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啦？我的天使！| 金弢（译）

［德］玛·露·卡什尼茨

玛丽·露易斯·卡什尼茨(Marie Luise Kaschnitz，1901-1974),联邦德国著名女诗人、小说家、散文作家，1901年1月31日出生于卡尔斯鲁厄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932至1937年卜居柯·尼斯堡，尔后迁居马尔堡。

作者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生前是西德笔会中心的重要成员，曾获黑贝尔奖、毕希纳奖(1955) 伊门曼奖(1957)、短篇小说马肯森奖(1964)等。卡什尼茨的作品，其主要倾向是维护传统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重要作品有:《死之舞》(1944)、《幻想》(1950)、《天使桥》(1955)、《来参加婚礼的客人》(1955)、《长长的影子》(1960)、《爱莉莎·洛卡的孩子们》(1962)、《扑扑和明格尔》（1964）、《长途电话》(1966)等。小说《你来啦？我的天使！》是作者的晚年之作。

正好是五年前的今天，我在报上登了条广告。那时候我的身体还挺硬朗，去席勒广场那么长的一段路，我都是走着去的。报社广告接待处就设在那里。询问处的那位年轻职员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帮我当参谋。他说登这种出租房间的广告不会太贵，而且可以把我想找的对象都写清楚。我想出租我的第二个、实际上是第三个房间，希望有一位文静、有教养的女房客。起居间和那间小卧室我自己留着用，这对我来说，地方是足够的了。

我的广告在第二个星期六就见报了。整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不停地有人按门铃。好些女性来看房间。那些年纪大的，我不喜欢; 对那些年纪轻的，我答复说，已经有人来洽谈过了，到时候，我会给她们消息的。因为我总指望还会来一个更加称心如意的房客。后来，直到星期天晚上，才来了个姑娘，我把房间租给她了。我感到很高兴，如果当时我把她也打发走了的话，肯定会后悔的，因为她谦虚、很懂礼貌，长得也漂亮，像个天使。一看到她，我就想起我的小妹妹，她也曾这般白皙、文静。不过，妹妹现在已有四个长成人的孩子，身体早就发胖了。

出租的房间朝南，还有一个小阳台。姑娘感到很满意。房内布置得那么好，自然没什么可挑剔的。墙上挂着的一切，姑娘都仔细地看了看: 我丈夫那张理发师考试合格证、两枚竞赛得来的金质奖章。“啊，太遗憾了，” 姑娘说，“您丈夫已经去世，不然的话，我会让他给我做头发的，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行的，我的头发这么不服贴。” 我当时想：“是啊，您那是天使的头发啊。” 不过，我没说出来。

姑娘在大学念书。过了几天，她便搬了进来。行李运到后，我帮她一起卸车。她有好多书，我们把那些书摆在写字台上，像一条长龙似的。就在当天，我问我的房客，是否可以只叫她的名字不叫姓。她笑着点了点头。她叫夏娃。然而，我倒更喜欢叫她夏娃小姐。一开始，我听到走道里有脚步声或想到别人有我家的钥匙，还感到不习惯，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过去了。过了一些日子，到了晚上，我就开始等姑娘回家。如果她回来晚了，我会为她担心。

姑娘的生活很有规律，甚至很晚了还在看书，她连吃饭的时间都舍不得。有一回，我把一盘子汤送进她的房间，看她吃得那么津津有味，打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给她做。等姑娘吃完了，我们俩就随便聊聊。姑娘问起我的男人和我过去的生活。但是，一旦我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她又悄悄地开始读自己的书。于是，我便拿起托盘，走出房间。如果看到她的一双袜子或一条半身裙，我就随手拿了去洗。这些，姑娘一点也没注意到。

