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大王被“催收”：3472万银行追债、1587万创始人反诉

2026年的中国金融圈，上演了一出极具黑色幽默的戏码。

3月10日，国内最大的催收公司——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被长沙银行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追讨3472万元欠款。

半个月后，连公司的创始人谭曼都把自己的公司告了，要求偿还1587万元借款。公司自己盖章承认“已无力偿还”。

一个曾经替上百家银行催收欠款、巅峰时期手握400多亿逾期债权、员工超过1.7万人的催收帝国，如今竟然沦落到被银行追债、被创始人起诉的境地。

这就像是一个专门替别人讨债的“江湖老大”，最后连自己的债务都还不上，还得被别人来讨。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律师到“催收大王”，一条灰色之路

2005年,30岁的谭曼从湘潭大学法学院毕业五年后，回到长沙创办了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主营欠款催收法律服务。

那个时候，“催收”行业还处于灰色地带，合法的有律师事务所，游走在边缘的有各类商务咨询公司，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暴力”“涉黑”几乎成了行业标签。

但谭曼不一样。他有法学背景，想走一条“合规化”的路。2006年，他创办的裕邦律所仅用两年时间就占据了湖南个贷催收法律服务80%的市场份额。

2014年，他正式注册成立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把业务从法律催收扩展到全链条的催收服务。

永雄集团迅速扩张。到2019年，公司拥有全职催收员工超过1万人，其中1000人是资深催收专家，每位专家的平均月收款额能达到2.7万元，待催款项超过400亿，佣金率在35%以上。

公司的五大客户——主要是各大银行——贡献了超过八成收入。

鼎盛时期的永雄有多夸张？光是在长沙的总部大楼就有11层、1.27万平方米，鼎盛时有400多名催收员工在此办公。

创始人谭曼还在老家新化县城建了一栋综合商业大楼，里面设置了催收人员的工作办公室、员工宿舍，还有装修奢华的私人宴会接待层。

谭曼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赚钱的生意人。2017年，他向母校湘潭大学捐资1亿元，成立了全国首家信用风险管理学院，自己亲自担任首任院长。

他还多次公开呼吁催收行业“合法化”“阳光化”，希望能给这个行业正名。

2019年10月，永雄集团向美国SEC提交IPO招股书，计划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募集不超过2亿美元，代码“YXR”，冲击“催收第一股”。

彼时的招股书显示，公司2018年营收7.58亿元，2019年上半年营收5.15亿元。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

上市梦碎，危机四伏

但命运的转折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就在计划上市的2019年11月20日当天，永雄集团临时改变计划，申请撤回IPO，理由是“需要向SEC提供补充资料且来不及收到回复”。

这一延期，就成了永雄走向衰落的开端。

此后几年，催收行业的监管环境日益收紧。

银保监会、央行多次发文，严厉打击非法催收和暴力催收。

2024年5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审慎实施催收外包。

2026年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又发布了《金融机构个人消费类贷款催收工作指引（试行）》，从行为规范、机构管理等多方面重拳整治违规乱象。

2025年10月实施的助贷新规，更是明确要求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

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

2023年4月至5月，安徽警方跨省执法，相继介入永雄集团位于吉首、怀化、湘潭和邵阳的四家分公司调查，共将179名员工强制带往安徽，其中3名员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批捕。消息一出，整个催收行业都震动了。

2023年5月25日凌晨，永雄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突然发布“告全体员工书”，宣布从即日起停业。

这份公开信里，永雄多次强调集团始终合法合规运营，“绝对不存在公司违法犯罪行为”，但外界并不买账。

停业之后，永雄的处境每况愈下。公司员工从疫情前的1.7万人，降到7000人，再降到2000人。

2024年4月，公司正式宣布不再从事具体催收业务，转型为科技服务型企业。

但转型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到了2024年底，公司40家分支机构已全部注销。

天眼查数据显示，公司的参保人数从2022年的3205人锐减至2024年的2人。

2025年7月，公司还拖欠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合计42.89万元，连基本的税款都交不起了。

曾经的万人催收帝国，几乎成了一家空壳公司。

资产抛售、银行追债、创始人反诉

为了自救，永雄开始抛售核心资产。

2025年12月7日，永雄集团宣布以7000万元的价格公开变卖位于长沙芯城科技园的总部大楼。这栋11层、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的写字楼，是永雄最值钱的家底了。

