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真的是清代好官吗？其实比和珅贪官更让人反感！

乾隆四十三年，江南梅雨未止，苏州一带潮气阴冷。案卷堆满的官厅里，一个姓蔡的穷书生被押到堂下，嘴唇打颤，却硬撑着说了一句：“小人只求个公道。”谁也没想到，这场原本不过是典卖田产的纠纷，最后竟扯出了“文字有罪”的惊天大案，还让一位在民间被叫作“刘青天”的大员，踏着几家读书人的血，往京城高位上再跨一大步。

这一幕，恰好揭开了刘墉另一张面孔。与戏台子上那个“刘罗锅”判案如神、诛贪官、护百姓的形象不同，史书中的刘墉，并没有罗锅，也没做到宰相，却确确实实参与了几场牵连极广的文字狱，让不少同科同道的仕子对他避之不及。若只骂和珅贪财，还真遮不住刘墉“杀人诛心”的狠劲。

有意思的是，刘墉并非出身寒门，也不是性情粗鄙之人。恰恰相反，他一开始走仕途时，做过不少让人称道的实事，也算克己勤慎的好官。问题就出在，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在皇帝“圣怒”那一边，把无数读书人的命运，当成自己仕途上的筹码。

一、高门出身的“好学生”，也会走到刀口上

要理解刘墉，得从他的家世说起。刘家在清朝算得上名门，从顺治到乾隆，几代人都在做官。

刘墉的曾祖，做过顺治朝的户部员外郎，属于中层官员；祖父在康熙年间做到四川布政使，掌一省钱谷政务；到了他父亲刘统勋这一辈，已经是乾隆朝最炙手可热的重臣之一。刘统勋为人清正，敢言、能干，深得乾隆信任，是实打实的朝中栋梁。

这样一来，刘家在朝中的地位，就不止是“有个官做做”那么简单，而是已经形成了“高门第”的氛围。乾隆也曾写诗夸过刘家，所谓“海岱高门第”，指的就是山东这一支刘氏。

有这样的家庭做靠山，刘墉从小就接受了科举、经义、诗文、书法一整套系统训练。跟普通读书人边教书糊口边备考完全不同，他从少年起就处在一个“准备当官”的环境里。从史料看，他性格并不张扬，读书也下过功夫，算得上踏实勤学的典型。

三十一岁那年，乾隆帝亲自主持会试，刘墉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入场，结果考中二甲第二名进士。这个名次不算惊世骇俗，却很稳当。中进士后一并授翰林院庶吉士，开始深度参与朝廷文化事务。

翰林院庶吉士这个位置，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起点。既能参与编纂国史、典册，又能近距离接触皇帝，是迈向高位的一条“黄金通道”。刘墉在翰林院供职时，参与了图书编修，办事认真，很快被擢升为侍讲，在御前讲经说史，属于帝王身边的近臣。

从履历看，这一阶段的刘墉，完全符合“青年才俊”的标准。没有贪污的记录，也没有明显的恶名。甚至在地方任职时，他还靠整顿考风，赢得过一片叫好声。

不过，刘家并非一路顺风。乾隆二十多年的时候，西北军务紧张，刘统勋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参与伊犁方面的军务。因为军情决策中存在附和定西将军永常、导致军威受损的情况，乾隆大怒，把永常处死，同时将刘统勋押解回京，严加治罪。

刘墉这时还在京中供职，却因“父子相连”，一起被下狱受审，官职中断。幸好乾隆后来气消，又念及刘统勋多年功劳，才将父子释放，允许恢复仕途。这一段牢狱之灾，对刘家是一次重创，对刘墉而言，更是一次教训——皇帝高兴，人人沾光；皇帝发怒，荣宠立刻变成危险。

出狱后，刘墉被外放，历任广西、安徽、江苏学政，负责一省科举与教育管理。学政这个位置，权力虽不算最大，却直接掌握一地读书人的前途，是无数学子敬畏的“科场大拿”。

在江苏任学政期间，他查出多起科场舞弊案，整顿考风，打击作弊，被很多人称为“铁面学政”。乾隆也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曾作诗嘉奖，可见对其早期仕德，是认可的。

