剩下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柜。柜子上放着一个暖水壶和几个苹果。

秀英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那双手干瘦、苍白，手背上布满了针眼和淤青。

沉默了很久。久到李建国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是宫外孕。”

李建国的呼吸停了。

“九月份的时候，我肚子疼得厉害，去厂里附近的医院检查，医生说宫外孕，输卵管破裂了，要马上手术。不然会大出血，有生命危险。”

“厂里？”李建国抓住了这个词。

秀英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很深的、很沉的疲惫。

“我在深圳不是做护工。”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狭小的病房里炸开了。李建国觉得自己的耳朵嗡嗡响，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了，使劲地拧。

“那你做什么？”

“我在电子厂上班。龙华区的一个电子厂，做手机屏幕的。”

“你不是说去做护工吗？那个家政公司呢？”

“家政公司是假的。我们交了三千块钱的中介费，到了深圳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医院护工的活。那个中介把我们十几个人扔在龙华的一个城中村里，就跑了。我们没钱，人生地不熟的，有人去报警了，但警察说这种事儿不好管，让我们去找劳动监察。劳动监察说要提供合同和证据，我们什么都没有。”

秀英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后来我们各自散了。有人回老家了，有人去了别的城市。我和另外两个女的留下来了，因为没钱买车票回去。我们在龙华找了一家电子厂，管吃管住，一个月四千五。我想着，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干几个月攒点钱也行。”

李建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个男的是谁？”

秀英没有回答。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渗出来，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

“我在厂里干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回宿舍的路上……”

她没有说下去。

李建国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往下沉，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他想站起来，想摔东西，想大喊大叫，但他的身体像是被钉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告诉你又能怎样？你在家里，隔着那么远，知道了只会干着急，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秀英的声音开始发抖，“而且我怕你受不了。我怕你不要我了。”

最后那五个字像一把刀，捅进了李建国的心窝里。

“我怕你不要我了。”秀英又说了一遍，声音很小，小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李建国闭上了眼睛。他想起秀英做手术的那天，想起她在手术台上躺了四个多小时，想起她醒来时迷迷糊糊看他的那个眼神。他想起她回来后那些失眠的夜晚，想起她坐在沙发上抱着靠垫发呆的样子。他想起她刚才说的那句话——“我怕你不要我了。”

她一个人在深圳，在异乡，在一条陌生的街上，遇到了那样的事。她一个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签了手术同意书。她一个人在手术台上，忍受着疼痛和恐惧。然后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度过了术后的那些夜晚。

而他在家里，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工地上搬砖、扎钢筋，在家里看电视、喝茶，在菜市场跟卖荸荠的老头讨价还价。他每个月收到她寄回来的钱，心安理得地花着，从来没想过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她在那边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

他睁开眼睛，看着秀英。她还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着，但没有哭出声来。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不会的。”他说，“我不会不要你。”

秀英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她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你是我老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是我老婆。”

秀英终于哭出了声。她趴在被子上，哭得像个孩子。李建国坐在旁边，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背。

隔壁床的病人回来了，看见这个场景，愣了一下，然后悄悄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那天晚上，秀英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讲完了。

她在电子厂干了三个多月，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站着，重复同一个动作——把手机屏幕的玻璃盖板贴到背光模组上。一个动作要重复几千次，手指头都磨出了茧子。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没有空调，夏天热得睡不着。食堂的饭又硬又难吃，她经常吃不下，就买点饼干和方便面凑合。

九月份的那天晚上，她在加班的路上被人拖进了巷子里。她拼命反抗，但对方力气太大了，她被打晕了。醒来的时候，那人已经跑了。她一个人爬起来，走回了宿舍。她没有报警。她觉得丢人，也觉得报警没用，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根本找不到人。

一个多月后，她开始肚子疼。疼得越来越厉害，有一天在车间里直接晕倒了。同事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是宫外孕，输卵管破裂，必须马上手术。

她在医院住了五天。厂里给垫了五千块的医药费，后来从她的工资里扣。手术后的恢复期，她不能上班，在宿舍里躺了两个星期。同宿舍的工友给她带饭，帮她打水。

身体好了一些之后，她又回去上班了。她不敢歇着，因为她需要钱。她需要把手术费还上，需要攒钱寄回家，需要买回家的车票。

她在深圳待了整整六个月，一天也没有多待。回来的前一天晚上，她在宿舍里收拾东西，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一遍，叠得整整齐齐。她把那只借来的行李箱擦干净，把编织袋里的东西码好。然后她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深圳的夜景——高楼大厦、霓虹灯、车水马龙——这个城市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一个过客。

