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爱鲁迅最入骨，29岁公开同居，没婚礼生一子，骨灰撒鲁迅坟旁

在鲁迅一生中，有过不少女性朋友，但是最终爱他入骨的女人，大概就属本篇所说这位女子了。在那个年代，不要婚礼公开同居，没有名分却生育一子。就算死后，也要把骨灰撒在他的坟旁。如果不是刻骨铭心的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下面本篇便来详述这位了不起的女性的一生，以及她与鲁迅先生伟大的爱情故事。

一、出生与家世：晚清名门中的叛逆种子

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许广平出生于广东广州高第街一个显赫的士大夫家庭。这一年正值戊戌变法前夕，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剧烈变革时期。

许广平出身于广州西关许氏家族，这是一个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名门望族。她的高祖父许拜庭是广东四大盐商之一，从底层学徒起家，最终富甲一方。曾祖父许祥光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反抗英国军队进驻广州城，带头捐献六万两白银购买武器粮饷，成为抗英爱国运动的领袖。

祖父许应鑅（一作许应骙）是家族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于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历任江西临江府知府、浙江布政使，直至署理浙江巡抚，官声显赫。据传许应鑅虽身居高位，却一生秉持清廉操守，不事产业经营，以致身后家人生活颇为清贫。在戊戌变法期间，作为礼部尚书的许应骙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持激烈批评态度，因而被光绪皇帝以“阻塞言路”为由革职，这一事件成为百日维新中帝后矛盾公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然而，许广平的父亲许炳橒（许阆甫）的命运则显得黯淡许多。他系许应鑅庶出之子，在等级森严的大家族中地位不高。许炳枟本人性情淡泊，醉心于诗词文章，在功名仕途上建树有限，不善于理财。母亲宋氏为澳门华侨商人的女儿，祖籍广东香山，懂医道，擅诗词。

许广平有三位哥哥：许崇憘、许崇懽、许崇怡，两个妹妹：大妹许东平，二妹许月平。在这个封建气息浓厚的大家族中，许广平从出生起就面临着双重困境：既是庶出之女，又是个性叛逆的新生代。

二、童年抗争：反抗缠足与包办婚姻

许广平的童年可以用“抗争”二字概括。在她出生的第三天，醉醺醺的父亲就在“三朝宴”上“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香港一个马姓商人的儿子。这户马家不仅标榜“守周公礼”，实则纵容家人拦街抢劫、授人勒索，这样的婚约从一开始就是一道沉重的枷锁。

八岁那年，母亲按旧俗要为她穿耳、缠足。在当时的广东社会，缠足是女子的“必修课”，许广平的一位姐姐外号“玉观音”，就因为缠足，到书房读书全靠老妈子背着，结果九岁就夭折了。面对这道戕害女性的封建枷锁，许广平大哭大闹，坚决不肯受刑。

幸运的是，她有一位相对开明的父亲。许炳枟虽身处旧式家庭，却不迂腐，心疼女儿，竟默许她放足、不戴耳环。他还对妻子说：“你是胖人小脚，走路要靠两个丫头搀扶，女儿将来若嫁了乡下人，缠了双足岂不受苦”。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进步的思想。

在家塾读书时，许广平又面临新的不平等。父亲只让老师教她用土话读书，她的哥哥则可用官话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进行了反抗，父亲只好应允她和哥哥一样用官话读书。她嫌原名“崇媊”太柔，主动改名“广平”，取“广东太平”之意，小小年纪便有家国胸怀。

1911年9月，许广平的母亲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门，许广平由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是留日学生，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大哥的影响下，许广平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东主办的《平民报》，产生了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还购阅宣传妇女解放的周刊《妇女报》，深受其影响。

1917年，父亲许炳枟病故，马家逼婚愈紧。19岁的许广平绝不妥协，在兄长帮助下毅然退婚，变卖家中唐伯虎真迹得了200大洋，这就是她日后几年读书的学费。她告别繁华广州，北上投奔天津姑母，从此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一个官宦小姐，放弃锦衣玉食，孤身闯天下，只为争一个“自己做主”的人生。

三、求学之路：五四运动中的新女性

1917年，许广平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这所学校是当时北方女子教育的重镇，培养了许多进步女性。

在校期间，许广平展现了出色的组织和写作才能。她多次向《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投稿，其中发表了谈论现代学校教育的《人才必出学校说》和短篇传奇《理想之家庭》。课余时间，她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主编，这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重要宣传阵地。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天津，许广平立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她是《醒世周刊》的编者之一，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写下《富贵不足为荣说》等一批“指点江山”的文字。还与同学们参加街头讲演，宣传爱国救国和妇女解放思想。

