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和二三甲进士有哪些不同？传胪之后他们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

光绪三十一年夏天，六月闷热的午后，京城街巷里忽然安静下来。茶馆里，几个老秀才放下手里的折扇，凑在一张旧报纸前，看着上面那行小字——“科举停废”。有人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以后怕是再也听不到‘状元及第’这四个字了。”另一人摇头：“状元不会消失，只是换个地方活在嘴上罢了。”

事实也大致如此。科举制度在一九零五年废除，可“状元”两个字，却顽强地留在了民间记忆里。过年贴春联要写“连中三元”，给孩子起名喜欢叫“某某状”，连说笑话，也爱拿“状元郎”作比喻。而另一边，“进士”这个曾经无比响亮的名号，却渐渐淡出日常话题。

有意思的是，在清代的具体制度中，状元与“二、三甲进士”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句“名气大一些”就能说清楚的。从传胪那天起，两者的人生轨迹往往就已经分道而行，之后每一步都在拉开距离。

一、从“走哪道门”开始的尊卑之分

清代的科举，殿试是最后一关，也是等级最高的一关。前面的乡试、会试，好比大浪淘沙，到了殿试这个层面，已经都是天南海北挑出来的尖子，称作“贡士”。殿试上由皇帝亲自钦定名次，这一点沿自明制。

殿试日期在清初比较灵活，大致在四月或五月上旬。到了乾隆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七六一年，才固定在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四月二十五日传胪。此后成了定制，考生们心里也都有数：这几天，决定一辈子的命运。

所谓“传胪”，说白了就是正式发榜，通过礼仪化的方式，把名次当众宣读出来。清代的惯例是，殿试之后，所有贡士按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统一称“赐进士及第”；二甲人稍多，几十名，一般四十到六十人左右，称“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众，多为“赐同进士出身”。

听上去大家都是“进士”，头衔里差别只在几个字。但在传胪这天，当众宣读名次的那一刻，差距已经非常清晰。尤其是一甲三人，哪怕是第三名探花，往后的待遇也远远高于普通二、三甲进士。

传胪仪式结束后，礼部官员要带着新科进士出宫谢恩，并组织游街。街上围观的百姓，看得最清楚的，其实并不是某人第几名，而是谁走在前面，谁抬的是哪种轿子，谁从哪一道门出来。

按照规定，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人，可以走紫禁城中轴线上的正门出宫。其他二、三甲进士，只能从侧门鱼贯而出。这个待遇非常讲究，正门在制度上几乎是皇帝专用的通道，平日只有皇帝出入，皇后大婚入宫，或孔子后裔“衍圣公”朝觐时才可以走。这时候让新科一甲三人走正门，象征意味不言自明。

这天的游街，同样有严格的队形。状元打头，榜眼、探花紧随其后，后面才是二、三甲进士的长队。游街告一段落，新科进士们还要“送三甲”，先把状元、榜眼、探花送回各自会馆，行礼如仪，然后才各自散去。对进士群体来说，一甲三人已经成了天然的“领头羊”。

从表面看，只是一个出宫的门、一条游街的路。实际上，这已经在昭示：在清代这套制度里，“进士”只是基本身份，“状元”则是被单独拎出来供整个社会瞩目的人物。身份的高下，从进午门还是侧门那一刻，就已经拉开了。

二、宴席座次与器物等级，处处都是分界线

传胪之后，新科进士的“荣耀流程”还远没走完。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礼部要在宫中设宴，专门款待这批新进士，这就是著名的“恩荣宴”。民间更喜欢称它为“琼林宴”，听着就有几分华丽味道。

宴席怎么排，其实非常讲究。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各占一桌，单独落座。其他所有二、三甲进士，四人挤一桌。单看座次，就知道谁是主角，谁只是陪衬。

桌上的器物也有明确的等级划分。状元饮酒，用的是金碗。二、三甲进士只能用银碗。乍听之下，好像只是换了个材质，但在礼仪社会里，金银之别背后就是身份之别。不得不说，这种细腻的差等制度，在宴席场景中呈现得淋漓尽致。

宴会结束时，每位进士都能得到一枝宫花，上面写着“恩荣宴”三个字，算是一种象征性褒奖。不过，状元还会额外获得一面银牌，规格明显更高。二、三甲只有花，状元多一块牌，走在街上都能看得出来身份不同。

恩荣宴之后两天，到了四月二十八日，新一轮仪式又要登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人，要到午门前参加授职仪式。按照明清沿袭下来的规矩，一甲三名可以直接授官，全部进入翰林院：状元为修撰，榜眼和探花为编修。

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就在这一天，状元可以身着皇帝赐予的六品朝服，佩戴补服，足蹬带靴，真正跨入朝廷正式官员的行列。而二、三甲进士呢？只能在旁边“凑个热闹”，每人赏赐牌坊银与彩花，象征祝贺，却没有实质性的官职到手。

这就相当于，大家同场考试，一甲三名马上拿到录用通知书，直接走上中央机关岗位；二、三甲进士虽然也算“通过国家考试”，却得再等好几道程序，才有机会真正走上仕途。

四月二十九日，状元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按照制度，他要代表所有新科进士，给皇帝呈上一份谢恩表，表达感激。这之后，再到孔庙、国子监行谢师礼。这几步流程，表面上是礼仪，实际也是在强调“状元为众人之首”的身份——朝上对君王行礼，朝下对先圣先师行礼，中间始终站在队伍最前面。

这些仪式走完，一科进士的“出道仪式”算是告一段落。但从头到尾看下来，谁是“一枝独秀”的那个人，谁只是“锦上添花”的那批人，已经非常明朗。名义上都是进士，体面上却层层分出高低，这在清代是公开且被认可的现实。

