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贫困率，真下降了吗？让我们一起看，米莱的数字游戏

又是我们熟悉的数字游戏，呵呵！

刚刚，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局（INDEC）发布了一份亮眼的统计报告，又一次让米莱政府松了口气——2025年下半年的全国贫困率降至28.2%，创下2018年上半年以来的最低值。

与2024年高峰时期52.9%的贫困率相比，降幅将近25个百分点；赤贫率更是从接近10%的高位降至6.3%，近乎腰斩——这是米莱政府执政以来，贫困率连续第三个“半年度”下降。

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将这份“成绩”归功于经济增长、通胀放缓以及政府主导社会项目的强化。米莱总统更是在社交媒体上难掩喜色，直言“用事实说话，而非虚构”。

但这份官方数据，并没有说服阿根廷国内的独立研究机构。

其中，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站的质疑最具代表性——他们承认贫困率确实在下降，但远没有官方描绘的那么乐观，甚至直言：这场所谓的“减贫成效”，多半是“统计效应”造成的假象。

问题的关键就藏在阿根廷政府统计部门沿用了二十年的贫困测量方法里——用来判断贫困的“基本消费篮子”，基准年份还停留在2004年。

换句话说，这套标准衡量的是一个阿根廷家庭在2004年维持基本生存需要多少收入——篮子里甚至还列着香烟、报纸、DVD播放器这些早已过时的物品。

二十年过去，阿根廷人的生活早就变了样，Netflix订阅、智能手机、外卖配送、互联网宽带，这些都成了日常必需开支，却压根没被纳入官方统计。

更关键的是，新的核算规则中“住房成本”几乎被完全忽略：全国有超过20%的家庭（估算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为37%，多数城市是在20%至25%区间）需要租房居住，但房租支出却不在消费篮子的考量范围内。

除此之外，医疗、交通、公共服务的实际支出占比这二十年来大幅上升，可它们在官方统计公式中的权重，从来没有调整过。用一套二十年前的标准，同时“不算房租”的扭曲规则去衡量今天的贫困，结果自然和现实严重脱节。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站测算后发现，如果剔除这些“统计水分”——也就是更新消费篮子、纳入房租、调整各项支出的实际权重，2025年下半年的实际贫困率应该是34%-35%，而非官方公布的28.2%。

拉丁美洲地缘政治战略中心（CELAG）测算差额更大，如果剔除上述统计偏差——使用更新的消费篮子并计入房租，阿根廷2025年下半年的实际贫困率为38%至40%，居然比官方公布的高10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官方数据中近三分之二的降幅，并不是民众生活真的得到了改善，而是统计标准“放宽”带来的错觉。

该机构毫不避讳地指出：2023年以来贫困率的下降，约四分之三可能都源于统计效应。说白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减贫”宣传背后，真正靠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实现的部分，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要是用更贴近现实的标准重新审视，阿根廷贫困状况的真实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

2024年上半年，米莱刚执政不久，阿根廷遭遇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的危机，贫困率飙升至20年来的最高点——独立机构估算约为55%，官方数据也曾达到52.9%的高位，那是一场实打实的人道主义灾难。

到了2025年下半年，按更合理的旧规则测算，贫困率大概回落到了36%左右（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测算）。这个数字确实比峰值时大幅下降。但和2022年至2023年，也就是米莱前任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政府末期的水平相比，基本持平，甚至还略差。

阿根廷的贫困率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过山车式波动后，只是回到了前几年的状态，并没有实现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站给出了明确结论：2025年阿根廷民众的生活困难程度，和2022至2023年、2018至2019年时的悲惨程度大致相当，相比别的年份还不如呢。

在那些时期，阿根廷同样面临高额货币赤字、社会排斥加剧、劳动力市场紧张等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没有明显改善。若非要说改善，那只能是当前的水平，比米莱执政初期要更好。

换言之，米莱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阿根廷贫困的结构性难题，只是把一场因政策剧变引发的灾难，修复到了“常态”——而这个“常态”，本身就是前任政府留下的、远称不上理想的起点。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这场“修复”过程中，大量人口被推向了贫困边缘，这个群体的规模和脆弱性，甚至比米莱前任执政时期更严重。

官方数据只盯着那条冰冷的贫困线，但生活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阿根廷天主教大学引入了“经济压力”的概念，指的是家庭收入不足以覆盖基本需求的状态——即便收入略高于贫困线。

一个家庭也可能因为一张意外账单、一场小病，或是一次物价波动，就跌入贫困。目前，近一半的阿根廷家庭依然生活在随时可能“掉下去”的焦虑里，这一群体甚至比米莱前任时更庞大。

就业市场，也传来了不好的信号：

虽然总体失业率没有失控，但就业质量却在持续恶化。非正式就业——那些没有养老金、没有劳动保障的岗位，比例从35.8%上升到了36.7%，更多新增就业流向了低质量、不稳定的领域。

与之相对应的是，“贫困劳动者”的比例——有工作却依然贫困的人口，从28.1%升至29%。越来越多的阿根廷人，即便拼尽全力工作，也难以摆脱贫困的泥潭。

债务问题也在悄悄吞噬着中产阶层的生活：

官方统计只计算家庭的货币收入，却从不关注这笔收入中有多少要用来偿还“米莱执政第一年因通胀失控而维持生计的贷款”。

调查显示，在2024年通胀率达到、超过200%时，许多中产、中低收入家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背上了高额债务，信用卡逾期率大幅上升。

他们的名义收入可能超过了贫困线，但扣除债务后，实际生活水平或许已经跌入贫困区间——而这种困境，在官方统计中完全看不到。

多维贫困指标的恶化，更能说明问题：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的多维贫困测量，涵盖了医疗、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多个维度，结果显示：这一指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39.8%上升到了41.6%。

也就是说，即便有些家庭的收入勉强跨过了贫困线，他们可能依然买不起必需的药品、付不起孩子的学费，或是住在条件恶劣的房屋里。贫困从来都不只是收入高低的问题，还包括国家给予的福利、物价的失控。

综合这些独立机构的判断，米莱政府治下的阿根廷贫困状况，其实可以这样概括：看官方数据，贫困率降至数年来的新低，成绩亮眼；但从更真实的视角来看，这场下降更像是一次触底反弹，而非结构性的突破。

经历了2024年上半年的灾难性飙升后，贫困率确实大幅回落，但也只是回到了米莱前任政府末期的水平。大量人口仍徘徊在贫困边缘，就业质量持续恶化，家庭债务不断累积，儿童和青少年的处境尤为脆弱，多维贫困甚至在进一步加深。

米莱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事实而非虚构”时，他引用的确实是INDEC的官方数据。但问题在于，当统计尺度与真实生活脱节，当“贫困”被定义得过于狭窄，那些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家庭、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中产阶层、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就都被排除在了这份“好消息”之外。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站、拉丁美洲地缘政治战略中心等独立机构的质疑，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贫困率的下降，到底是民众的生活真的变好了，还是仅仅因为，衡量贫困的那把尺子，被换得更宽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