早晨，我在打扫房间时，总想找找看，姑娘是否有她父母、兄妹或男朋友的照片，结果一张也没见着。有一次，我终于下决心问她:“你这儿装的是什么?” 我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胸。姑娘笑了笑说:“没有，什么也没有。” 她总是一个人回家，至少在最初那一段时间是这样。我总觉得有点费解，因为姑娘长得那么漂亮。不过，我倒是喜欢她这样，我讨厌一些姑娘把手指甲，甚至把脚趾甲也涂得血红，一转眼，又带着一个新的爱慕者回家。我想，当时我是真的老在惦记着夏娃了，我一开始就喜欢她嘛。“我的夏娃，” 我常这样对我那个好友说，“我的夏娃感冒了，” “我的夏娃好点儿了，” 完全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位好友总是把脸一沉——这副样子人家老远就可以看到——对我说:“您的夏娃只不过是想利用您，其实她一点也不把您放在心里。” 然而，她这么说是不对的，后来所有这么说的人也都错了。姑娘总是那么忙忙碌碌。有时她回到家，我已经拿着托盘等在那里，她连“晚上好”或“谢谢”都忘了说。我给她洗干净、熨好放在床上的衣服，她像没看见一样。这怎么能怪她呢? 她要学那么多课程，我的夏娃，我的天使——正象有时我这样称呼她，当然，我只能在心里这样称呼她——她要学好几门外语，其中有的已经是没有人再讲的了。这一切我都知道，因为有一次，她让我听一些单词的发音。只是在她发不准音，而我的发音也不正确时，她才感到很不耐烦。

那是在六月，或者七月初，也就是姑娘住进来半年多以后的一天晚上，天气闷热，楼下的门铃响了三次。夏娃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对我说：“您坐着吧，我去开门。”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不让我按开门电钮，而是自己跑了下去，手中拿着提包和手套。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按门铃，而且每次夏娃都是飞快地跑出去。但她从来没玩得很晚，十点刚过便回来了。并且，她从不把男朋友带进屋来。现在，她只是在穿戴上较以前多花点功夫罢了，不过说句实话，实际上是我在为她的穿戴操心。每天，我都把她的连衣裙洗了，然后叠好放在她床上。有一次，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是感动了，当然，她还不至于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有一回我说:“如果您愿意带上男朋友在小阳台上吃晚饭的话，我可以为你们做夹心面包。” 你瞧，她那神情，似乎我说的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名词，一个滑稽的名词。很清楚，她压根儿没想过要把她的男朋友带上楼来。无论如何，在订婚之前，也就是在秋天之前，她是不会把他带来的。我不由得感到诧异，因为我并不是唯一的出租房间的女房东，而且，我早听说过不少有关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泡在一起，然后又分了手，而在这个期间什么事都发生了。

秋天到了。有一天，夏娃告诉我，她已订了婚，但她得先参加考试，然后再结婚。就在当天晚上，她把未婚夫带来了并介绍给我。我事先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了一些点心，一小瓶波尼香槟酒和几块夹心巧克力糖。我以为这一对年轻人一定会上我房间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喝一口，这样，我就完全可以觉得自己象个做母亲的了。然而，我只是在楼道里见到了那个青年。那里黑乎乎的。他把手伸给我，说了声“认识您很高兴。”是的，真的，他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个子挺矮，胖墩墩的，跟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两样。尽管他看上去几乎不比夏娃大，但一点也不活泼。那天晚上，他们很快又出去了。夏娃小姐还是十点刚过就回来了。在考试前的那段时间里，她晚上不再出门，而是让未婚夫到楼上来。但他从来没待得很久，只不过一两个小时。当我去厨房或洗澡间的时候，我能听到他们在谈话，并且发现她在让他帮着听发音。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开玩笑，说些亲昵的话，或者听见他们接吻出声。我觉得这样似乎也太可怜了。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和丈夫订婚以后，也没让母亲觉得我们很亲热。我在想，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慢慢地变得冷漠，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加冷漠了。

夏娃考得很好。她刚考完，便上我房间里来，坐在那儿，把整个房间仔细看了看，好像要把每个角落都牢记在脑子里似的。我以为她打算停租我的房间了。当然，她真要是这样做的话，我也不能责怪她。但是，没料到她却另有打算: 除了原来的那个房间外，他们还想租我的卧室。他们让我把床搬到起居间去，厨房和洗澡间两家合用。我起初吃了一惊，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而且我不知道卧室里的五斗厨和衣柜里的东西该怎么办。不过，我还是感到高兴，因为有年轻人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我不至于感到冷清。