这一连串经历，让刘墉在“好官”的路上走得有板有眼。也正因如此，后面他卷入文字狱的行为，才显得格外刺眼——不是不懂道理，而是明知厉害关系，却偏偏主动往刀锋上踩。

二、两桩文字狱，读书人的噩梦由谁打开？

乾隆朝的文字狱，并非一朝一夕。早在刘墉出头之前，江南士林就已经经历过几次“文字有罪”的惊吓，从所谓“捏造诸葛碑文案”到“李雍和潜递呈词案”，接连发生，风声很紧。

在这种背景下，学政、布政使、总督都对“书生乱写”格外敏感。稍微不谨慎，对上难以交代，对下又要“立威”。刘墉偏偏在这样的氛围里，两次选择了站在最严的一边。

第一件，就是震动江南的《俣俣集》案。

被牵出来倒霉的人，叫阎大镛，是江苏沛县的老监生。所谓“老监生”，就是读了一辈子书，科场却一直无缘，年纪大了还挂着个身份，日子其实并不宽裕。乾隆年间，地方为筹军费、粮饷，层层摊派，已经让不少小户叫苦不迭。

阎家本就不富，被摊派压得喘不过气。阎大镛一时气不过，对官府大骂一通，这口气泄完又发慌，匆匆逃走。不过，他不是普通泼皮，而是多年读书的士子，自知闯祸，慌里慌张之余，把自己早年刻印的文集烧了个干净，想着“烧书灭迹”，也许能躲过一劫。

没想到，这个举动进入案卷后，引起了时任江苏学政刘墉的注意。他看完审理材料后，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摊派粮饷”这件民困上，而是盯住了那几本文集——为什么要急着烧？是不是里面有“悖逆之语”？是不是有“妄议朝政”的文字？

在乾隆面前，刘墉按例汇报此案时，对这种“烧书行为”的可疑之处着重呈报。乾隆起初并未立刻雷霆震怒，反而觉得“仅凭烧书一节就重罪治之，似嫌过重”，下令让地方官彻查。

于是，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陈弘等人开始对阎大镛反复审问。刑罚摆上来，软硬兼施，时间拖得很长。一个老监生，在这番折磨下，心志早已崩溃，终于招认自己确实曾刻印过一部《俣俣集》，其中有对地方志和官场的不满言辞。

原来，他的母亲二十多岁守寡，一辈子守节，却没被收入地方县志的“贞烈传”。这在当时士人看来，是一种极大的不公。他借着写文集的机会，对县志编纂和地方风气大发牢骚。那时的沛县知县李棠，并没有把这事往“大不敬”上引，只是训斥了一顿，命其烧毁文集息事。

如果事情停在这里，这只是一件小小的“文人牢骚案”。可地方大员显然对“仅此而已”的查问结果不满意，觉得既然烧书，就一定有更“要命”的文字。于是派人到民间四处搜罗。功夫不负折腾，竟真从人家箱底、旧纸堆里翻出两本残存的《俣俣集》。

这下，问题就被放大了。残本中确有讥评时政之语，虽然远谈不上组织叛乱，却被高晋等人扣上了“大不敬”的帽子，连同阎大镛的出逃、烧书，成了一套“证据链”。他们捧着这套东西送到京城，乾隆翻阅之后大怒，认为这是对朝廷根基的触犯，下旨判阎大镛斩立决，家人也被株连受罚。

这件案子在江南文人圈里，引起极大震动。大家很快查清，这条线索最初是刘墉在案卷上放大“烧书疑点”而引出。舆论之中，“始作俑者”成了有名有姓的刘学政。不少人暗中骂他“何必如此卖力”，甚至有人说，他是“借圣心之怒，以取青云之路”。

不过，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公开攻击学政。更何况，在这之前，江苏地区已经发生过多起文字狱，官员出于自保，谈到“文句有罪”时极端小心。刘墉站在这个位置，既有时代氛围的裹挟，但不得不说，他在这案子里确实没有选择更宽的路径，而是主动将问题往严重处引。

第二件，则是更大、更彻底的《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起初不过是一场田产之争。蔡嘉树是个贫寒书生，因手头紧，将田地典卖给徐食田。典卖与卖断不同，理论上还有赎回的余地。后来蔡家境好转，他想按约赎回田地，却遭徐食田拒绝。原因很简单，当初典价极低，现在若还田，相当于吃亏，徐家心里不愿意。