“我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坐了一天一夜。”秀英说，“我想了很多。我想明明，想妈，想你。我想，只要回到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回来之后，我越来越害怕。我怕你发现那个疤，怕你问我在那边到底做了什么。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胃越来越疼。我想过去县医院检查，但又怕查出来什么毛病，又要花钱。我们家本来就穷，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后来你说去医院，我就去了。我想，查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吧。要是真的是癌，那也算是一种解脱。”

李建国听到这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坐在床边，背对着秀英，不想让她看见。但秀英还是看见了。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后背。

“别哭了。”她说。

“我没哭。”他抹了一把脸，声音瓮瓮的。

八

化疗开始了。

第一次化疗是在术后第三周。赵医生给秀英用了一个叫“XELOX”的方案——奥沙利铂加卡培他滨。奥沙利铂是静脉输液的，三个小时滴完；卡培他滨是口服药，吃十四天，停七天。

第一次输液的时候，秀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还跟隔壁床的病友开玩笑说，这化疗也没传说中那么可怕。但到了晚上，副作用开始上来了。她先是觉得冷，盖了两床被子还是抖。然后是恶心，翻江倒海的那种恶心，吐了好几次，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李建国在旁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跑去叫护士，护士给打了一针止吐药，过了一会儿稍微好了一些，但秀英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发白，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没事，能扛过去。”秀英有气无力地说。

李建国握着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化疗的副作用一波接一波地来。恶心、呕吐、手脚麻木、口腔溃疡、脱发。秀英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枕头上、衣服上、地上，到处都是。她让李建国找了一把推子，把头发全剃了。

“反正也是掉，不如剃干净了省事。”她对着镜子看了看光溜溜的脑袋，笑了笑，“像不像个尼姑？”

李建国笑不出来。他看着镜子里的秀英，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眼窝深陷，皮肤蜡黄，光着头，穿着一件肥大的病号服，像一棵被风吹干了的老树。

但他的心里没有嫌弃，只有疼。

化疗的间隙，他们回了一趟家。明明看见秀英的样子，愣了好久。然后他转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秀英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他。

“妈没事，过几个月就好了。”

明明转过来，眼睛红红的，嘴唇抿得紧紧的。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成绩单，递给秀英。

年级第三。

秀英看了看，笑了。那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明明真棒。”

“妈，你要好好的。我以后挣钱了，给你买大房子。”

秀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擦了擦，笑着说：“行，妈等着。”

老母亲坐在轮椅上，看着秀英的光头，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摸了摸秀英的头。

“我的闺女……受苦了……”

老太太哭了。秀英也哭了。李建国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那天晚上，明明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母亲》。李建国后来在儿子的书桌上看到了草稿，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本事，但她用她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这个家。她去深圳打工的那半年，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她。现在她病了，头发掉光了，人也瘦了，但在我心里，她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李建国把草稿纸放回原处，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夜空中没有星星，只有一轮模糊的月亮，被云层遮住了大半。对面的楼里亮着几盏灯，远处有狗叫声。

他想起了秀英在深圳经历的那些事。那些事像一根根刺，扎在他的心里，拔不出来。他想过去找那个人，想去深圳报警，想做一些什么来发泄心里的愤怒和痛苦。但他知道，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个人他找不到，报警也没有证据，而且秀英不愿意再提这件事。

她只想过正常的日子。把这些事埋在过去，永远不要再想起来。

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冷空气中散开。他做了一个决定。

九

春节前，秀英完成了第三个周期的化疗。赵医生说效果不错，肿瘤标志物降到了正常范围，CT复查也没有发现复发的迹象。他建议做完六个周期，然后定期复查。

“五年生存率还是很高的。”赵医生说，“尤其是你太太这个情况，手术切得干净，化疗也敏感，预后应该不错。”

五年生存率。李建国在网上查过这个词。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只能活五年，而是五年内不复发的概率。对于中期胃癌来说，这个概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一半的机会。他愿意赌这一半。

过年的时候，家里很冷清。往年除夕，秀英都会做一大桌子菜，红烧鱼、炖鸡汤、炸春卷、蒸年糕。今年不行，她闻不了油烟味，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李建国简单地做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

明明给秀英夹了一块鱼肉，说：“妈，你多吃点。”

秀英吃了一小口，笑着说：“好。”

老母亲坐在轮椅上，精神比前几个月好了一些。她看着秀英的光头，忽然说：“秀英啊，你以前头发多好，又黑又亮。”

秀英摸了摸自己的光头，笑了笑：“还会长出来的。”

春晚开始了，电视里热热闹闹的，歌舞升平。李建国坐在沙发上，秀英靠在他肩膀上，明明坐在地板上，老太太歪在轮椅里打瞌睡。窗外有鞭炮声，远远近近的，此起彼伏。

这是他们家的除夕夜。没有大鱼大肉，没有新衣服，没有红包。但有彼此。

李建国低头看了看秀英。她闭着眼睛，呼吸均匀，大概是睡着了。她的光头在电视的光线下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泽，像一个剥了壳的鸡蛋。他伸手把她身上滑落的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