几天后，夏娃和她未婚夫把我房间里的东西都移了出去。尽管我的房间里东西挤得满满的，但住起来还是很舒适的。雇来的工人走进那两个房间，把原来的印花壁糊纸都撕了下来，把墙粉刷得雪白。我丈夫那张考试合格证以及墙上原先挂着的一切，年轻夫妇都不想要了。夏娃大概还不在乎这些，但那小伙子坚持不要。他们收拾完毕后，便乘车旅行去了。旅途中，他们登了结婚启事。

我的床、床头柜、沙发、餐桌和餐橱都被搬进了那间大屋子，我这样住了差不多有一年，不，一年还多点。这段时间，夏娃两口子都去上班，屋里还是很清静的。我帮他们买点东西，帮他们把蔬菜整理好，晚上他们回家后，我也就不出来了。起初，我还乐意帮助夏娃干点活，并且在晚上，我总想跟她谈谈话，就像在她还没结婚时那样。但是，我很快就发觉，这使她丈夫感到不高兴。我并不是说他特别不友好，但是，当我在楼道里碰上他，他那双眼睛像是透视似的，仿佛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一样，或者，好象我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使他感到不舒服，甚至感到讨厌。那时，我已感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皮肤变成了灰色，皱巴巴的，我的头发——从前，尤其是我丈夫还在世的时候，我总是梳得好好的——现在成绺地耷拉着。我走路感到很吃力，打扫房间就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但这些都是写在合同上的，并且他们也付给我钱。现在，我的收入倒不少。每逢星期六，我能买一束鲜花放在房客的屋里，同时还可以烤一张饼送给他们。

此外，我还可以拿一些钱去帮助这两个年轻人。“到一号就还您，" 夏娃来我房间借钱时说。她那么漂亮、文静，玫瑰红的脸，浅色的头发。我把钱掏出来给她，她第一次吻了我。到了一号，那青年准时付了房租，还看着我用颤抖的手在收据上签了字。至于借去的钱，他们却一个字也不提。夏娃下一次来我这里，告诉我她怀孕了。我说，这我早就料到了的。近来，她脸色苍白。她在我房间里一坐下就抽起烟来，还说:“我怀了孩子，却没有人家所说的那种感觉，我可能长了一个疥疮或者一个眼麦粒肿。” 我觉得，她抽烟不好。不过，我还是感到很高兴，并马上动手织小衣服、小裤子和小鞋。每次织完一些，我便把夏娃叫进屋来。她向我道谢，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现在，他们晚上出去比以前更勤了。每天早晨，我都看到夏娃显得那么疲倦，跳舞喝酒那些玩意儿对她是不合适的。一天晚上，我下了决心走进厨房，她丈夫正在冲洗碗碟，一边还放着爵士音乐。他没让我坐下，也没把收音机关上。我跟他说了我想说的话，也就是夏娃得多注意些身子。他第一次变得那么不高兴，冲着我喊了起来。后来我想，他也许对我的目光感到吃惊，他又不是常见到我，我这样柱着拐杖跛着脚进去，看上去很可能象一只丑陋的老鸦。

夏娃从没提起过这件事。白天，她照常工作，晚上也照样出去，而那孩子倒平安出世了。我把所有那些针织物用漂亮的绸纸包好，给夏娃送到卫生所去，我还在包裹上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年老的外祖母送。”我没有看到那小女孩，也没能和夏娃好好地谈上几句，因为她有一些朋友坐在床边，喝着利口酒。在我离开房间，把门在身后带上时，我听到他们高声地笑着。不过，在我待在那儿的几分钟时间里，夏娃倒是很亲热地望着我，还问我以后是否可以给她看孩子，让小古德龙长大，长得漂亮些。

