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我上山下乡北大荒的那些年

李强（左）与知青朋友在住处附近李强下乡前的全家知青时代的李强，纵马于黑龙江完达山脉间

本文转自老知青家园，作者李强,来源：选自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心路历程（1979—2019）》

我1968年7月1号离开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最后来到离珍宝岛大概70里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待了九年。那地方属于虎林县，就是边境的一个地方，离宝清县城也不很远。那里是大草甸子和原始森林，冬天极为寒冷，一般都是-20℃以下。

1968年6月18号，毛主席发了一个“6·18”指示，主张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准备跟苏联人打仗。我去劳动的地方名字叫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某连，这个名字听着很大，但其实就是一个村庄，说是兵团战士，也没枪，就是当一个农民，在那种地。

我1968年去，1977年回，跨越十个年头。1968年是从四中分配去的，属于比较早的上山下乡的一群人，后来才知道，不去农村也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极个别的留在北京了。我所在的村庄，我们四中一共来了24个人，来自4个班，其他同学去哪儿的都有。我是第一批走的，然后还有去山西的、陕西的、内蒙古的，也有好多回老家的，反正就是只要离开北京，去哪都行。多数孩子还是听话的，让去哪就去哪，但也有那种死活不走的。冯小刚电影里讲到“老炮”，我们当时是指那种耗着不走的，叫“老泡”，我们说的“泡”是三点水的“泡”。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不走，就一直泡下去，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在北京就一直待下来了。

这九年里，从事过各种劳动，其中盖房子时间比较长，我在村子里当过瓦工班长。村子里大约有两三百户，当地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我们盖的。我们盖房子的水平还是挺高的，除了水泥、油毡、钉子和屋顶的瓦是买来的，其他都是就地取材。盖房子首先要打基础，要上山打石头，因为东北的土地一化一冻沉降得很厉害，所以房子必须得下很深的石头基础。然后自己脱坯、烧砖，我们自己有砖窑，至于如大梁、椽子、檩子、屋面板、门、门框、窗户、窗框这些，全是我们上山伐木自己做的。

我们周边原始森林很多，我在山上伐过两年木——伐木是个技术活、有风险——那时候也没有电锯这套东西，都是最传统的那种手工大肚锯，大约1.5米长，两个人哈腰、手把着锯子飞快地伐，全靠人力。伐木首先要知道第一锯从哪下口，下口很有学问，因为有时候树自然倒的方向会与别的树“搭挂”，这就要在第一锯下口时决定在完成第二锯的时候，留下哪一块不锯，这样大树倒的时候被揪到想控制的方向。有时候大树会突然从锯口爆裂，当地人称“打绊子”，非常危险，会伤到伐木人。还有的时候，由于树太粗了，两锯相互将树都穿透很多了，但它就是不倒，用力推也不动，这时候千万不能走，只能等风来把它吹倒，没风它是不倒的，反正山上总会有风的。所以真正的伐木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除了伐木盖房子，当然最主要的还有种地，我们那有好几万亩地，也有机械，但很多时候要靠人力。我们最主要就种三种农作物，小麦、玉米和大豆。有播种机和收割机，但质量很差，常常出故障，很多时候要靠人工。尤其是玉米，收获时主要靠手掰玉米棒子，所以收玉米最累。有时候天气不好也得靠人工用镰刀收割大豆，收大豆往往都到了东北天气寒冷的时候了，割大豆，镰刀要尽量贴着满地冰碴的地皮，手指常常被豆秆划破，劳动是很艰辛的。

下乡不仅是劳动艰苦、生活艰苦，更苦恼的是没有书读，无法学习。20岁上下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最渴望获得知识。那时候读书很不容易，首先是你得能找得到书，带去的书很快就读完了。我们四中都是好学生，都对于读书有极大的渴望，找到好书后也要与大家分享阅读，同学们就轮流阅读。但是，一般一本书在你手里往往也就一两天时间，后面其他人马上就要把它拿走。这样就常常熬夜读书，白天干一天活，夜里又读一夜书。村里面停电是家常便饭，这样同学们都会自制一个小的煤油灯，在豆大的灯捻下阅读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鼻孔黑黑的，就是煤油灯熏的。读的书也是杂乱无章的，今天可能读一本《电工原理》，过几天读是《不朽的流浪汉》，再过几天可能就读《安娜·卡列尼娜》。

