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贺龙陈毅因金牌争执请人评理，总理一句话让他们服气

1963年秋天，北京的风里已经带了点凉意。中南海里的一间小会议室，却因为几句看似玩笑的话，气氛一点都不轻松。贺龙把茶杯往桌上一搁，说：“我不和你吵，咱们去找周总理评理。”陈毅笑着摇头：“好，那就看总理怎么说。”两位开国元帅，说着说着真动了真气，为的只是一场运动会的金牌该不该“拿太多”。

有意思的是，这场小小的“争吵”，背后牵着的，却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十几年的曲折起步，也是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对“体育强国”这个目标截然不同又彼此补充的思路。

一、新中国要不要“花力气搞体育”

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当时全国百废待兴，工业、农业、交通、教育，每一项都在等着人和物资。很多干部心里盘算得很现实：粮食、钢铁、机器，这些才是硬东西。体育，看上去似乎有点“奢侈”。

毛泽东的考虑却更远。建国初期，他在多次会议上强调身体素质的重要，还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脍炙人口的题词。比起口号，更扎眼的是现实对比。

从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算起，那段时间中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的经历，说起来多少有点辛酸。1932年，国民政府只派了刘长春一人参赛。刘长春本身很刻苦，可惜既没系统训练，也缺乏保障，一个人孤身远赴重洋，连预赛都没出线。

1936年柏林奥运会，局势更紧张。中国队参赛人数稍多，但整体水平有限，最后能够闯进决赛的，也只有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一人。到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国内已是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自身难保，仓促组队出征又以空手而归告终。

这些失利并不只是成绩上的难看，连带着还衍生出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有一幅英国漫画，把中国人画得又矮又瘦，一副“东亚病夫”的样子，传到国内，不少有心人看了都不是滋味。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后，觉得问题不是“面子”而已，而是国家形象和民族自信。

所以，在经济远未宽裕的情况下，中央还是决定成立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把体育从零开始搭起来。这一步，很多人当时未必完全理解，但在决策层看来，已经是非做不可的长远布局。

人选落在谁身上，其实也颇有意味。讨论时，不少领导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名字——贺龙。

二、在战火里练出的“体育部长”

贺龙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这一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两件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后来却在他身上奇怪地连到了一起。

少年时代的贺龙，不是个爱读书的人，却跟着做过武举人的祖父练武。他五六岁就敢下水游泳，十岁出头就能策马飞奔。后来闯码头、赶马帮，常年在外奔波，身体被练得结实，也养成了爱运动、好动手的性子。

参加革命之后，他把这一套全带进了部队。红二军团时期，他不管战事多紧，总要给战士挤出时间搞军体活动。爬山、射击、刺杀、长跑，安排得满满当当。很多战士一开始觉得吃不消，小声抱怨：“天天折腾得腰酸腿痛，还怎么打仗？”

贺龙对这种抱怨几乎从不让步。他对战士说：“打游击，靠的是腿快、身子硬。没这副身板，枪法再好也顶不住。”态度坚决，要求也细致。晴天带队到山野里练徒手操、爬山、打猎；下雨就在屋里跳桌子、摔跤、练拳击。他还特意办了一所随营学校，用“正规教学”的方式，把军体训练制度化。

这么折腾，效果立竿见影。红二军团行军作战时，经常要急行军，赶路很凶。有的部队掉队时，这支部队还能整建制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硬是靠着平时练出的体力和意志扛了下来。

到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那些年，贺龙对体育的“执拗”不但没减弱，反而玩出了新花样。他在部队里成立“战斗篮球队”，还真不是为了消遣。有硬仗要打的时候，他常常先组织一场篮球赛。

1939年，日军吉田大队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河间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形势非常紧张。那段时间，新兵多，很多人心里打鼓。战斗一打响，贺龙去了新兵营，张罗了一场篮球比赛。炮弹在不远处炸开，新兵们心神不定，球也打不好。

贺龙在场边不断喊：“打精神！打精神！球场上没精神，上了战场更要命！”年轻士兵被他这一通喊，慢慢真把注意力拉回到了比赛上。比分打得紧，气氛上来了，贺龙忽然喊停：“球先放下，拿枪上阵！”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还在，刚刚被调动起来的好胜心，很自然就转到了战场上。从后来的战果看，这次“篮球赛”确实起到了不小的鼓劲作用，部队连续几天激战，歼敌七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这一段经历，在部队里被说成故事，后来也成了不少老兵回忆时津津乐道的一幕。体育，在贺龙这里，和战争、和胜利连在了一起。