他想，这就够了。

正月初八，李建国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工头老王打来的。

“老李，省城那边有个大工程，要人，工资开得高，一天三百五，管住不管吃。你去不去？”

三百五一天。一个月就是一万出头。李建国心动了。但他看了看秀英，犹豫了。

“我得想想。”

“你想想吧，名额有限，给我个准话。”

挂了电话，他跟秀英说了这件事。秀英想了想，说：“你去吧。我现在好多了，自己能照顾自己。明明也能帮忙。”

“不行，你还在化疗，身边不能没人。”

“化疗还有三次，隔三周才去一次。我到时候坐大巴去省城就行，又不是动不了。”

“那不行。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呢？”

两个人争执了半天，最后达成了妥协：李建国在省城找个离家近的工地，每个周末回来。这样既能挣钱，又能照顾秀英。

老王帮他联系了一个在省城郊区的工地，也是一天三百五，但活更累，要扎钢筋和浇混凝土。李建国不在乎累，只要能挣钱就行。

他去工地的前一天晚上，秀英帮他收拾行李。她把那件新买的衬衫——她从深圳带回来的那件——叠好放进包里，又把那条皮带也放进去。

“你到了那边别省着，该吃就吃。”

“嗯。”

“注意安全，别逞能。”

“嗯。”

“明明的事你别操心，我来管。”

“嗯。”

秀英抬起头看着他：“你怎么就会说‘嗯’？”

李建国看着她，忽然伸手把她拉进了怀里。他抱得很紧，像是怕她跑了一样。秀英愣了一下，然后也伸出手，环住了他的腰。

“我会挣钱回来的。”他说。

“我知道。”

“你也要好好的。”

“我知道。”

十

春天来了。

三月的时候，柳树发了芽，路边的迎春花开了，金灿灿的一片。秀英完成了最后一个周期的化疗，赵医生说她恢复得很好，可以进入康复期了。

她的头发开始长出来了。最初是一层细密的绒毛，黑黑的，软软的，像是刚出土的草芽。明明摸了摸，说：“妈，你的头发好扎手。”秀英笑着拍开他的手。

四月的一个周末，李建国从工地回来，带了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路边摊上买的几枝康乃馨，粉红色的，用一张旧报纸包着。

“你买这个干什么？”秀英接过来，嘴上这么说，但脸上有了笑意。

“好看。”

秀英把花插在一个塑料瓶里，放在窗台上。阳光照进来，花瓣上的水珠亮晶晶的。

那天下午，李建国骑电动车带秀英去了趟镇上的派出所。他提前打了电话咨询，接电话的民警说，像秀英这种情况，如果是在外地发生的案件，应该在案发地报案。但如果当事人愿意在户籍地报案，他们也可以受理，然后协调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处理。

秀英在派出所门口犹豫了很久。李建国没有催她，就站在旁边等着。

“我怕。”秀英说。

“怕什么？”

“怕人家笑话我。”

“没有人会笑话你。这不是你的错。”

秀英看了看他，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派出所的门。

接警的是个年轻的女民警，姓周，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把秀英带进了一间谈话室，关上门，倒了杯水给她。秀英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讲得很慢，中间停顿了好几次。周民警一直很耐心地听着，没有打断她，也没有露出任何异样的表情。

讲完之后，秀英哭了。周民警递了一包纸巾给她，轻声说：“大姐，你很勇敢。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秀英哭得更厉害了。但这一次，不是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哭泣，而是一种释放的、宣泄的大哭。她哭了很久，久到那包纸巾用完了，久到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

李建国在走廊里等着。他听见了秀英的哭声，心里像被人揪着一样疼。但他没有推门进去。他知道，有些路，只能秀英自己走。

秀英从谈话室出来的时候，眼睛红肿，但神情比进去之前轻松了很多。周民警把她送到门口，对李建国说：“我们会跟深圳那边的公安机关联系，启动协查程序。虽然时间过去比较久了，取证难度很大，但我们会尽力。”

“谢谢你。”李建国说。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街边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人行道上。秀英坐在电动车的后座上，一只手抓着李建国的衣服，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

“回家吧。”她说。

“嗯，回家。”

电动车慢悠悠地穿过镇上的街道。街两边的店铺亮着灯，有卖炸串的、卖炒货的、卖水果的。一个小孩在路边放鞭炮，啪的一声响，吓得秀英缩了一下。

“没事。”李建国说。

秀英把脸贴在他的背上，两只手环住了他的腰。

五月中旬，秀英的头发长到了寸把长，黑黑的，密密的一层。她对着镜子照了照，说：“像个小伙子。”