“WG”初期直到我离开北京前，我的父亲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离开北京后，第二年1969年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受到批斗。1969年林彪下达了“一号令”，把北京的那些干部绝大部分都给轰走了。我父亲、母亲和我的小弟弟被要求三天内离开北京，家里的书籍、物件、用品等也就几乎全扔了，先去的云南蒙自草坝，冶金部把“五七干校”办到中缅边境那了，后来因为部里感到联络实在太不方便，就又将冶金部干校搬到了河南周口，我父亲及家人就又从蒙自草坝搬到了河南周口。所以，从1969年父亲去“干校”到1977年他回北京，九年时间里，我没有见过父亲，当然，来往信件是不断的。父亲倒也是心底坦然，相信自会有“天理”存在，在那样的政治逆境下也保持心情平静，所以，后来也很长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四人帮”一粉碎，全国风气大变，那时候人们都很兴奋，我在基层都能感到原来那套“极左”的东西基本就不太奉行了。1977年，我父亲也平反了。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贡献是很大的，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把大批人解放了。此后，整个社会的气氛就变得很宽松了，邓小平等允许广大知识青年返城，非常得人心。在返城政策之前，无数的家庭、父母都很焦虑，因为孩子都上山下乡了，远在边疆，家庭不能团圆，所以让这些孩子们回家的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许。我大概是1977年的五六月份回北京的。

我在农村总共九年时间，算是比较长的。在“WG”中那段时间里，也有人有各种机会较早离开农村。“WG”中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行“走后门”，就是得有各种关系，也流行“送烟送酒”，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革命”。走后门就是从“WG”开始的，“WG”以前走后门绝对都没有这么疯狂。因为“WG”期间很多地方都是“军管”，都是军代表说话算数，而军队里流行战友关系，谁要是认识军队的战友、官员，参军就很容易。那时候，参军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但是，那时候我什么关系也没有，一个人举目无亲，上哪去找关系去啊？所以高考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高考的本质意义就是不凭关系，而是凭知识，凭本事！

煤油灯捻子下的读书少年

作者李强，给安超博士学位论文《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作的序

爱学习是一种骨髓里的理念

我出生于一个读书世家，但是回想起来，从小没有任何人教我专门学什么东西，我也没怎么认真读书。我的外公是一位大考古学家（于省吾），我是在外公家出生和长大的，外公家是个很大的家族，外公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在北京的院落也非常非常巨大。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北京大学教书，1950年李富春同志组建重工业部就将我父亲作为技术专家调入，五十年代中期重工业部改组为很多工业部，我父亲成为冶金工业部最早的技术专家，是部里的有色金属专家，工作特别忙。因为当时国家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全国各地那么多矿山和工业项目，他需要常年出差，一会儿从长沙回来了，一会儿从广州回来了，经常能带回好吃的来。我的母亲就在家带着我们，但她照顾一大家子人也特别忙，没有专门的时间教育我。

李强外公于省吾与一些古文字专家及其家人合影。前排左起：金毓黻、唐蘭之子、外公、顾颉刚；后排左起：唐蘭、陈梦家。

我对读书的浓厚兴趣是1963年考进北京四中读初中后培养起来的。北京四中当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把一帮极有读书兴趣的人聚集到了一起。进了四中一看，这帮人太厉害了。我父亲虽然会很多种外语，但他没有教过我任何一种外语。一到四中，我发现同学们的英语都说得顶呱呱，有的同学连微积分都学过。我就非常吃惊，他们简直是无所不知啊！

后来我仔细观察，原因可能是，1957年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赋闲在家，不像我父亲天天出差，他们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上了。我觉得同学们都太厉害了，跟他们在一起学习，我不读书、不拼命不行啊。从1963年到1966年，我真的是非常刻苦，基本上天天就是学习。四中的学习氛围，就是让你从内心里觉得，读书是一种乐趣。

1966年我读到初三，准备考高中，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每天早上念英文。有一天早上念英文的时候，同学们就围过来跟我说：“你傻啊，听广播了没？”我仔细一听，原来是高考取消了。我一下就发蒙了,心里就嘀咕，难道从此天下就没有考试了？一开始学校确实有一点儿混乱，大家不考试就看报纸，看各种大字报，但孩子对这些运动不感兴趣。