解放大西南之后，他一头扎进地方工作，却仍旧忘不了体育。重庆、成都一带，很快就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体工队，下面设篮球、排球、足球等多支队伍。中央了解情况后，有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笑着说：“这个贺胡子啊，最喜欢搞运动。”

这一句话，也在无形之中，为他后来出任国家体委主任铺了路。

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左右，全国的体育机构仍然非常稀少，基础薄弱。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中央决定认真搭起这个框架时，大家都觉得，贺龙这个人选，是既懂军事、又通体育，还有组织能力的合适人选。

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后，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是毛泽东点名的信任。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三、贺龙的“体育账本”

上任伊始，贺龙先做的，不是去哪儿剪彩，而是抓班子。他明白，体育要办好，得有懂行的队伍。他一方面从原来西南老部下里要人，像胡耀邦、路金栋等人，都和体育工作发生了关联；另一方面，又跑去做工作，说服一些本来不太情愿离开部队的干部转行搞体育。

有干部心里犯嘀咕：打了一辈子仗，好不容易盼到建设时期，怎么又被调去搞“抡球踢球”？在一些老干部眼里，当时体育还是“边角料”，不算硬任务。贺龙听说有人拖着不报到，居然发了火。他摆明态度：“不要看不起体育工作。国家要想强，光有枪杆子不够，体格不行，哪来的后劲？”

这番话，有点冲，也很直接。被点名的干部脸上挂不住，却也看出了他的认真。很多人后来回忆，正是因为贺龙这种近乎“倔强”的坚持，才慢慢打消了大家心里对体育工作的轻视。

除了从部队“挖人”，贺龙还把目光投到海外。他知道旧中国时期，有一些体育人才被迫在国外谋生。国家体委成立之后，他多方打听，想办法把他们请回来。有的运动员在海外混得并不如意，听说新中国要办体育，心里一热，义无反顾回国，有的干教练，有的带队，帮新中国体育补上了宝贵的一课。

到了1954年前后，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国家队陆续组建起来。从无到有，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中间的艰难，只有参与的人最清楚。

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一个标志。那次全运会共产生了三百八十多枚金牌，有七名运动员打破四项世界纪录，新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记录上终于有了自己的痕迹。对老一代领导人来说，这是“从零到一”的跨越，也让他们看到了体育这条路确实走对了。

有了国内的基础，接下来，就要考虑怎么走向国际舞台。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筹备，就放在了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这项运动会由一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发起，强调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也是一块展示各国实力与精神面貌的舞台。对新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重要机会。

四、金牌要不要“拿太多”

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临近开幕，中国代表团的选拔已经结束，运动员陆续集结。作为主管体育的领导，贺龙非常看重这次出征，他和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一起，安排了一次接见，算是给运动员们“出征前打气”。

场面不算隆重，却很热烈。年轻运动员们站得笔直，眼里带着一点紧张，也有掩不住的兴奋。贺龙讲话，一向直爽。他大致讲了几点，最后提高了声音：“要好好比，争取把冠军尽量多拿下来，让外国朋友看看我们新中国的精神头。”

他这句话，出发点很简单：为国争光，多拿金牌，没有错。体育比赛，说到底就是要拿名次、争好成绩。但他话音刚落，坐在一侧的陈毅就笑着接了话，语气却有点不同。

陈毅身上有两层身份，一是开国元帅，另一层，则是外交部长。他考虑问题，自然多了一道外交过滤。他略带诙谐地说：“冠军是要争的，不过也不能一个不剩都拿走嘛。要是金牌都拿回来，以后见着那些朋友，人家该说陈毅不讲面子了。”

运动员们听到这里，有些忍俊不禁，气氛一度还算轻松。但两位老总，却越说越认真。贺龙的意思是：比赛场上，凭本事说话，怎么能为了“给面子”就往外让金牌。陈毅则强调：国家之间还要讲友谊，别显得过于锋芒毕露，让人难堪。

两人的立场，其实都出于公心，不过角度不同。一个从体育事业本身出发，讲的是竞技精神和自信；一个从整体外交布局出发，顾虑的是国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原本只是几句插话，很快就碰出了火花。

