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不支持光绪帝

袁世凯对戊戌变法，写有《戊戌日记》一文，对其过程有过介绍。

我们看袁世凯的记录就明白，为什么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不站光绪，而战争慈禧太后一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奉召由天津乘第一班火车抵达北京，住在法华寺。当时光绪帝驻跸颐和园，袁世凯定于八月初一请安。

初一，袁世凯黎明时在毓兰堂被光绪帝召见。

光绪帝详细询问军事情况，袁世凯据实回答。

远驰开这次是奉光绪帝的命令至京，他并不知道光绪帝让自己回来来做什么，于是就请光绪帝训示：

候间，（袁世凯）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但光绪帝此时并没有回答他，只是让他四天后再来接受训示。

袁世凯退下后，，忽然有太监来报，说升袁世凯为侍郎候补，军机处也发来文书，让袁世凯初五请训。

第二天早上，袁世凯去谢恩。

光绪帝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光绪帝此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他独立行事，不再接受直隶总督荣禄的节制。

初三日，袁世凯正在内室，忽听外屋有人声，看门人递上名片，说军机章京谭嗣同有要事来访，不等传请已下车到了客厅。袁世凯一看名片，是谭嗣同。知道他是皇上身边的新贵，突然夜里来访，想必有事相商，便停笔出迎。

谭嗣同穿便服来贺喜，说有密话要说，请袁世凯入内室，屏退仆人。袁世凯心中很是惊讶。

进了内室，寒暄几句后，谭嗣同说袁世凯有大将之相，接着忽然问：“您是初五请训吗？”

袁世凯告诉他有英船游弋，自己准备明天递折子请训后就回津。

谭嗣同说：“外患不足为忧，真正可忧的是内患。”

袁世凯忙问为何这样说。

谭嗣同说皇上有难。

公受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大惊，赶紧问大难在何处？

谭嗣同说：“荣禄近日献策，要废立弑君，您知道吗？”

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

袁世凯肯定要回答自己不知道，回答知道，那不自己也成了谭嗣同口中的弑君者。

袁世凯说我在津时常与荣禄交谈，看他言谈颇有忠义之心，绝无此意，这一定是谣言。

谭嗣同说：“您光明磊落，却不知此人极其狡诈。他对您表面很好，内心却多有猜忌。您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只升了一级，就是荣禄压下来的。康先生曾在皇上面前保您，皇上说‘听太后说，荣禄常讲您跋扈不可用’。这话千真万确，知道的人很多。我多次在皇上面前力保您，都被荣禄阻拦。皇上常说您明白，但有人说您不可用。这次破格提拔，费了很大力气。您若真心救皇上，我有一计，与您商议。”

紧接着谭嗣同他拿出一份草稿，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皇位不保，性命也难保。袁世凯初五请训时，请皇上当面交给他一道朱谕，令他带兵赴津，见到荣禄便宣读朱谕，立即处死，然后由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布告荣禄罪状，封禁电报局和铁路，迅速带荣禄部下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若不听此策，便死在皇上面前。

袁世凯一听，吓得听了魂飞天外，问：“围颐和园要做什么？”

谭嗣同说：

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说：“太后听政三十多年，平定了不少大难，深得人心。我的部下常受忠义教育，让他们作乱，万万行不通。”

谭嗣同说：“我雇了几十个好汉，还从湖南招了不少人，不日就到。除掉老朽，我自己来，不用您动手。只要您做两件事：杀荣禄、围颐和园。若不答应，我死在您面前，您的性命也在我手里。今晚必须定下来，我即刻进宫请旨。”

袁世凯说：“这事关系太大，岂能草率决定？今晚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定不了。而且你今晚去请旨，皇上也未必准。”

谭嗣同说：“我有挟制的法子，他非准不可。初五那天一定有朱谕交给你。”

袁世凯此时也摸不清谭嗣同的底细，又不知背后有何势力。

就先敷衍他。袁世凯说：“天津是各国聚集之地，突然杀了总督，中外官民必大乱，国势将遭瓜分。况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军、练军又有七十多营，京中旗兵也不下数万，我手下只有七千人，能出动的不过六千，如何办得了这事？恐怕外面一动兵，京城立刻戒备，皇上反而更危险。”

谭嗣同说：“你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动手，届时将朱谕分给各军，再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又说：“我军枪械弹药都在天津营里，现存极少，必须先运足弹药，才能动兵。”

谭嗣同说：“可以请皇上先把朱谕交你收着，等你布置妥当，再告诉我日期，同时动手。”

袁世凯说：“我绝不敢怕死，但怕泄露，反而连累皇上。一旦落到纸面上，就不保密了。朱谕绝不能先交。你先回去，容我仔细考虑，布置半个月二十天，我再答复你办法。”

谭嗣同说：“皇上很着急，朱谕在我手里，必须马上定下个办法，我才能回去复命。”