但仅仅3天后，公司就再次公告，降价1000万元，以6000万元的价格“亏本贱卖”。

公司还在公告中喊话：凡向公司提供客户资源促成交易者，可享受50万元推荐奖励。

与此同时，创始人谭曼位于湖南新化县城的另一处资产“新化卫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也以6000万元的底价挂牌拍卖。

两处核心资产密集抛售，资金链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但即便如此，债务的窟窿还是填不上。

2026年3月10日，长沙银行金城支行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永雄集团立即偿还拖欠的借款本金与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472万余元。

这笔贷款源于2023年底签订的最高额度4000万元的授信合同，2024年1月发放。为了拿到这笔钱，永雄集团及其关联方几乎把所有核心资产都作了抵押——长沙芯城科技园的总部11套房产、关联公司长沙裕邦软件开发公司名下的9套房产、创始人谭曼及其妻子周小芳的个人连带担保，连周小芳名下长沙湘江世纪城的高档住宅也抵押了出去。

公司曾两次申请展期将还款日延至2025年12月31日，但最终还是没能还上。

更戏剧性的是，就在银行起诉后半个月，2026年3月23日，永雄创始人谭曼也把自己的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偿还1587万元借款。

诉状披露，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自2023年以来处理公司的善后事务、员工遣散和维权相关开支。

也就是说，公司出事后，是创始人自己掏腰包垫钱来善后。

但现在，公司连创始人的钱都还不上了——一份盖着公章的《欠款证明》显示，截至2026年3月23日，公司已确认无力偿还这笔1587万元借款。

当被媒体问及“为何创始人、大股东也起诉了公司”时，永雄集团相关负责人回应说：“这是他个人隐私，公司不便回应。”

股权领域的专业律师王晓营分析说，大股东在公司破产前起诉自家公司确认债权，是一种常见的防御策略。

目的是赶在破产清算或资产重组前取得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债权，这样进入破产程序后就能尽快申报债权并得到破产管理人的确认。

说白了，谭曼这是在为自己“占位”——公司破产清算时，他的1587万欠款如果有了法院判决确认，就能和其他债权人一起按比例参与资产分配。

否则，股东借款很可能被排在最后甚至被忽略。

截至2026年3月，永雄集团的现状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资不抵债。短期要还的债务超过5000万，而公司账上的资产几乎已经被抵押殆尽。

曾经的催收大王，如今成了“被催收人”。

一个时代的终结

永雄集团的坍塌，远不止是一家企业的败落。它折射出了整个催收行业从野蛮生长到合规转型的阵痛。

回看永雄的发展轨迹：从2005年创办律师事务所开始，到2014年成立永雄集团，再到2019年冲刺赴美上市，最后到2026年被银行和创始人双重追债——21年的时间里，谭曼一直试图为催收行业“正名”，但始终没有摆脱这个行业与生俱来的灰色属性。

他曾说律所评先进“看规模看技术，我这规模这技术，哪个律所能比”，但评审机构“嫌他路子野”。

他捐资1亿建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希望能培养专业人才，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他甚至开发了智能催收系统，让员工“跟着电脑读话术”，试图用技术手段规避合规风险。但这些努力，终究没能挡住监管的铁拳。

曾经那个“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的企业愿景，如今成了一句最苦涩的注脚。

行业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全球债务催收市场规模仍在增长，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690.9亿美元。

但增长的蛋糕，已经不属于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玩家了。

2026年初，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催收指引，对催收行为设定了更细化的量化标准，催收人员对债务人同一联系方式尝试拨打次数当天不宜超过6次。

监管的针越扎越密，留给灰色地带的缝隙越来越小。

永雄的故事，远不止是一个企业的败落。它折射出的是：当一个行业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当合规风险被增长欲望遮蔽，当野蛮生长的逻辑撞上监管的铁壁——最后的结局，往往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

如今，长沙银行已经启动了司法强制执行程序，永雄的核心资产即将进入拍卖环节。

公司创始人谭曼也在通过法律途径确认自己的债权，但无论是银行还是创始人，最终能从这堆被抵押了无数遍的资产中拿回多少，恐怕谁都不敢打包票。

曾经的催收大王，如今成了自己最熟悉的那种人——“被催收人”。

这大概就是2026年中国金融圈最具反讽意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