1966年底全国大串联，学生走到哪里都不花钱，就到全国去玩，跟疯了一样。但全国大串联需要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出身好才能当红卫兵，我不是红卫兵。我父亲虽然在冶金工业部，但他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既不是“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不是红五类。我属于中不溜秋的，没有人理你，就变成了“逍遥派”。“逍遥派”就不是特别关心运动，主要就是玩，一帮孩子到处去探险。

虽然考试废止了，但是对四中的学生来说，爱学习已经变成骨髓里的理念了。1967年初，有一个月我们去工厂劳动，就去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住在石景山的鲁谷中学里。那时候整个社会流行“读书无用论”。“破四旧”的时候，很多书要扔、要卖。市面上一律不收外文书，外文书只能当废纸卖。石景山那里有个图书馆被砸了，无数的书被扔得到处都是，那可是宝库啊！

四中的学生很爱学习，我们就把有意思的书拿回来看。那时全国经济建设大受影响，父亲在部里的工作也没那么忙了，总待在家里。我家离冶金工业部不太远，开个书单，父亲就从部里借一些书给我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自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李强手绘半导体线路图

1967-1968年，我最大的兴趣是做半导体收音机。当时社会上流行半导体，我们一帮小孩就迷上了造半导体收音机。做半导体并不简单，需要懂数理化的基础知识，得熟悉关于电子、电路、晶体管的知识，把原理搞清楚。我们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多少，测量电感应，测量三极管的β值。那时候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己做的，线圈都是自己缠的，但电容啊、磁棒啊这些做不出来，需要想办法去买。

那时候北京不是工业城市，经常买不到半导体的元件。但是北京西四有一条街都是老百姓摆的元器件地摊，可以换到元件。我有这个东西，你有那个东西，咱俩用万用表测好了，就可以换。人家的元件好，给人家补点儿钱。有时候我们还搭车去天津买元件。当时天津是工业城市，从天津来北京的运输车都停在前门现在箭楼的那个地方。我们一帮孩子经常涌到这里，先推一个女生去跟司机打招呼：“师傅，我要去天津，能带我们去一趟吗？”师傅一看是女生，就说可以。一听“可以”，我们一帮男生就呼地全都爬上后车斗了。师傅也不好意思说让我们都下去，就给我们拉到天津去买半导体元件。

那时候读书，是因为有兴趣、有需要啊，不懂原理做不出这个东西。到现在很多知识和操作我都能记得。兴趣和热爱，是最为纯粹和深刻的学习动力。这种学习的质量是最高的，能够跟着人一辈子。

知青时代的精神食粮

1968年7月，我听从学校安排“上山下乡”，坐火车、汽车一路颠簸，花了三天时间辗转来到了黑龙江边境距离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不远的地方，应该是属于虎林县，这里在编制上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其实就是一个村庄，在那里我一待就是9年。当地的冬天一般是零下20摄氏度，寒冷的时候是零下40度。夏天就是蚊子太厉害，铺天盖地，一个老牛走过去，蚊子就“嗡嗡”扑过去，再飞起来就是一片红色的，落在墙上一面墙都是红色的。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青年，父母一直在身边，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没有去边远的村庄独立生存过。突然有一天，没有父母了，就你一个人被扔到村里面，心里面特别震撼。

黑龙江的冬天长达半年，每年10月就下大雪，到第二年5月以后土地才化开解冻，当地人把熬过冬天叫“猫冬”，生活很枯燥，我最苦恼的事就是没书可读。当时我们也带了一点儿书，但带的书都被我们迅速读光了。其实我带的不多，同学们带的书挺多。因为我父亲的书都是各国文字的书，关于采矿的各种专业书，我也看不懂，所以带的书不多。有个同学叫张弦，他带的书很多。其中有一部年代久远的线装本、插画版《聊斋志异》，由于是线装书有好几十本，我们都特别喜欢。但是这些书很快都被我们读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发现了村里的一个“读书宝库”。以前村里有个图书馆，“WG”期间被砸了。村里的文书叫路国起，他特别聪明，就把这些书都藏在了家里，使得这些书幸免于难。我们就不断从路国企那里借书看，但很快也就看完了，知青之间就想方设法找书看。

