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防侵权？除了版权声明还有另类的“诅咒”防盗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近日，歌手单依纯在演唱会上翻唱李荣浩作品《李白》引发版权争议，随后水木年华卢庚戌就《爱上你我很快乐》被翻唱侵权发声，网络热曲《跳楼机》原唱利比发文维权，与此同时，AI短剧“偷脸”侵权也登上热搜，让版权保护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古代的版权声明

其实，古人也会遭遇版权侵权问题，比如大文豪苏轼就是受害者。苏轼的作品在宋代极受欢迎，民间私刻盗印现象严重，苏轼本人也多次抱怨。

他在《与陈传道书》中吐槽：“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这些盗版书商不仅粗制滥造，错漏百出，为了凑字数甚至把别人的诗文掺杂进苏轼文集，苏轼看到后愤怒至极，想毁掉雕板。

宋代商贸繁荣，印刷术深入发展，书籍市场昌盛，盗版也随之猖獗。古代社会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但为了保护著作者和书商的利益，古人想出了一些版权保护措施。

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书籍翻板（即盗版），宋以来即有禁例。”除了在发现盗版后向官府提告，作者和书商还会在书籍刻印时就印上牌记、墨图记、半身像、公告、牒文等版权标识。

宋刻本《东都事略》有方形牌记声明版权

南宋时，四川眉山是当时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这里出现了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具有版权声明性质的出版物《东都事略》。该书目录后的牌记（版权标识）中，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16字，明确表达了出版者已向官府备案，并禁止他人翻刻。

古籍上的“翻刻必究”

从宋代到明清，刻书者为了保护版权，大致有在扉页声明版权，印上牌记声明版权，以广告或字号（商标）声明版权三种方式。这些版权声明一般就是刻上出版者信息，或“翻刻必究”等字眼。

另类“刻咒防盗”

写书本是辛苦事，古代刻书和手抄本费时费力、成本又高，还面临很高的盗版风险，刻书者为了保护版权，从“翻刻必究”逐步升级到骂街甚至迷信诅咒，出现了“刻咒防盗”，在书籍中刻上诅咒骂人的话，防盗版、防篡改、防偷窃、防借出不还。

比如清代《论学巵言》卷末牌记直接印有“翻刻此板，男盗女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广州苏氏丹桂堂刻印的历书《通书》中，写有“如有假冒招牌者，男灾女祸”。文人痛骂起盗版者来，完全不在意形象了，有的刻本印着“翻此板者即我子孙”，又有刻印“翻刻者子孙不昌”“盗版者断子绝孙”之类。

清代刻书中的咒骂语

郑板桥在其《后刻诗序》中曾这样警告盗版者：“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清代笔记《更岂有此理》（清嘉庆五年刻本）中附有一卷《阴间秀才诗稿》，诗稿凡例中对翻刻盗版进行了极其恶毒的咒骂：“近今坊贾善于翻刻书集，惜费而嗜利，以致字迹错谬，大异原板，使阅者以误传误，埋没作者一片苦心。射利小人，等于盗贼……已遣勾魂使者……水火、瘟疫诸司，密伺群坊丛集之所，稽察巡查。如再有不肖棍徒，翻刻是集者，立时勾魂摄魄……凛毋再犯。”

这些咒骂语要么直接人身攻击，要么诅咒盗版者及其家族，在当时宗法社会注重家族延续、信奉因果报应和迷信氛围下，确实能吓退部分不法之徒。

“诅咒防盗”是一种跨文化现象

不仅中文典籍、日文典籍中存在“诅咒防盗”，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的典籍中也广泛存在类似用诅咒语加强“心理防盗”的事例。这类诅咒通常写在书籍扉页或书末的抄写说明中，威胁盗书者遭神罚、疾病、酷刑、死亡，或永世诅咒。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泥板书（图据北京日报）

公元前668–627年，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的尼尼微宫廷图书馆里，大量泥板书上都刻有“藏书诅咒”。其中典型的一段是：“我已将抄写员的珍贵作品誊写在泥板上……无论谁带走这块泥板，或在其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与我并列，愿阿舒尔（Ashur）和贝利特（Belit）在愤怒中推翻他，并抹除他们在土地上的名字和后代。”

还有更狠的版本，诅咒盗板者被神明“用不可解除的、可怕无情的诅咒”惩罚，让其“肉体被狗嘴叼走”、名字和子孙从世间抹除。

在中世纪的欧洲，抄写员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抄一本典籍，价值不菲，书里也常常附带诅咒，常见主题包括肉体酷刑、癫痫、地狱烈火等。如大英图书馆有一本1172年的德国典籍，其中有一段诅咒的话：“如果有人偷它：愿他死去……愿癫痫和发烧攻击他……”

也有一些诅咒会给出改过自新的机会，如“删改或毁损者，若没能补偿，就必受诅咒”，如果在侵权后能给出补偿，就可以解除诅咒。

古代人用“诅咒”防盗的创意全球都有，核心逻辑一样：东西太贵、太费工夫，就用神明或超自然力量来吓唬小偷。而且在古人意识里，对灵魂的诅咒、对家族后代的诅咒往往比对肉身惩罚的诅咒更有威慑力。现代出版物版权页上的“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其实是继承了这类“刻咒防盗”式版权标识的文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