这个时候很快就到了。因为当时我是那么高兴，所以我便强打起精神，不让他们感到我已不能看孩子、洗尿布和煮面糊了。“他们怎么把这些活儿都让您干?”我那好友对我说。不过，我对此感到高兴。小孩长得很可爱，我们现在像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夏娃产后不久，又要去上班。她没有像原先打算的那样去当教师，而是在一家公司工作，她对此感到挺满意。听她说，他们夫妻想买一辆小汽车，已经攒了不少钱。白天，孩子留在我这里，晚上，他们把那只小摇篮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如果他们觉得太累了或者想睡个痛快觉，就让孩子在我这儿过夜。有时，小古德龙半夜哭闹，我怕把夏娃吵醒，便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次，孩子就是闹个不停，我就把她放在自己的床上。那里，小家伙睡得那么香甜，以致我都不敢再把她抱起来。第二天早晨，孩子比往常醒得要晚些，我躺着动也不敢动。我不知道夏娃的丈夫那天早上是怎么想的，他一般起得很晚，然后匆匆出门。但是这天，他门也不敲就走进我的房间来抱孩子。他看到我们两人一起躺在床上，我向他“嘘”了一声，把手指压在嘴上，而他却大声喊了起来，声音大得我一句话也没听清楚。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发脾气。他觉得小孩子跟老太婆睡在一起不卫生，令人讨厌。也许他是对的。

从那天起，夏娃每天早晨把孩子送到她的一个女友那里去，那是一个年轻人，自己也有小孩。如果他们晚上想出门的话，便把小古德龙留在那里，有时也让她在那儿过夜。一定是事情并不怎么顺心，几星期后的一天，夏娃和她丈夫一起来到我屋里。他俩很有礼貌，也很客气。我还以为他们打算把孩子又交给我，但结果恰恰相反，他们完全另有打算。他们说，夏娃想放弃她的工作，在家里干些翻译之类的活儿。这样的话，她需要一间屋子，以便接待客户。客户有时也会晚上来，她丈夫不想受到打搅。而且，让他带着孩子待在那间小卧室里也不合适。我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于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东西的话，我倒愿意搬到那间小卧室去住。没想到他们早就考虑好了。我那套房子有间阁楼，他们说家具可以放到阁楼里去。是的，他们自己不要这些家具，我明白，他们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们说，我不用再照看孩子了，也不必再打扫房间。我连身子都弯不了，也不能把扫帚伸到床和柜子底下去打扫。有一次，我忘了掸五斗厨，不知是谁，也许是夏娃的丈夫，便在薄薄的一层灰尘上画了个大问号。

就这样，我搬进了那间小卧室。到了现在，我偶尔还能看到那小姑娘。当他们晚上有客人，不知道拿孩子该怎么办时，便把她推给我，还关照我千万不要把孩子带上床。夜里，我把床头柜上的灯打开，凝视着孩子，她已经长大了不少。她安静地睡着，两只小拳头搁在脑袋的两边。反正我是睡不了的，因为那屋里吵得要命，电唱机、收音机，还弹着乐器。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很高兴，一个年迈的妇人能听到年轻人的欢声笑语总是好的。虽然小卧室很挤，但我并不在乎。夏娃整天都在家里打字。有时，我还像以前一样，为她准备一些点心、咖啡、覆盆子汁和小面包，并送到她房里。只是到了冬天，我身体感到不太舒服。我咳嗽得厉害，有时整个夜里咳个不停。夏娃和她丈夫就住在隔壁房间里，我生怕把他们吵醒。有几次，我都不敢上床睡觉，只在椅子上坐着，因为这样，咳嗽会好些。然而，他们还是听到了。于是，夏娃给我送来咳嗽药，并且说，真糟糕!还问我这会不会传染。她让我不要进厨房，为了防止细菌传染，为了孩子的健康。于是，我只好待在屋里。中午，夏娃把饭送进来。开头几天还是正经的饭菜，后来只送来一盘汤。不过对我来说，这也够了。