那个时候，北京知识青年相互都很有同情心，也都非常渴望读书。记得是1969年有一次去黑龙江边境的“迎春”火车站，迎面遇到了一个北京知青，于是就聊起来，他说他叫郑也夫，是北京八中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当时他被分派到离我的连队30多里的种畜站工作，我有时就搭车去他那里。郑也夫也是读书无数的人，是个很纯粹的文人，他那里还有其他知青，我就常去他那里借书。

但是僧多粥少，一本书好多知青轮流阅读，一本书在手里最多也就是两三天，因为后边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呢，一本好书，很多人看过，最后书页都卷起，需要小心翻页否则就破碎了。当时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读书。那时很少有电，我们拿一个小瓶子，棉花捻子伸到油里去，煤油灯点起来只有豆大一点儿火光。我们只能在晚上拼命地读，因为白天要劳动。白天有时候，倒在田地里就睡着了，不眠不休实在太困了。

李强的读书摘抄本

从1968年到1978年，读书大体上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拼命看、拼命读，开卷有益，什么书都读，也不分类型，只要是本书就行。今天读《卓别麟——不朽的流浪汉》，明天可能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后天可能就是《电工原理》什么的。读什么书不由你的兴趣决定，由有书和没书来决定，那时候的书实在非常非常宝贵。

1969年秋季，我的父亲被打倒，父亲、母亲和小弟弟都被下放到云南蒙自县（现蒙自市）草坝的冶金工业部“五七”干校。当时邮政是通的，村里有邮递员，一般两三天来一趟。但写一封信寄给父母，要半个多月才能到。那时还有一些报纸可以流通，为了学习英文呢，我还想办法订到了《北京周报》，这是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文版PekingReview。我的英文底子好，那个阶段的阅读功不可没。

1971年前后，市面上开始出现了大量“灰皮书”，都是国外译著，应该是高层允许印制的，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封面上印有“供批判使用”“内部发行”“供内部参考”等字样。这些书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隐秘的小店能够买到，这个店只要是中国人就可以进。这个店没有门面，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很多北京人都知道。我们就托北京的家人朋友买到寄过来。尼克松访华后，政策就宽松了很多，很多外文书就公开卖了。这些“灰皮书”是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曾经是我们很多知青的启蒙读物和精神食粮。

从公交车售票员到大学老师

1977年，我27岁时终于回到了北京，我的父亲也平反了，从此全家在北京团聚了。回来之后，我没有工作，等着街道分配工作，当时，由于待业的年轻人太多，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于是大家就四处找关系，当时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人民汽车一厂，他说你来我这里吧，可以当汽车司机。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要从售票员开始做，但什么时候能让你学车、开车也不知道。我就在320公交车上当售票员。

卖票卖了两个月，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听说又有高考了，我就去准备考试了。7月考试，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历史、地理6科考了3天。那时候复习没有参考书，只能拿着笔记本东打听、西打听，到处去找题、抄题来练习。尤其是数学题，你自己编不出来，得看人家编的题。当时考试我外语考得最好，在北京市是前几名，可惜的是当年外语成绩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就这样，我考上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系。

我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当时人大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多。我就经常跑到北海公园旁边、当时藏书最大的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去借书。我跟郑也夫频频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他也是个读书迷。我自己能申请到一个借书证，我父亲也可以办一个。当年主要是都外文书，一个借书证一次可以借走3本外文书。这样，我用两个借书证，一次能借走6本书外文书，不到一个月读完还了再来借。每次从人大到北海公园南门，还是很远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我就这么看书。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还不是社会学。1979年，当时东四的北京美术馆（现为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大量改革开放之后的进口书籍，展会上有一架一架的外文书。我当时看到有一架书的归类是“sociology”，一翻书，图文并茂，觉得太有意思了。慢慢地，我对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很多社会学著作。9年的下乡经历也让我对广阔的农村社会有了更多的“参与式观察”，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广袤和复杂。

我于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念了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机缘巧合，我在郑杭生老师的邀请下，留校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我求知若渴的读书经历和特殊年代的生活经历，让我逐渐与社会学结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后一直在这条路上辛勤耕耘，学习不辍。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历史时间和碰到的历史事件太特殊。我们的读书经历，是与新中国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在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求之不得、如获至宝的读书经历是我个人成长中最浓重的笔墨，是我人生命运发生转变的关键点，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从“读书无用论”到尊重知识、笃信好学的态度之变迁、之发展、之成长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