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陈毅干脆笑着说：“这样争下去没个头。不如找周总理来评评理。”贺龙一听，爽快答应：“行，去找总理。”

几天后，两人一起走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简单寒暄之后，话题很快就到了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贺龙先开口，直截了当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应该鼓励运动员大胆去拼，能拿多少拿多少。陈毅接着把自己担心的情况也讲明白：金牌拿得太多，容易让一些国家心里不舒服，不利于团结。

办公室里一时间有点热闹。两人一个急，一个冷静，但语气都很坚决。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却并没有马上表态。他非常了解这两位老战友，一个脾气火爆，却对事业极认真；一个出口成诗，看问题总要兼顾方方面面。

等到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又顶了几句，周恩来终于抬起手，示意先停一停：“你们别吵了，听我说完。”这句话，说得不重，却带着不能拒绝的味道。

他的意见，其实并不复杂：金牌不可能全拿，也不该刻意去拿全；但同样，也绝不能故意把该拿的让出去。比赛就是比赛，运动员在场上要尽力发挥，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如果因为所谓“给面子”，明明有实力却故意失误，那既是对运动员不公，也是对体育精神的不尊重。

周恩来这样一说，贺龙和陈毅都静了下来。两人想了想，分别点头。贺龙心里明白，这个尺度，既没有压运动员的锐气，又兼顾了国家之间的关系；陈毅也承认，这样的处理，既不激化矛盾，也不会让中国在场上显得软弱。

这场看似小小的“争吵”，就这样在总理一锤定音中收尾。两位老总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心态都轻松了不少。周恩来给出的，不只是一个“折中方案”，更是一种对体育与外交关系的清晰界定：场上拼尽全力，场下讲求友谊，两者并不矛盾。

后来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整体表现不俗，拿到了相当数量的金牌和奖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却也并未因为成绩太好而引起公开的争端。可以说，当时那次小小的“评理”，事实上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态度，定下了基调。

五、从“军体”到国家体育的坚守

1963年之后，贺龙仍旧坚定地守在体育战线上。对他来说，从早年在山野里带兵跑步、打猎，到在解放后的城市里组织运动队，路虽然不太一样，目标却始终没变：让中国人强起来。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体育大国”这个念头。对很多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个说法一开始听着有点新鲜。经济要强，国防要强，这大家都习惯了；体育也要强，这个想法在当时看似不那么紧迫，却被他一遍一遍提起。贺龙深知，在国际舞台上，体育成绩不仅是几块奖牌，更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一种展现。

在国内，他推动各类运动项目的普及，关心国家队的训练，也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条件发展特色项目。有时他到基层调研，看见群众自发组织的简易球场、土排球架，往往会多停几分钟，问一问具体情况。对于一些还抱有“体育是玩”的干部，他总是态度鲜明，不厌其烦做工作。

站在他这一生的经历看，大半辈子在战火中奔走，后半生却愿意把大量精力放在体育上，这种转换并不轻松。战争年代，他通过军体活动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平年代，他希望通过体育，让整个民族的体质和精神面貌都能焕然一新。

他曾经多次提到，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自己举办奥运会，让世界各国运动员到中国来比赛。这在当时听起来，多少带点理想色彩。196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条件全面参加奥运会，更别说举办这样的大型赛事。可在贺龙心里，这却是一个清晰的目标。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后，政治风云突变，贺龙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离开了他倾注心血的体育岗位。1979年经中央决定为他彻底平反后，人们在整理新中国体育发展史时，提起他的名字，无不感慨万千。

后来，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时，许多老运动员、老体育工作者自然会想起那个曾经为体育奔走呼号的人。要说这一届盛会是谁最早挂在嘴边，贺龙绝对算一个。只是时间没有给他亲眼见证的机会。

回头看那场1963年的“金牌之争”，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却恰好把几位领导人的性格和认识展现得很清楚。贺龙要的是冲劲，要的是“不服输”的底气；陈毅考虑的是分寸，是国际舆论和朋友间的感受；周恩来则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既不失原则，又能顾全大局的“度”。

从战场上的军体活动，到国家体委的建立，再到新兴力量运动会上的那场小风波，新中国体育事业一步步走来，少不了争论，也少不了在争论中逐渐找准方向。这些故事，看似是几位老人的琐碎交锋，其实串在一起，就是新中国体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