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春天，徐州城墙上的母亲，用命给娃留了条活路

1938年的徐州，谁还记得？

如果你去问家里的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那年春天，城头上挂的是太阳旗，城里头飘的是血腥味。有个女人，抱着娃，从三十丈高的城墙上跳了下去。

你说她傻不傻？

可她没得选。

城墙上，她抱着娃，身后是鬼子的刺刀

那年春天，徐州沦陷了。

膏药旗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都是哭声。李宗仁撤了，走之前摔碎了手里的青瓷碗，说了一句：撤吧，给百姓留条活路，比守住阵地要紧。

可活路在哪？

北门的吊桥刚放下，逃难的人群涌上去，鬼子的机枪一扫，血顺着桥板往河里淌。那些跑出去的，也没跑多

远，城外到处是尸体，路边的死人饿得皮包骨头，眼睛还睁着，望着天。

就在那样的徐州城里，有个年轻母亲，怀里抱着孩子，站在城墙上。

她衣角被风掀着，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着灰。脚边放着半碗米汤，那是她从满街饿死的人堆里，一点一点扒出来的活命水。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脏兮兮的，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

城墙根儿底下，鬼子像疯狗一样，在断壁残垣里翻找活人。

有个留山羊胡的军官，瞧见墙角躲着的母子俩，眼睛亮了。他提着刺刀走过去，刀尖挑开女人肩头的粗布衣裳，嘴里叽里呱啦地叫着，笑得又脏又响。

孩子被惊醒了，哇哇大哭。

女人猛地把孩子搂进怀里，搂得死死的。指甲抠进手心，抠出血来。

她身后，就是三十丈高的城墙外沿。

跳下去，是死。不跳，也是死

有人说，这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四省交界的官道上，压过多少车轮，走过多少兵马。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这座城会变成这样。

女人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

小脸上沾着煤灰，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在找奶吃。他不知道害怕，他不知道娘现在有多害怕。

身后的骂声越来越近，刺刀的光晃得人眼疼。

女人猛地转过身，朝城墙边挪去。

她不知道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也许是想着孩子摔下去会不会疼，也许是想着

跳下去能不能留个全尸，也许什么都没想，就是不想让鬼子碰她的孩子。

风从城外吹过来，冷得刺骨。

指甲抠进城墙的砖缝里，抠得手指头都破了。鬼子在背后叫嚷，像狼一样追着。

“站住！”

刺刀挑破她肩头的布衫，布条在风里飘。

女人猛地转身，把怀里的孩子高高举向天空。

她看了孩子最后一眼。

然后，她腾空跃起。

半空中，一只手伸了过来

所有人都没想到。

有个年轻的日本兵，大概是下意识，伸手去抓。

只扯下半截头绳。

褪了色的红头绳，在风里飘了一下，落下去。

母子俩擦着刺刀往下坠，砸在城墙下的青石板上。血溅出来，溅了两朵。

孩子在她怀里，她手心还托着，没松开。

随军记者正好站在那儿，相机快门一按，拍下了这一幕。

照片里，女人摔在地上，身体扭曲着，手还死死护着怀里的襁褓。孩子没摔着，躺在她胸口，嘴巴一张一合的。

那张照片后来被印在战地报纸上，标题写的是：“剿共匪妇抗拒抓捕”。

可徐州街坊

们都认得，那条褪色的头绳，是城南周裁缝家女儿的。

周家铺子，三天后被人浇了煤油，烧成一片灰。烧不完的棉絮飘得到处都是，像黑雪一样，落满半条街。

襁褓里，缝着一张纸条

城外的游击队摸黑进村，有人看见那张报纸，认出了照片里的女人。

他们赶到城墙下，女人已经没气了。胸口压着个没坏的襁褓，衣角沾着血，里面裹着半块银元。

那是她早上当掉最后一件棉袄换来的。

战士们把婴儿放进背篓，发现孩子小手攥得紧紧的，掰开一看，攥着襁褓里缝的一张纸条。

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

宁为玉碎。

那一年，徐州城里的母亲们，做了太多选择

后来，徐州的百姓总说，那年春天，母亲们做了太多选择。

有的把孩子绑在井底，一绑就是三天三夜，鬼子走了才敢拉上来。有的用最后一点米汤泼向敌人的探照灯，就为了掩护藏人的地窖。

鬼子扫荡的时候，常看见妇女抱着孩子站在麦垛上，身后堆着齐腰高的干草。她们不怕烧，她们怕的是怀里那个小人儿落到鬼子手里。

她们守着的，是比命还重的东西。

八十多年过去了，你还能想起她们吗？

现在的人，谁还记得1938年的那个春天？

谁还记得那个从城墙上跳下去的母亲？

她的名字没人知道了，只知道她是周裁缝家的女儿。她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也没人知道。也许长大了，也许没长大。

但那张照片留下来了。那个瞬间留下来了。

一个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命给了孩子。

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活路？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不会也那样做？

可能不会。可能没那个勇气。

可那时候的母亲们，她们有。她们一个个的，都站到了城墙边上，站到了麦垛上，站到了井口边。她们用自己的方式，给孩子留了条活路。

哪怕那条路，是自己拿命换的。

你问我为什么写这些？

因为有些事不能忘。有些人，不能忘。

那个春天，徐州城墙上的风很冷。可那个母亲怀里的孩子，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