三、起点不同，仕途高度差出一大截

礼仪上的差别，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到职务上来。科举时代，读书人拼命赶考，为的不是一枝宫花，也不是一场宴席，而是进入权力体系的机会。状元和二、三甲进士的真正差距，就体现在仕途起步和后续提拔上。

在清代的制度中，一甲三名无需参加后续的“朝考”，可以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职，这点沿自明代。翰林院是干什么的？简而言之，是皇帝身边的文官核心机构，负责起草诏书、修史撰文，也承担日常的机要文书工作。能进翰林院，既说明才学得到认可，又说明被纳入了权力中心圈。

清代一共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诞生状元一百一十四人（有两科并列状元）。后人对这些状元的仕途做过具体统计，其中有官至宰辅的，也就是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共十四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一朝就占了六个，可见当时皇帝对状元的重视。

官至部、院大臣者，有二十四人，乾隆朝占七人。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种封疆大吏级别的，有六人。把这几种职位加总，一二品大员共四十四人，占状元总数的大约三十九个百分点。再加上官居三四品的各类高官，人数又增加了三十多人。

这组数字虽然冷冰冰，却说明一个问题：清代的状元，在整体官场格局中，确实属于出头率非常高的一群人。也有个别状元仕途平平，几十年不过翰林院修撰、侍读一类，没有大起色，但比例不算高。

状元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一方面，名声在外，人一出科，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当科第一名，皇帝也往往愿意多看一眼。另一方面，起点高，从翰林院修撰做起，后续升任侍讲、侍读、内阁学士，再往上就有机会做到部院大臣，甚至入阁拜相。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部分状元会被皇帝选中，充当皇子读书的伴读或老师。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皇子身边的老师”，甚或“帝师”的后备人选。这种近距离接触皇室核心的机会，是普通进士几乎想都不敢想的。接触平台不一样，后来能够掌握的资源自然也不一样。

二、三甲进士的路就曲折得多了。殿试之后，他们要参加朝考，成绩好的才能被选为“庶吉士”，集中到翰林院学习，三年后再经散馆大考，看结果如何，再决定正式授官。这相当于多了一道筛子，多耗费了三年时间。

而且，就算成为庶吉士，散馆后能留在京城的，也只是其中少部分。能留京做翰林，已经算非常不错。大部分进士的归宿，是被外放到各地州县任职，从七品的小小知县做起，一边干案卷，一边慢慢熬资历。

从地方基层爬上来，路很长。知县升知州，再升知府，往上还有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层层递进。真正能爬到总督、巡抚这类封疆大吏的，凤毛麟角。许多进士终生在地方官场打转，终点也就是个五六品的中层职位。

与之相比，状元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外放。原因很简单，状元是科举制度的“招牌”，朝廷乐于把他们留在京城当面旗，挂在中枢机构里更有意义。即便有个别状元后来外任，多半也是从中级京官转出，起步就是知府一类的中层实权官。以这种起点出任地方官，晋升总督、巡抚的可能，显然比从基层知县干起要大得多。

说到这，差距就很清楚了。一甲三人拿的是“中枢直通车”，二、三甲进士则要一步步从基础爬上去。制度本身并没有明文写“状元必然高官”，但在具体操作上，状元的起点和路径，注定让他们更容易走到高处。

四、“状元家族”的传说与真实情况

社会上流传得最广的一个说法，是清代“状元门第层出不穷”，什么父子状元、兄弟状元，听起来极有故事性。茶馆里老人讲起来，也很爱往这类传奇上靠，说得头头是道。

不过，稍微对照史料就能发现，这类说法多半是以讹传讹。有清一代，共一百一十四名状元，其中并不存在父子同为状元的例子，也没有亲兄弟同时或先后夺状元的情况。

血缘关系最亲近的，只出现过祖孙状元一例，即彭定求与其孙彭启丰。外祖孙状元一例，为金甡与外孙汪如海。翁婿状元一例，则是彭启丰与其女婿庄培因。另外还有三例叔侄状元。也就是说，“家族里出两代或两支状元”确实有，但集中到祖孙、外祖孙、叔侄和翁婿这些关系上，没有民间津津乐道的那种“父子同为天下第一人”。

这一点颇值得玩味。一方面，状元确实集中在少数读书门第较深厚的家族中，说明文化传统和家学对科举成绩的影响非常大。另一方面，即便是这样，能在同一家族里连续培养出两个状元，仍然是概率极低的事情。

试想一下，在清代几百万读书人中，每三年才出一个状元，要连续两代都拿第一，难度可想而知。被后人不断放大的“状元家族”传说，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对功名的想象与投射，而不是制度内真实普遍的现象。

回过头再看状元和进士的差别，除了精神层面的荣光和民间叙事里的光环，落在现实上的，还是那几样具体的东西：出宫走哪个门，宴席坐哪张桌，喝酒用什么碗，授官从哪一级起步，是否有机会留在京城，能不能接触皇帝与皇子。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规定，构成了科举时代读书人命运的框架。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停废后，“状元”作为正式的制度名号不复存在，可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状元与“普通进士”之间那道隐形的线，却一直没有消失。哪怕只是谈论历史，提到清代科举，大多数人口中第一个蹦出来的，依旧是“某某年出了个状元”。二甲、三甲进士的名字，则常常淹没在榜册里，不再被人记起。

从传胪那天起，身份差距就开始累积；随着每一次仪式、每一次任命和调动，那道差距越拉越长。到了仕途的后半程，再回头看当年的殿试名册，往往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更容易走到历史的显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