到了春天，他们要买轿车，但钱还没攒够，于是我从自己的存折中给了他们一些。“那么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玩玩吧，”夏娃对我说，“我们一起痛痛快快地去郊游。”然而，我再也去不成了，因为我已病得很厉害。我想，他们对这一点感到高兴。古德龙现在会跑了，她骄傲地坐在那辆红色的小轿车里，爸爸妈妈坐在两边。每当他们离开家时，我总拖着身子来到窗边，有时，夏娃还向我挥挥手。到了夏天，他们时而出门两三天，去过长长的周末。后来，他们要去度假了。夏娃感到不安，因为这样一来，没有人为我做汤了。于是，她建议我搬到阁楼上去住。我不肯，因为阁楼里满是家具，而且夏天那里又闷热得要命。不过，最后我还是被他们说服了，因为阁楼的隔壁也住着一个老太太，她答应照料我。按夏娃的说法，如果我独自住在家里，她一分钟也放心不下，整个假期都会感到兴致索然。这年夏天酷热，不过，我总算熬了过来。有一回，我还收到了他们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蓝色的大海，海边有一棵棕榈树。那个帮我做饭的女人跟我相处得倒还不错，她对我虽然不是特别亲热，但既然我要让别人照顾，就不该太苛求。我还想到，差不多到时候了，我也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咳嗽是好多了，只是心脏不怎么样。九月初，那个小家庭，我的家庭终于回来了。从阁楼的窗口望不见街道，但我一直在等着。一天晚上，我好像听到了夏娃的说话声和古德龙拖沓的脚步声。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上来。过了好几天，我才听那好友说，他们仨真的回来了。

“这下您看到了吧，” 那好友对我说，“他们根本没把您放在心上，他们是想把您挤出去，您等着瞧吧！您连自己的房间都回不去了。” 正好这天，夏娃到阁楼上来。她晒得黑黑的，显得很快活。她给我带来一件东西，是他们在途中为我买的: 一只上街买东西用的草篮子，上面编织着五色的花朵。我高兴极了，根本没想到，我已经不能上街了。我注视着夏娃，发现她又有身孕了。她也这么说，并告诉我，有空的话可以一起聊聊: 譬如，我住在阁楼里是否满意，他们能否租用整套房子，一旦第二个孩子出生的话，他们会觉得两个房间太挤了。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夏娃说，不然的话，他们只得搬走，这使我更感到震惊。我想，不让我见到夏娃和小古德龙，那怎么行呢？夏娃很亲热地向我保证，以后每天带着孩子上来。如果我上下楼梯不感到太累的话，也可以下去在他们那儿坐坐，起码当她丈夫不在的时候能这样，他总那么神经质。

我们就这样把事情定了下来。第二天，夏娃的男人带着一些要签字的东西上楼来。我的眼镜儿早已不合适了，所以也没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就签了字。他们把那些家具卖了，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听他说，我还算走运，因为现在谁也不要这些旧东西。我完全明白了，现在那些房间可算作空房间了，他们能够把租金付得更少一些。卖家具的钱放在桌上，我说，我想把这些钱给小古德龙存在银行里，但是我还在犹豫，因为这些钱在我请医生时可能用得着。但那年轻人很快将手按在钱上，一把抓走了。我顿时满眼泪水，并不是因为钱，而是我突然怀疑夏娃能否每天带着孩子上来看我。我请求那年轻人提醒一下夏娃，他回答说:“每天? 这难道不有点过分?" 然后便大声笑了起来。

当然，他是对的，我这样的要求是太过分了，或许连夏娃本人也对我生气了，因为她每星期最多上来一次，而且不是每次带着孩子，在我这里也待不了一会儿，因为秋天到了，阁楼里怪冷的。后来，她挺着大肚子，我便对她说不要再爬这么陡的楼梯了。在这个时期，我又病了，还是咳嗽那个老毛病。隔壁的老太太也病了，或者说，她已经吃不消了，不能帮我做饭、整理床铺、照料我了。到十一月中旬，我有三个星期没看到夏娃了。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她丈夫到阁楼上来，还带来一个医生。医生给我开了一张住院证明。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三天没吃上热东西了，同时我想，医院里有电梯，这样，夏娃也可以来看我了，用不着花力气爬楼梯。第二天，我坐上担架下了楼。当时我想，我原先住的房间的门一定敞开着，夏娃一定会站在那里，如果我好好请求的话，那些男人还会把我抬进去待上一会儿。