10月10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遣保安总队的大批武装警察、马队，驱散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的一万名群众。许广平和女同学们用旗杆做武器，站在与军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围了警察厅，愤怒声讨杨以德的罪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许广平又与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校方竟将她们全部开除。许广平和同学们团结一致，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坚持斗争一星期，终于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这些经历锻造了许广平追求真理、平等、自由、民主，刚毅倔强，敢作敢当，蔑视强权的性格，终其一生不曾变更。

1921年，许广平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担任了短时期的小学教师。1922年，她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里是新文化的前沿，也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四、女师大学潮：与鲁迅的初识

1923年，许广平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学习。这一年秋天，鲁迅开始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当时的鲁迅已经42岁，是文坛巨匠；而许广平25岁，是充满理想的青年学生。

鲁迅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材矮小，两寸长的头发又粗又硬，笔直地竖在头顶，衣服上还打满了补丁。其不修边幅的外表——破旧的衣衫、浓重的绍兴乡音——甚至引来一些学生的窃笑。

但在许广平眼里，鲁迅的学识和人格魅力足以使他熠熠生辉。她坐在第一排，望着这位“怒发冲冠”的老师，眼里满含热切。很多年以后，许广平还忘不了鲁迅主讲中国小说史的第一堂课，她在回忆录里写道：“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几堂课下来，许广平成了鲁迅的忠实粉丝，连他那身布满补丁的衣服，在她眼里，也像黑夜的星星闪闪发光。敬佩之情悄然转化为炽热的爱慕，在许广平心中生根发芽。

一次交谈中，鲁迅曾笑着问许广平：“许应骙是你什么人？”许广平如实回答：“是叔祖。”鲁迅听后意味深长地“哼”了一声，半带调侃地说：“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原来，青年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等宣传维新思想的书籍时，被其私塾老师发现。作为惩罚，老师竟命他抄写许应骙那篇激烈驳斥康有为变法主张的《明白回奏折》。这段往事，成为两人之间一个带着历史因缘的独特注脚。

1924年，女师大爆发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女性，但她推行孔孟之道，阻止学生参加爱国活动。1924年，杨荫榆阻止学生参加孙中山追悼会，并发表不当言论，引发进步师生不满。

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成为学潮的骨干。1925年3月11日，因女师大闹风潮，许广平心里苦闷，便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名义，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她没料到，当天就收到了回信。鲁迅称她“广平兄”——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从此，书信便往来了。

他们在信中讨论国民性的改革、《莽原》的出版和上海的学生风潮等。后来鲁迅回忆此事时说，“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在军警追查时，许广平住进鲁迅家中为其抄稿，两人感情逐步升温。

五、师生恋：冲破世俗的爱情

1925年8月，许广平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困境，鲁迅则因女师大的学生运动遭到他人攻击，此时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后鲁迅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诗中述两人感情为“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许广平也以“平林”为笔名先后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和《同行者》，以表达她的感情。《风子是我的爱》声称，“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

1925年10月，《国民新报》上刊登了一篇大胆热烈的告白信，取名为《同行者》，寓意为同伴而行、相携一生，写信者正是许广平。这封光明磊落的告白信，字里行间满是爱意，仔细一看署名者表白的对象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鲁迅先生。

信中写道：“我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单从这句话就能看出，许广平是一个自信果敢的人，认定了一件事就不会因为流言蜚语而轻言放弃。

用世俗的眼光看，他们之间，障碍实在不少：年龄相差十八岁，鲁迅个子矮小，还欠着债，又正被北洋政府通缉。然而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那个“名义上的太太”朱安。

鲁迅与原配妻子朱安的婚姻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典型。1906年，鲁迅母亲以病重为由骗鲁迅回国，与28岁的朱安成婚。新婚之夜，鲁迅未与朱安同房，婚后第三天便返回日本继续学业。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起这事，话极平淡：“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供养，便是养着，却不亲近。

鲁迅自己，原是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无辜的朱安。他晓得绍兴的旧习，一个女子若是被“休”了，是要受尽白眼的。但许广平比他果决得多。

1925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北京西三条鲁迅寓所的“老虎尾巴”里，27岁的许广平，先伸出手，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轻的一握，感到了她的脉搏，听得见她的呼吸。他终于开口，只说了4个字：“你战胜了”。那一晚，他们接了吻。

第二天，鲁迅一气呵成，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伤逝》。这部作品被认为是鲁迅对这段感情的某种回应和思考。

六、南下与同居：十年携手共艰危

1926年8月，许广平回母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许广平任教期间，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感到失望。许广平坚持在校内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因此校内右派学生党的核心人物李秀梅被开除学籍，蒋仲篪被勒令退学。

后许广平因无力支持学校的运行，辞去职务。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任他的助教和广州话翻译，与鲁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这一年，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惨案，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两人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这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9岁。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但他们的感情却比许多正式夫妻更为深厚。