嘴上争执几回，蔡嘉树心中的怨气越积越重。与其说是为田地，不如说是一口咽不下的气。偏偏他知道徐家祖上有人做过文人雅士，留下诗集《一柱楼诗》。这时，他心中起了一个念头：要是能从诗里挑出“悖逆之词”，借着朝廷严打文字狱的风声，把徐家拉下水，也算出了一口气。

于是，他向官府告发，说徐家祖先徐述夔的诗集中，有大量反清之句，涉嫌谋逆。地方官一看这种告状，心里其实明白，这多半是私人恩怨。主持审理的江苏布政使陶易，起初也并不愿深究，觉得“挟私报复”的味道太重，直接驳回了诉求。

案子如果就这么压下去，最多是个士子间的龌龊。偏偏这时，担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又一次出现在关键位置。他对这起看似民间纠纷的案子异常上心，专门调取《一柱楼诗》，上呈朝廷。

乾隆接到诗集后，逐字逐句圈阅。当看到“ 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 ”这句时，脸色大变。乾隆的理解是：诗中所谓“大明天子”暗指明朝复辟，连“重相见”都写出来了，这是赤裸裸的“反清复明之心”，再加上“且把壶儿搁半边”这种微妙的语感，在过于敏感的解读下，更成了“尚有后举”的暗号。

这一句，成了定案的关键证据。乾隆震怒，下了极为严厉的旨意：徐述夔虽已去世，也要开棺戮尸，斩首示众；徐食田判处斩立决；家属发配充军。而且，祸不止于此，当地凡是徐姓人家普遍遭到抄检，有的被诬“串联同谋”，被抄家，一个姓氏几乎变成“嫌疑标记”。一时间，地方上怨声四起，却无人敢出面说话。

这一案已经不只是“文字狱”，而是“族姓风波”。在江南那样讲究门第、宗族的地方，这种“连姓株连”的做法，带来的心理震动极大。不少士人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都明白，整件事情能闹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有人在中途添了一把火，而那个人，就是刘学政。

案后不久，刘墉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回京主持监察事务。这一步晋升，在政治逻辑上看，完全说得通：皇帝需要“对舆论和文书高度敏感”的人进入中枢，而刘墉刚好证明了自己这一点。

从这两案的进退中，不难看出他的路线：为讨好圣心，不惜把读书人的文字，推向最不利的解释；为了自身升迁，宁可牺牲同类。相比之下，和珅的贪污，除了让国库亏空、百姓受压外，手段多是“钱路”上的，直接因他一句话掉脑袋的士子，反而不如刘墉手上那么集中。

三、和珅是贪官，他为何更招人恨？

提起乾隆朝中的风云人物，和珅几乎成了“贪官”的代名词。而电视剧里，最爱安排的人物组合，就是“刘罗锅斗和珅”。一个清官，一个酷吏，看着热闹，仿佛整个朝局就靠他们俩斗智斗勇。

现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从官阶来说，刘墉一生最高做到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进入过辅臣之列，但时间不算长，更多时候是在都察院、礼部一类部门任要职。而和珅，从乾隆中后期起，就是皇帝跟前最得用的“第一红人”。他兼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甚至与皇帝结成儿女亲家——其子丰绅殷德娶了乾隆的十公主。实权之重，远在刘墉之上。

两人确有几次公事上的摩擦。例如，丰绅殷德成婚那天，满朝文武皆衣冠华丽进宫贺喜，只有刘墉穿了一身旧得发白的朝服，明摆着不给和珅面子；再后来，他在查办山东贪腐案时，扯到了与和珅有勾连的国泰，也算间接捅了和珅一刀。

但这些冲突，并没有发展成你死我活的“生死对决”。从史料看，真正能压住和珅气焰的，是在军功和资历上都远胜一筹的阿桂。这位“乾隆名臣之冠”，因为屡立战功，完全不必看和珅脸色，当众呵斥也是常事。和珅在他面前老老实实，连喘气都不敢重一点。阿桂一旦不在京城，和珅才敢肆意张狂。