然而房门却是紧闭着，这时我才记起来，那正是夏娃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我朝门上望了一眼，写着我名字的那块牌子已经不在了，我心里顿时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像是我自己也不存在了似的。他们把我推进一辆汽车，车飞快地穿过市区。坐在旁边的护理员开着玩笑，问我想不想死。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刚躺上医院的病床，就向护士要了几张信纸，写了类似遗嘱那样的东西。那位护士很友好，坐在一边帮助我。但当她看到，我打算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切都留给夏娃时，便摇摇头，问我是否有亲戚。夏娃，我说，她是我的孩子。那位护士把一支体温表插进了我的嘴里。

我在医院已住了四个星期。开始，我和其他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不久前，他们把我弄到这个小房间来。那些女人不停地抱怨，说对她们不公平。我耐心地听着，因为之后当我谈起自己的家时，她们也得耐心地听着。我的女儿，我这么说，我的女婿，还有我的外孙女。每当到了探视病人的日子，我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扇门，夏娃他们会不会走进屋来，手里捧着一大把鲜花。后来，同屋的女人开始取笑我，因为我有时说错了话，把“我的夏娃” 说成了“我的天使”，她们用手指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注一）。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知道，年轻人空闲的时间不多，再说要他们在医院里度过假日也太过分了。只有那个好友每星期天来看我，她也老了，没什么事可干了。不过，我倒希望她不来，因为她总是骂夏娃和她的丈夫，说他们已经把我忘了，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然而，我还是想见见他们，并告诉他们，我的全部财产由他们继承。我知道，在我临终之前，他们会来的。特别是我离开那个大病房之前的最后几天，我总清楚地看到他们出现在我眼前。他们站在门口，夏娃手里抱着那个刚出世的小男孩，小古德龙挣脱了父亲的手朝我跑来。房间里那些女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因为她们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幸福的家庭。他们一家人慢慢地走过来，把鲜花放在我的床上。他们带来了那么多花，把我的身体都盖满了。我说:“夏娃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因为这时她把花放在我脸上。一转眼，那些花变成了泥土，洒进我的眼睛，落到我的嘴里。

现在他们把我弄到这小房间里来，大概是晚上我说话声音太大的缘故，而且老是重复着那个冗长的故事。这里只有一个小洞口，至多只能让一个人进来探视。现在要是夏娃来的话，就只能她一个人来。是的，就她一个人。她怎么穿了一件这么古怪的黑色连衣裙，银白色的长袖? 这时又不像是上午，但的的确确还是上午，但我这里已是晚上，这里已是黑夜。夏娃走近我的床边，不耐烦地跺着脚，她这样做只是开开玩笑，并没有其他什么意思。她又把花带来了，并且和前一次一样把花放在我的脸上。“谢谢，你是我的天使!”我连忙吸了一口气说。话刚出口，自己又大吃一惊，因为我第一次唤出了她的真名，是的，是第一次。夏娃对此并没有生气，她微笑着，把一只手放在鲜花上。她依然像过去那样漂亮，和她从意大利回来时一样漂亮，真是个天使。她慢慢地、慢慢地把我往下按，按得愈来愈深。

注一：意思是说，有点神经不正常。

2026年01月10日 德国慕尼黑

译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民办教师。1977级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级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 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一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达三十五万字，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 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八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写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六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两百万字。至今夙兴夜寐、孜孜笔耕；

近年，文字发表多家刊物：【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天津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时代文学】、【西部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 2022年04月获 “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 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 2022年10月获【文心奖】，“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 斯特林堡和他的 《狂人辩词》 2023年01月获 【当代作家】杂志，“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10月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