在上海，许广平悉心照料鲁迅生活，为他抄稿、校对，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鲁迅亦对她关怀备至，教她学习新知，生活里满是温情。他们一起迎接爱子周海婴的诞生，共享天伦之乐。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在上海诞下儿子周海婴。鲁迅为其取名“海婴”，寓意“上海出生的孩子”。鲁迅对儿子极为疼爱，孩子夜里稍有咳嗽，他能瞬间惊醒；许广平想请保姆，他一口回绝：“不放心别人哄儿子”。他以松树作为礼物，送给辛苦生产的妻子和刚刚诞生的小生命，预示一家人生命的顽强、孤傲、不屈。

1932年12月，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集《两地书》编辑出版。该书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记录了两人从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通信往来。这些书信“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交流。

在上海的十年间，鲁迅创作了大量重要作品，许广平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帮助鲁迅查找资料、校对文稿、抄写稿件，记录鲁迅的重要谈话。鲁迅后期十年的文字产量，超过此前二十年，背后是她无声的托举。

七、鲁迅逝世：守护遗志的开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逝世，享年55岁。此时许广平38岁，儿子周海婴年仅7岁。

鲁迅临终前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句遗言，饱含深情与不舍，也寄托了他对许广平未来的期望。

鲁迅留给许广平的，没有万贯家财，只有一堆亟待整理的手稿和嗷嗷待哺的幼子。有人劝她，把孩子交给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她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许广平拒绝了。她说：“我要守护他留下的光”。

在救国会和许广平的推动下，鲁迅的殡葬活动成为一场民众运动。此后，许广平开始整理编校鲁迅的作品。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抚养孩子的同时，也承担了鲁迅母亲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费。

作为陪伴鲁迅走过最后十年岁月的女人，许广平是鲁迅的伴侣却不是妻子。如果勉强可以称为妻子的话，那许广平也只能算是“二房”，真正的“大房”是鲁迅在浙江老家的女人——朱安。

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在困难的岁月里也经常汇生活费给朱安。1947年6月间，朱安病逝于北平。许广平汇钱为朱安办了丧事。在鲁迅去世前几年，朱安曾拒绝接受周作人的钱，却乐于接受许广平汇寄的生活费。朱安也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许广平不仅在经济上支持朱安，对她的身世也深怀同情。朱安去世后一年，许广平在一篇散文里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这末句很有感情，也是颇细腻的一笔。

八、抗日战争：狱中坚贞不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许广平加入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上海沦陷后，许广平成为留守在上海的三名骨干之一，积极为抗日战士们募捐物资。

同时，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战文艺》《文献》《鲁迅风》《文艺新闻》等刊物中发表大量纪念鲁迅和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她参与创办妇女杂志《革命的妇女》，在杂志中控诉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揭露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

淞沪会战爆发时，很多友人劝她撤离上海，去后方避难，但许广平婉拒了他们的好意，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许广平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上海是她与鲁迅共同生活多年的地方，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鲁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手稿等珍贵遗物；二是许广平知道，越是在艰难的地方，越需要有人留守，她作为鲁迅的遗孀，有责任留在上海，为抗战做出一点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开进占领英法租界。不出一星期，就是在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时，十余个便衣人员，闯到法租界霞飞路许广平的家。

敌人在房间中搜寻一通，抄走了部分《鲁迅日记》手稿和书刊，打成两大包，押着许广平关进了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总部。在1942年2月27日又转移至臭名昭著的极司非而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许广平被囚受难76天，一直到1942年2月27日才获释放。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就因为她是鲁迅夫人，认为她必定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们妄想从她身上找到线索，从而把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一网打尽。

囚禁期间，敌人对许广平使用了各种酷刑。许广平在《遭难前后》中描述了残酷折磨的情景：“从紫色的锦袋里拔出三尺长的军刀，架在我面颊上，‘说不说，不说就杀掉你’！我定着眼睛没有任何表示，死了比活受罪爽快，我何必怕？”

敌人还对她进行脱衣侮辱：“‘把衣服脱下来！’像晴天的霹雳。……大衣、长袍，一件件脱下来了，皮鞋也自动脱掉，……很冷，皮肤毛管直竖，牙齿在作战，就只剩下衬裤了”。

最残酷的是电刑：“上电刑，把笔管触动发电机，滋滋声的电流，从电线走到马蹄形的铁圈上，走到贴肉的手腕上，通过脑神经，走到全身，个个细胞遭到电的炙烧，大小神经遭到电殛的震晕，通过血管，走入骨髓，全身发生剧烈烈的变化”。

面对凶残狡猾的敌人，许广平抱着“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障无数朋友和同道者的生命与安全”。在受刑最艰难的时候，她牢记着四句话：“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