说着他拿出一道朱谕，是墨笔写的，字迹工整，语气也像皇上，大意是说：

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袁世凯看后说：“这不是朱谕，也没有杀荣禄、围颐和园的话。”

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里，这是杨锐抄给我的，确是三日前发的。林旭他们可恶，不马上给我，差点误了大事。谕里说的‘另议良法’，就是指这两件事。”

袁世凯此时一看，谭嗣同拿的不是光绪帝朱谕原件，此时根本不敢相信谭嗣同。便说：“青天在上，袁世凯绝不敢辜负皇恩，但怕连累皇上，必须周密筹划。我没有这个胆量，决不敢冒然行事，做天下罪人。”

谭嗣同再三催促，要袁世凯立即做决定，好让他进宫复命。

在谭嗣同的崔初夏，袁世凯便说：“九月皇上要巡幸天津，到时候军队都集中了，皇上下一张小纸条，谁敢不遵？什么事办不成？”

谭嗣同说：“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立弑君，形势太急了。”

袁世凯说：“既然定了巡幸，就不会突然出事，必须等到下月才稳妥。”

谭嗣同问：“如果九月不出巡呢？”

袁说：“我已经准备了，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我可以请荣禄力劝太后，一定让皇上出巡，保证不会中止。这事我来办，你放心吧。”

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天下大事就在你手里。你是想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了天子，还是想救皇上，全在你自决。”

我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恩深重，绝不可能丧心病狂、贻误大局。只要对国家、对皇上有利，我死也愿意。”

谭嗣同此时相信了袁世凯，起身作揖，称袁世凯为奇男子。

袁世凯又说：“我们素不相识，你半夜突然来访，我身边的兵士必然起疑。万一泄露出去，别人会以为我们密谋什么。你是近臣，我有兵权，最容易招人猜忌。你回去后称病几天，不要进宫，也不要再来找我了。”谭嗣同觉得有理。

袁世凯这是又问两宫不和的原因。谭嗣同说除了原因：“因为变法罢免了礼部六个尚书，内臣们在太后面前哭诉，进谗言。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人还偷偷去天津，与荣禄密谋，所以意见更深。”

我说：“何不请皇上把变法的必要性详细禀明太后，事事请示？不如把那六位尚书复职，以消除隔阂。变法要顺应舆情，不能操之过急，缓办停办都行，何必这么急，激出变故？”

谭嗣同说：

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袁世凯听他了话，无话可说，夜深了，便托辞要赶写奏折，请他离开。他走后，袁世凯其实已经基本拿定主意，先勉强应付光绪帝。

初五日请训时，袁世凯上奏说：“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一步一步来。操之过急，必生弊端。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来主持，才能不负圣意。至于新进诸臣，固然有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周密。如有疏漏，连累皇上，关系极大。恳请皇上万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光绪帝听了之后但没有答话。

袁世凯请安后退下，随即赶往车站，一到天津，就去谒见荣禄。但荣禄一直在会客，袁世凯没有机会单独和他说话，袁世凯只好约好荣禄明早再详谈。

第二天早上，荣禄亲自来访，我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

当晚荣禄来信邀袁世凯过去，并把太后“训政”的电报给袁世凯，原来宫中已经先动手了。荣禄端着茶杯笑着说：“这不是毒药，你可以喝。”

从袁世凯以上的记录来看，光绪帝必败。

一、政策失当

谭嗣同提出的杀荣禄、围颐和园，本质是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矛盾。但当时慈禧太后掌权三十余年，根基深厚，北洋各军、京内旗兵总数远超袁世凯所能调动的七千余人。光绪帝既无实际兵权，又未争取地方实力派（如张之洞、李鸿章）支持，仅寄望于袁世凯一人，风险极高。袁世凯也说了，自己才七千人，而且兵力还在天津，未在北京。

二、用人不察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试图以朱谕和挟制之法迫其就范，但袁反复以兵力不足、弹药未备、恐累及皇上等理由推脱。谭嗣同误以为袁已相信自己，实则袁在敷衍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说明其对袁世凯的政治忠诚与个人性格均缺乏准确判断。

三、行事不密

谭嗣同所持朱谕竟然是手抄本，并非原件；所提方案涉及杀总督、围皇宫、封电报铁路等大动作，却仅凭一次夜谈试图说服一位素无深交的将领，且未建立任何其他联络渠道或预备方案。袁世凯对这样弱智的计划，拒绝是最理性的选择。

四、树敌过多

谭嗣同在对话中明确提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表现出以暴力手段清除政敌的激进倾向。这种杀尽老臣的极端主张，不仅使大量朝臣（如被罢免的礼部六卿）倒向慈禧，也促使荣禄等人提前串联、推动训政，最终导致变法力量迅速被反扑。

光绪的这次政变，有可能是历史上，结果最没有悬念的一次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