李建国在旁边说：“好看。”

“你就知道说好看。”

“真的好看。”

秀英白了他一眼，但嘴角翘了起来。

明明中考在即，学习越来越紧张。秀英每天晚上陪着他复习，给他削水果、热牛奶。她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就安安静静地看着儿子写字。有时候明明遇到难题，皱着眉头想半天，她就轻轻地说：“别急，慢慢想。”

中考那天，秀英早早起来做了早饭，送明明到考场门口。明明走进去之前，回头看了她一眼。

“妈，你回去吧。”

“嗯，好好考。”

“我知道。”

明明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妈，你的头发长出来了。”

秀英摸了摸自己的头，笑了。

六月底，中考成绩出来了。明明考了全县第十五名，稳稳地上了县一中。秀英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手都在抖。她把成绩单看了三遍，然后走到阳台上，对着窗外喊了一声。

“明明考上一中了！”

楼下有个老太太正在晾衣服，被她吓了一跳，抬头看了看，然后笑了：“恭喜啊！”

李建国在工地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绑钢筋。他蹲在脚手架上，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扶着钢筋，听秀英说完，沉默了好几秒。

“好。好。太好了。”他说。

旁边的工友问他怎么了，他说儿子考上一中了。工友们纷纷恭喜他，有人说：“老李，你儿子争气啊！”有人说：“这下你有盼头了。”

那天晚上，李建国破例买了一瓶啤酒，坐在工地的板房里，一个人喝了几口。他看了看手机里秀英的照片——是她前几天发过来的，站在阳台上，头发长出来了，人胖了一些，脸上有了一点血色，笑得很开心。

他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然后他关掉手机，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窗外有蛙鸣声，此起彼伏的，像是在唱一首歌。远处的工地上，塔吊的灯光在夜空中亮着，像一颗不落的星星。

尾声

八月份，李建国从工地回来，带了一笔钱。六个多月，他攒了三万多块。加上医保报销回来的一部分——秀英的手术和化疗一共花了将近九万，医保报了四万多——他把欠的债还了一部分，还剩下一万多块的饥荒。

“不急，慢慢还。”他说。

秀英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她已经能正常吃饭了，虽然还是要少食多餐，但胃口比以前好多了。她的体重涨到了一百一十斤，脸上有了肉，气色也好多了。头发长到了耳朵下面，又黑又亮，比以前还密。

九月一号，明明去县一中报到。秀英帮他收拾行李，把衣服、被褥、洗漱用品一样一样地码好，装进一个大编织袋里。她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双新鞋——是她在网上买的，花了八十多块钱——塞进编织袋的侧面口袋里。

“到了学校好好吃饭，别省钱。”

“嗯。”

“跟同学好好相处，别跟人打架。”

“妈，我什么时候跟人打过架。”

“学习别太累了，注意休息。”

“知道了。”

明明背起书包，扛着编织袋，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看秀英，忽然放下东西，走回来，抱了抱她。

“妈，谢谢你。”

秀英愣了一下，然后拍了拍他的背：“谢什么，快走吧，别迟到了。”

明明走了。秀英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下楼梯，脚步声越来越远。她扶着门框，站了很久。

李建国从后面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别站着了，进去吧。”

“嗯。”

她转身走进屋里。经过客厅的时候，她看见了窗台上那个塑料瓶里的花。康乃馨早就枯了，但秀英没有扔掉，她把枯花拿出来，换了几枝新的。这次是路边采的野花，黄色的小雏菊，开得热热闹闹的。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束花上，照在秀英新长出来的头发上，照在她微微上扬的嘴角上。

李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他转过头，假装看墙上的挂钟。

钟的指针指向下午三点。

秋天的阳光很好，金灿灿的，暖洋洋的，铺满了整个客厅。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有几片叶子飘落下来，在空中打着旋儿，慢慢落在地上。

秀英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一股凉风吹进来，带着桂花的香气。

“好香。”她说。

李建国嗯了一声。

她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街上有人在遛狗，有个小孩在骑自行车，有个老人在晒太阳。一切都很平常，平常得像每一个普通的下午。

但又不那么平常。

因为这是他们的下午。是她的下午。是她用六个月的煎熬、一次手术、六次化疗、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换来的下午。

李建国站起来，走到她身边。两个人并排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他们就这样站着，肩膀挨着肩膀，看着阳光一寸一寸地移过窗台，移过那束小雏菊，移过秀英的手指。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他握紧了。

窗外，桂花树上的花朵密密匝匝的，金黄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风吹过来，花瓣簌簌地落了一些，落在窗台上，落在秀英的衣袖上。

她没有拂去。

就让它们在那里吧。这些细小的、金色的、温暖的东西，值得留在身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