经过社会各界积极营救，1942年3月1日，在狱中被关押了76天的许广平，经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才被保释回家。后来，许广平自己曾说，面对敌人可怕的酷刑，她有自己的“法宝”应对，每当“我苦到受不了的时候，耳边仿佛有人在激励我：对付酷刑，要紧的是熬过最痛苦的一刹那，过了这一刹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觉了。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在指引我，坚定我”。

郑振铎在《遭难前后》出版序文中说：“我们以安存隐藏着，躲过了这悠久的四年，可以说完全是食她之赐”，表达了对许广平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九、抗战胜利后：投身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投入进步社会运动中，成为上海妇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众多进步人士齐聚上海，许广平应邀参加周恩来组织的座谈会。

1945年，许广平参与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她与马叙伦、林汉达等进步人士频繁聚会，共同探讨时局，最终参与创建了这一重要的民主党派。在民进的会议上，她多次以“女性与民主”为主题发言，主张“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同频”。

1947年，许广平为支持“新五四运动”，筹办募捐活动，并写下了《新型妇女运动与现代社会运动之关系》，对当时的妇女运动做出总结和展望。她还担任《民主》周刊、《文汇报》副刊《妇女》编辑，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

1948年底，在党的领导下，许广平携其子周海婴经香港转道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许广平等人由东北进入北平，参与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筹建妇联、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和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

1949年，许广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十、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生涯与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

她在统战工作和对外交流上做出了突出贡献。1950年7月起，许广平将鲁迅在北京八道湾和西三条的房产、书信、手稿和版税均交给有关部门。1951年，许广平参与广东土改工作团，奔赴广东四会等地推进土改工作。

许广平在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时，关注女性就业问题，推动出台保护女职工权益的政策；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时，她深入基层，踩着泥泞的小路走访农村妇女，把她们的诉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为妇女解放事业奔走呼号。

1954年，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她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三届中央秘书长，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文化方面，许广平为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耗时数年主持编纂《鲁迅全集》，为了确保注释准确，常对着鲁迅的手稿落泪，却从不在校对时掺杂个人情绪。哪怕是一个标点的改动，都要对照《鲁迅日记》《两地书》等三份原稿反复核对。连助手都劝她“不必这么较真”，她却坚持：“这不是我个人的怀念，是对整个民族文化遗产的负责”。

1960年，许广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愿以余生，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像鲁迅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入党后，她更是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工作，哪怕年事已高、身体偶有不适，也坚持参与妇女权益调研、文化遗产保护等事务。

1961年，许广平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日本二十七个城市进行访问，同六万名日本妇女和各界人士进行亲切会谈，进一步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

十一、晚年与逝世：为守护鲁迅手稿而献身

晚年的许广平，依然坚守初心，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女性从来不是软弱的代名词，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她们可以有自己的担当，可以独当一面，可以活成自己的光。

然而，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许广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许广平从北京鲁迅博物馆来信中得知“wg小组”成员戚本禹从文化部私下取走鲁迅全部书信原件千余份后，相关资料下落不明。她随即要求展开追查，但在与友人陈述经过时，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终年70岁。

许广平逝世的具体时间是1968年3月3日。她的去世与“四人帮”的迫害有直接关系。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先生留下的手稿等宝贵财富，与“四人帮”进行周旋。然而，她势单力薄，在受到一系列迫害后，鲁迅先生的书信手稿还是落到了“四人帮”手中。这一结果对许广平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最终心脏病发作。

许广平逝世后，周海婴向毛主席写信求助，要求追回鲁迅手稿。毛主席得知后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周恩来总理务必尽快找回手稿。1968年3月3日晚上，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wg小组碰头会，将追查任务交给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杨成武随即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人展开调查。

调查过程中，戚本禹承认曾拿走鲁迅手稿，但声称已交给中央wg小组的何先伦，具体下落不明。调查人员辗转找到何先伦，得知手稿已由保密员卜信荣保管，存放于钓鱼台中央wg的保密室。最终，调查人员在江青住处的保密室里查出了这批手稿。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鲁迅手稿失而复得，“四人帮”一伙破坏鲁迅文物的阴谋彻底破产。追回的手稿被妥善保存，并准备全部影印、分函出版。

许广平生前曾立遗嘱要求尸体火化，骨灰作肥料入土。家属遵其要求，把许广平的遗体火化，洒在鲁迅墓旁。她临终前交代家人，不要把她与鲁迅合葬在一起。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非常难以理解，这样一位如此深爱鲁迅的爱人、战友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许广平之所以这样考虑，或许因为自始至终鲁迅都没有给她一个名分，鲁迅一生都在与旧社会斗争，如果许广平与之合葬，怕会抹黑鲁迅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