刘墉与和珅，更多只是心中互不服气的同僚，并不是真正站在同一高度的对手。影视作品里那种“朝堂一分为二，各拥一派”的构图，更多是为了戏剧效果。

从做人方式看，和珅的最大问题在“贪”。利用手中权力大捞银子，卖官鬻爵，搜刮各省钱粮。他的财富之多，到嘉庆时抄家，家产数目吓得朝臣目瞪口呆，甚至有人说“抄出一个国库来”。这类问题，当然罪责重大。

然而，在读书人心里，还有一种更难接受的行为，就是“出卖同类”。和珅虽然贪财，却很少以“文字之罪”大面积针对士子。刘墉则不然，他出身江南士族，又是翰林出身，按理说最该理解读书人的脾性与困境，却偏偏在“文字狱”这种最伤士林元气的方向，走在前面。

而且，他所参与的几件案子，针对的往往不是拥兵自重的大势力，而是寒素之士、地方旧儒。阎大镛、徐述夔之流，若论政治能量，远远谈不上威胁朝廷根基。却因为一本集子、一句诗，被判了极刑，连家人都遭殃。

试想一下，一个穷书生，读了一辈子书，仕途无望，偶尔写几句牢骚发泄，对时政评头论足两句，在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本不算什么大事。可在乾隆后期那种愈发敏感的政治空气里，这几句牢骚很容易被有意者放大。刘墉恰恰成了那个“有意者”之一。

有人为他辩护，说是时代使然，做官不严厉就保不住帽子。这话其实半对半错。的确，在君主专制的后期，皇帝对舆论的敏感度提高，文字狱频发，身为学政、御史，态度稍微宽松一点，就可能被扣上“失察”、“养逆”的罪名。但话说回来，每一宗案子具体怎么处理，尺度要收紧到什么地步，始终是有空间的。

以《一柱楼诗》案来说，本来就是一桩民间纠纷，布政使陶易看得很清楚，想将其挡在“文字狱”门外，秉公驳回。刘墉却将诗集送上去，主动引发皇帝关注，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被时代裹挟”，而是个人选择了更危险更刻薄的一条路。

这也难怪，后世一些史家在评价他时，用了“比和珅更可恨”这类颇为尖锐的说法。和珅损的是国库，伤的是百姓钱袋；刘墉参与的，是对士子的精神与生命的直接打击，对整个文人群体的信心，是一刀刀往下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墉的书法名声极盛，很多人赞他字姿清雅、骨力内敛。民间有句“字如其人”，放在他身上，却显得别扭。他的字可能确实好看，他做人的某些选择，却难以称“雅正”。

有人还喜欢拿他的“罗锅”形象说事。史料中记载，他其实是身材高大，约一米九的山东汉子。之所以让人觉得弯腰驼背，是因为在乾隆面前，他习惯性地躬身低首。久而久之，被戏曲、评书夸张，成了“弯腰成习”的罗锅，倒也颇具讽刺意味——身体挺拔，心里却不敢挺直太多。

刘墉晚年仕途平稳，却明显表现出一种“避事”的倾向，不再积极参与大案弹劾，尤其是对已如日中天的和珅，更是少有争锋。也就是说，他在自己最有锐气的年头，把刀刃对准了文人同道；等到朝局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与巨贪硬碰时，他已经选择避开风头。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真正走到“与权势决裂”的那一步。对皇帝，他始终是勤谨顺从的臣子；对士子，他则是一个时不时会出现在对立面上的“同类”。这样的复杂角色，才构成了他远比戏剧形象更尖锐的历史形象。

回过头看，那两起震动江南的文字狱，已经足够颠覆后人心中“刘青天”的光环。读书人之间流传一句话：“帽顶再红，压不住血债。”刘墉的顶戴，是靠刘统勋的旧功、自己的勤勉，还有无数士子被定罪的案卷叠起来的。要说“好官”，实难服众。

史册之中，他有勤、有才，也有狠，更有算计。戏台上那位一身正气、专替穷苦人伸冤的刘罗锅，只是后人愿意相信的一个故事罢了。真实的刘墉，远比戏说要冷，要硬，也要残酷得多。